貝萊德的選擇題

2025 年的一季度，貝萊德上了兩次熱搜。

第一次是 2 月底，這家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斷供了上海兩棟寫字樓 7.8 億人民幣的貸款。要知道貝萊德 2024 年末的資產管理規模達到 11.6 萬億美元，體量之大可以位列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僅計算它所持有中國科技巨頭——騰訊、比亞迪、美團、阿里、小米的股票，價值就接近 3000 億人民幣。

與此同時，貝萊德整個 2024 年的凈利潤接近 64 億美元，顯然不是因為沒錢才當的“老賴”。

畢竟，反手貝萊德又以買家的身份出現在了巴拿馬運河的世紀交易案中，228 億美元的開價，差不多是貝萊德過去四年的利潤總和。

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一個稅后可以存下 200 萬的小紅書金領，剛剛拿出四年的積蓄溢價買入一套市中心黃金地段的老房子，卻告訴別人自己供不起一只入門級 LV 的消費貸，你一定覺得匪夷所思。

但當一個富可敵國的超級資本集團，做出這種看似矛盾的取舍時，它一定是把自己的算盤摳到了旁人無法企及的高度。

在金融世界的食物鏈中，中小機構可以只活在金融周期里，大型機構會被迫活在經濟周期里，而超級財團則必須活在政治周期里。

混亂即階梯

眾所周知，貝萊德崛起的關鍵轉折是 2008 年金融危機后的巴克萊全球投資（Barclays Global Investors，即BGI）收購案。這場金額高達 135 億美元的狩獵，是在今年的港口交易之前，貝萊德歷史上出手最大方也是結果最成功的一筆買賣。

為了應對危機之后全球金融監管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巴克萊銀行急需補充大量現金，賣身是活下去的必經之路。

于是，等不到 ETF 兌現巨大市場潛力的巴克萊銀行，把旗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 ETF 提供商——iShares 作為非核心業務一起打包在 BGI 里，賣給了貝萊德。

交易之后，貝萊德從一個 1.3 萬億美元的大型資產管理機構，一躍成為 3.3 萬億美元的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而貝萊德的市值也在拉里·芬克（Larry Fink）的帶領下從 1999 年上市時的 11 億美元，變成 2009 年的 448 億美元，十年增長了 40 倍。

相較于前老板蘇世民掌管的黑石集團 2009 年只不過 880 億美元的規模，后浪拉里·芬克通過一場金融危機，翻云覆雨、靈活騰挪，徹底扭轉了自己的話語權，也成為了華爾街最令人敬畏的角色。

時代周刊記者在描述從業者們對貝萊德保持緘默時寫道：他們有一座貸款未還完的郊區別墅、幾個就讀于私立學校的孩子、一位花銷不菲的女友以及一位花銷更大的前妻。貝萊德每年給銀行和經紀行帶來數億美金的收入。誰想失去如此重要的衣食父母呢[2]？

華爾街的牛馬們不敢得罪貝萊德，但銹帶區的紅州公務員們可以。

在拉里·芬克成為全球資本之王以后，他倡導的所有議題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ESG 投資。這個旨在通過設立 Environmental（環境保護）、Social（社會責任）、Governance（公司治理）的指標來為企業打分，以此作為選股依據的投資理念，在大多數語境下迎合的是民主黨的議程，也符合拉里·芬克作為奧巴馬早期支持者之一的身份立場。

比如在 ESG 視角下，一個好公司的常見標準是能夠最大程度降低碳排放、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還能肩負社會責任、創造女性友好/LGBTQ 友好的職場環境。

2021 年，貝萊德作為 ESG 投資最主要的支持者，推出了一只碳轉型ETF基金（U.S. Carbon Transition Readiness ETF），12.5 億美金的發行規模創下了 ETF 行業記錄，其中加州教師養老金就出了6.5億美元[3]。

但爆款基金的出現在美國市場似乎也意味著某種“盛極而衰”的拐點。貝萊德此后并沒有迎來一個 ESG 吞噬一切的盛世，而是逐漸在紅州遭遇潮退的阻力。

2022 年 6 月，西弗吉尼亞州財長 Riley Moore 因為貝萊德和其他五家金融機構反對石化行業，便禁止該州與這些機構開展投資業務。幾個月后，反對 ESG 的路易斯安那州，從貝萊德贖走了 7.94 億美元。而以石化為支柱產業的得克薩斯州則在 2024 年初直接宣布從貝萊德撤資 85 億美元。

2024 年末，印第安納州財長 Daniel Elliott 宣布印第安納州公共退休系統（INPRS）決定將貝萊德從其投資服務商的名單里移除，并在發布會上頗有一番“基金是人民的基金”的風采——他駁斥 ESG 損害了勞動者的權益和公務員們的養老金，并把剔除貝萊德言簡意賅地總結為：

因為我們決定把印第安納州人民公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

不過，就在巴拿馬運河交易見諸報端之后，Elliott 旋即話鋒一轉：“貝萊德與特朗普政府合作將讓所有人都受益，我可以看到這種合作會為貝萊德打開一些機會”。

紅州官員們對貝萊德的風評轉向，是這筆 228 億美元收購案之于這個超級財團一個最直觀的即時正反饋。

可見，金融世界的靈活就在于永遠可以尋求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反對該反對的，從不影響擁抱該擁抱的，尤其是當后者的蛋糕足夠大。

要知道，當我們在談論美國市場是一個機構投資者主導的成熟市場時，各州的退休計劃、公共雇員養老基金正是最主要的金主。因此，對于一家美國資產管理機構而言，To G 的工作才是規模野心的體現。

貝萊德還要繼續增長，拉里·芬克首先不想再在自己的主場里做二選一的取舍了。

Opportunity 在哪里

2020 年 6 月 19 日，中美之間的直飛航班因為疫情防控而陷入癱瘓，拉里·芬克以視頻形式接入了第十二屆陸家嘴論壇的會場。

彼時，中美關系已經因為貿易摩擦和疫情防控產生裂痕，但面對一個在地緣紛爭之下依然選擇加大對外開放的中國金融市場，深諳“非零和博弈”的金融大佬芬克表示，“盡管現在市場上存在噪音，但我對中美關系能夠以積極的方式繼續發展感到樂觀[4]。”

2020年，拉里·芬克在陸家嘴論壇上發言，Bloomberg

彼時，芬克直言中國就是貝萊德未來最大的機遇之一。事實上，當時的貝萊德本身也已經是中國金融行業對外開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2011 年 7 月和 2012 年 10 月，貝萊德旗下的兩家公司先后獲批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資格，這就意味著貝萊德可以將持有的外幣兌換成人民幣投資A股市場。

2015 年股災之后，貝萊德開始加強其在中國市場的頭寸，持續抄底港交所上市的中國公司，并開始放大投資組合里對中國房地產行業的敞口[7]。

也正是在這場A股史詩級波動里的迎難而上，為貝萊德中國市場業務的加速創造了一個契機。

2015 年 8 月下旬，拉里 ·芬克受邀來華為當時的中國股市提供一些自己的經驗和建議。同期，貝萊德旗下的貝萊德海外投資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獲批 QDLP試點機構，這意味著貝萊德可以在國內募集人民幣資金，為境內合格投資者提供離岸投資服務。

真正的重頭戲在 2017 年拉開序幕。

貝萊德不僅花了 12 億買下普陀北岸長風的兩棟寫字樓（現已斷供），旗下的兩個主體還先后獲批 RQFII 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牌照——前者可以用離岸人民幣投資中國市場，后者則可以像景林、高毅等本土私募基金一樣，募集在岸人民幣，為境內合格投資者提供資產管理服務。

2019 年，貝萊德聘請了兼備美國留學工作經驗、中國證監會工作經驗和境內頭部金融機構高管經驗的湯曉東擔任中國區負責人。一年之后的 2020 年，中國取消基金管理公司外資股比限制，貝萊德拿下國內第一張外資全資控股的公募基金牌照。

到 2021 年，貝萊德持股 50.1%的合資理財公司——貝萊德建信理財獲得銀保監會批準，可開展理財業務。

此后貝萊德以近乎“大滿貫”的牌照組合，成為了中國資產管理行業里幾乎獨一檔的外資基金公司。然而，拉里·芬克卻再也沒有在國內的任何論壇、會議上做過公開發言。

地緣政治的暗涌已經不可避免地流向了這家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的灘頭。

2023 年 8 月，美國國會啟動了對貝萊德的一項調查，核實其中國市場的投資是否涉及到“制裁名單”。貝萊德聲明稱，在中國的大部分投資都是通過指數基金實現的，自己只是通過指數基金提供該類投資服務的 16 家美國資產管理公司之一。

言下之意，16片雪花都不是無辜的，憑什么只把我架在火上烤。

同年 10 月，一貫保持低調的拉里·芬克接受了CNBC的專訪。在談到全球地緣格局時，他用了一個意味深長的“recalibration（重新校準）”來概括對中國供應鏈的看法，并把過去用在中國市場身上的 opportunity 留給了印度、日本和墨西哥[7] 。

與此同時，貝萊德中國區耐心地打完了牌照的地基，業務的發展卻沒能逆勢拔地而起。以最為核心的公募基金牌照為例，從細分業務上看，貝萊德不僅沒有把自己在指數業務上的超級長板做出來，最早發行的幾只偏股主動基金，仍然還在虧損當中。只有偏債類的產品，表現還算差強人意。

從 2021 年 6 月正式展業至今接近四年，貝萊德中國公募基金公司的高管團隊變動頻繁，整體規模目前只有 100 多億人民幣，排在中國公募行業一百名開外。

麻雀雖小，對于國內金融從業者來說，在行業限薪、降薪的大背景下，依然維持著 global pay 的貝萊德，僅從薪酬回報的角度來看，或許對求職者們仍然有著無可比擬的吸引力。

但對于拉里·芬克而言，動蕩的地緣形勢與趨嚴的金融監管下，在中國做資管生意還是不是一筆值得投入的買賣，可能又會是一個要做權衡的問題。

尾聲

在貝萊德初入中國的日子里，幾乎所有同行都對它的風控系統——阿拉丁（Aladdin）充滿好奇。

2007 年至 2008 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金融海嘯期間，阿拉丁幫助貝萊德減少了損失，并獲得了美國政府的信任。憑借其強大的風控能力，貝萊德得以幫助美聯儲管理其回購的 1.25 萬億美元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此后，包括日本、挪威、新加坡等主權基金也紛紛尋求芬克的幫助，貝萊德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一場大型金融危機讓所有人看到了風險管理的重要性，但這并不是一個生僻的話題。

比起復雜的技術原理，村口老頭老太們更喜歡說的一句大白話是：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也不要把所有籃子都放在一輛車里。

小到一個家庭的財務管理，尚且需要通過全球化的資產配置來分散單一資產、單一市場的風險，遑論一個數以十萬億美元計的超級資本集團。

對于貝萊德這樣的超大型金融機構而言，也許，它比任何人都需要一個太平盛世來做配置，而不是做選擇。

在這個維度上，它和它的港口交易對手，面臨的是同一種窘境。

參考資料

[1] Analysis: Republican officials rethink BlackRock bans after Panama port deal

[2] 金融帝國貝萊德，海克·布赫特

[3] 碳ETF發行創紀錄 關注高碳企業轉型，財新網

[4] BlackRock CEO Larry Fink Ranks China Among Biggest Opportunities，Bloomberg

[5] BlackRock's Fink advises Chinese government on volatility，CNBC

[6] QDLP試點案例一：全球最大資產管理機構貝萊德，上海金融

[7] BlackRock Chairman & CEO Larry Fink Speaks with CNBC’s “Squawk on the Street” Today（20231013），CNBC

[8] China calls in investing heavyweight Larry Fink for advice on fixing its dysfunctional market，FinancialPost

作者：張婕妤

編輯：李墨天

責任編輯：張婕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