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中國現代植物學開山泰斗——江西先賢胡先骕的傳奇人生

在歷史的星河中，有些名字如流星般劃過，雖留下璀璨光芒，卻逐漸被歲月的塵埃所掩埋。胡先骕，這位被譽為“中國植物分類學之父”“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的科學巨匠，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世界知名的中國植物分類學家，是中國現代植物學的奠基人，也是中國生物學的創始人之一。

他一生著述頗豐，出版了《經濟植物學》等十幾本專著及150篇科學論文；他慧眼如炬，發現并命名了被譽為“植物界活化石”的水杉；他心懷教育，與鄒秉文、錢崇澍合作編寫了中國第一部生物學教科書《高等植物學》。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位對中國現代科學發展做出卓越貢獻的江西先賢，卻鮮為人知。當我們與身邊的朋友，甚至是大學教授談及胡先骕時，得到的答案往往是陌生的搖頭，這不得不令人感到惋惜與痛心。
一、逐綠之路，譜寫植物學傳奇速寫
在群星閃耀的中國現代植物學領域，胡先骕無疑是最明亮的那一顆。他以非凡的智慧和堅韌不拔的毅力，為中國現代植物學開辟了嶄新的道路，書寫了一段波瀾壯闊的傳奇人生。
1917年（民國六年），年僅23歲的胡先骕，憑借扎實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的學識，受聘為江西省廬山森林局副局長。這份工作讓他得以深入山林，與各種植物親密接觸。在崇山峻嶺之間，他仔細觀察每一株植物的形態特征，詳細記錄它們的生長習性，積累了大量珍貴的一手資料，為日后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次年7月，胡先骕的職業生涯迎來新的轉折，他受聘擔任國立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農林專修科植物學教授。在講臺上，他滿懷激情地將自己對植物學的熱愛和知識傾囊相授。他的課堂生動有趣，深入淺出，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植物學人才，為中國植物學事業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
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在那個日寇肆虐、遍地烽煙的抗戰年代，胡先骕肩負起傳承知識與培育人才的重任，前往江西泰和就任國立中正大學（江西師范大學前身）首任校長。
就任中正大學校長的胡先骕個頭不高，戴寬邊眼鏡，蓄仁丹胡須，在任何場合都是著一身深色長袍，如遇慶典則外加黑色馬褂，以致其經香港轉廣州時，曾被邊防軍疑為日本人而扣留。據中正大學校友黃克敏回憶，胡先骕作學術報告，兼及為人處世，論證翔實，語言生動精辟，備受學生歡迎。特別是在請學者專家作報告，最后校長總結發言時，往往比原報告內容更深入更精彩，對原來內容空泛、條理不清者，加以充實和條理化，使報告更上一個檔次，受到學生熱烈鼓掌歡迎，使原報告人難免略露羞愧之色。
在任中正大學校長期間，面對重重困難，他毫不退縮，堅守教育陣地。他四處奔走，籌集資金改善教學條件；精心規劃，聘請優秀教師充實師資隊伍；用心教導，努力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學校逐漸發展壯大，為國家培養了眾多棟梁之材。

抗戰時期的胡先骕先生

1948年，是胡先骕學術生涯中濃墨重彩的一年。這一年，他與國立中央大學森林學系鄭萬鈞教授聯合發表了有關裸子植物水杉新種的論文。水杉新種的發現與確認，震驚了世界植物學界。這一重大發現，不僅標志著胡先骕的學術造詣達到了新的高峰，更讓中國植物學在國際舞臺上大放異彩。
同年，憑借在植物學領域的杰出貢獻，胡先骕入選中央研究院，成為中央研究院首屆八十一院士之一，這是對他學術成就的最高認可。

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屆年會期間，胡先骕（右二）與胡適（中間）等院士留影。

胡先骕（左）與學術之敵、私交好友胡適合影（這張照片中的胡先骕在很長時間內被人誤認作陳獨秀）

1948年10月4日，時任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簡稱靜生所）所長的胡先骕致函中國科學社社長任鴻雋作該所的南遷準備。
是年秋，北平的共產黨地下組織與胡先骕接觸，希望他留在大陸。據靜生所繪圖員馮澄如之子馮鐘驥回憶，當時出面的是地下黨城工部學委書記楊伯箴和中學委書記李霄路。
胡先骕選擇了留下。
新中國成立后，胡先骕擔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開啟了科研生涯的新篇章。
1951年，他根據對近代植物形態學、解剖學和分類學的深入研究，大膽創新，創建了多元植物分類'系統，提 出著名的被子植物出自多元的分類學系統理論。這一理論的提出，為植物分類學的發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向。此后，他筆耕不輟，先后編寫了《種子植物分類學講義》《中國植物分類學》《經濟植物學》等著作。這些著作內容豐富、系統全面，成為植物學領域的經典教材，滋養了一代又一代植物學研究者。

胡先骕先生

二、留學求知，懷揣科學救國夢
1894年4月20日，胡先骕出生于江西新建縣一個官宦世家，其父胡承弼曾任內閣中書，家族世代為官，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自幼，他便在濃厚的文化氛圍中接受良好的教育，熟讀經史子集，打下了堅實的傳統文化基礎。然而，時代的浪潮洶涌澎湃，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如同一盞明燈，吸引著這位有志青年。1912年，十八歲的胡先骕以江西全省筆試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獲得公費留學生資格，他毅然遠渡重洋，前往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哈佛大學，專攻植物學和農業學。

1912年江西省公派赴美留學生合影（胡先骕，第一排左二）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留學期間留影的少年胡先骕

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大同會合影。胡先骕（第二排右一），坐者為孫中山先生之子孫科。
在異國他鄉的求學歲月里，胡先骕如饑似渴地汲取知識。他每天泡在圖書館和實驗室里，深入研究植物學的各個領域。他不僅掌握了先進的科學理論和研究方法，還親眼目睹了西方發達國家在科學技術上的巨大優勢。這讓他深刻認識到，只有科學才能拯救落后的祖國，更加堅定了他用科學救國的決心。1916年，他獲得科學學士學位后，毫不猶豫地踏上了回國的旅程，渴望將所學知識運用到祖國的建設中。

1916年獲加利福尼亞大學植物學士學位的胡先骕

三、奠基植物學，開拓教育科研新篇
回國后的胡先骕，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植物學事業的開創與發展中。1918年，他受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聘請，擔任該校農科教授，從此開啟了他在中國植物學教育領域的征程。在教學過程中，他敏銳地發現國內缺乏系統的植物學教材，于是，他與錢崇澍、鄒秉文合編了我國第一部中文《高等植物學》。這部教材的問世，填補了國內植物學教育的空白，它內容詳實、條理清晰，為培養中國本土的植物學人才提供了重要的知識源泉，成為國內各大學生物系的主要教材，影響深遠。

1921年，胡先骕與動物學家秉志共同創辦了中國國立大學的第一個生物學系——國立東南大學生物系。在這個全新的平臺上，他們精心制定教學計劃，積極開展教學改革，致力于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生物學人才。他們的努力為中國生物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此后，胡先骕又陸續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任教。他治學嚴謹，教學有方，培養的學生遍布全國各地，許多人后來成為了中國植物學界的中堅力量。
在植物學研究方面，胡先骕同樣成果卓著。1922年，他與秉志等人共同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生物學研究機構——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分設動物部和植物部，他擔任植物部主任。在這里，他帶領團隊開展了大量的植物分類研究工作，制定了規范的研究流程和標準，為中國植物學研究的規范化和專業化奠定了基礎。1928年，他又與秉志在北平創建了靜生生物調查所。靜生生物調查所成立后，開展了大規模的植物標本采集和調查工作，足跡遍布中國各地。在胡先骕的領導下，調查所收集了大量珍貴的植物標本，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胡先骕在靜生生物調查所工作期間書信手跡

胡先骕還是第一個命名植物新屬和新科的中國植物學家。1928年，他發現并命名了中國特有的植物新屬——秤錘樹屬，這一發現引起了國際植物學界的廣泛關注。1934年，他又建立了新科——鞘柄木科，再次展現了他在植物分類學領域的深厚造詣。他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中國植物志屬》，首次系統梳理了中國的植物譜系，為后續幾十年的中國植物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秤錘樹

四、創建機構，推動植物學蓬勃發展
為了進一步推動中國植物學的發展，胡先骕積極倡導并參與創建了多個重要的植物學研究機構和學術組織。1933年，他與李繼侗、張景鉞、錢崇澍、陳煥鏞、陳嶸等19名植物學家共同倡議，在四川重慶北碚中國西部科學院成立了中國植物學會。學會的成立，為中國植物學家提供了一個交流與合作的平臺。大家在這里分享研究成果，探討學術問題，有力地促進了中國植物學研究的學術氛圍和團隊合作精神。胡先骕擔任《中國植物學雜志》（季刊）總編輯一職，他嚴格把關每一篇論文，積極推動中國植物學研究成果的發表與傳播，提升了中國植物學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1934年，胡先骕在江西創建了廬山森林植物園，這是我國第一個用于科學研究為目的的大型正規植物園。廬山森林植物園的建立，不僅為植物的引種馴化、分類研究提供了重要基地，還成為了培養植物學人才的搖籃。在這里，胡先骕帶領團隊開展了大量的植物引種和研究工作，收集了眾多國內外的珍稀植物，為保護和研究植物多樣性做出了重要貢獻。

廬山植物園

1938年，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時期，胡先骕派俞德浚會同蔡希陶在云南昆明創辦了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今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盡管當時條件艱苦，但他克服重重困難，為研究所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該研究所的成立，為中國西南地區豐富的植物資源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撐，在植物分類、植物區系、植物資源開發利用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五、驚世發現，水杉閃耀世界舞臺
胡先骕最為世人所熟知的貢獻，當屬對“植物界的活化石”水杉的發現與鑒定。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葉，全球各地陸續發現了水杉屬的化石，但始終未發現活體水杉，科學界普遍認為水杉在地球上已滅絕多年。
1941年，中國植物學者干鐸在四川省萬縣磨刀溪鎮（現屬湖北省利川市）首次遇到了一種當地人稱為“水桫”的植物，因其獨特的形態引起了他的好奇，于是委托好友王戰前往采集該物種的標本。1943年，王戰正式采集到水杉標本，但干鐸和王戰都未認出這種植物，便將標本交由鄭萬鈞教授鑒定。1946年，鄭萬鈞派中央大學森林系研究生薛紀如兩次前往謀道溪采集水杉的模式標本，并將一份標本寄交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教授胡先骕，請他查閱文獻。
胡先骕接到標本后，憑借其深厚的學術功底和敏銳的洞察力，迅速展開研究。他一頭扎進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中，日夜查閱。功夫不負有心人，他最終查到了日本學者三木茂根據植物化石在日本植物學雜志上發表的水杉屬植物，發現其描述與鄭萬鈞寄來的標本形體十分相似。經過仔細的比對和研究，胡先骕推測這份植物標本屬于水杉屬的一種。1948年，胡先骕與鄭萬鈞聯名發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種》一文，正式為水杉定名。

植物界的活化石——水杉

植物界的活化石——水杉

這一發現猶如一顆重磅炸彈，轟動了世界植物學界。水杉的發現，不僅為研究植物進化提供了珍貴的“活化石”證據，也極大地提升了中國植物學在國際上的地位。此后，水杉成為了植物學界研究的熱點，吸引了眾多國內外學者的關注。
六、晚年堅守，傳承科學精神
新中國成立后，胡先骕繼續擔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他將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植物學研究和人才培養中。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遭受了多次批斗和查抄等不公正待遇。面對困境，他沒有抱怨，沒有放棄，始終堅守著對植物學的熱愛和追求。

文革時期的胡先骕在家中留影

在艱難的環境下，胡先骕依然堅持撰寫學術著作。他的《植物分類學簡編》等著作，系統地闡述了植物分類學的理論和方法，為中國植物分類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同時，他還積極培養年輕一代的植物學人才，即使在條件艱苦的環境中，他也會耐心地為學生答疑解惑，將自己的知識和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他們。

1968年7月16日，胡先骕因突發心肌梗塞逝世，終年74歲。他的離去，是中國植物學界的巨大損失。但他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和學術成果，卻如同璀璨的星辰，永遠照亮著中國植物學發展的道路。
胡先骕先生的一生，是為中國現代植物學奮斗的一生。他以卓越的學術成就、無私的奉獻精神和堅定的愛國情懷，成為了中國植物學界的一面旗幟。他創建的多個第一，為中國植物學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對水杉的發現，更是讓世界對中國植物學刮目相看。如今，當我們漫步在植物園中，欣賞著各種珍稀植物時，不應忘記胡先骕先生為中國植物學所做出的卓越貢獻。他的故事，將永遠銘刻在中國科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工作者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