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千年之劫

埃及之困

埃及地跨亞、非兩洲，大部分國土位于非洲東北部，西鄰利比亞，東臨紅海，亞洲部分（西奈半島）與巴勒斯坦、以色列接壤，北瀕地中海，南接蘇丹，國土面積100萬平方公里，人口1.18億，是一個地區大國。

因地處副熱帶高壓帶，埃及國土大部分為荒漠，受尼羅河的饋贈，面積3萬平方公里的尼羅河谷和2.4萬平方公里的尼羅河三角洲成為埃及命脈，這5.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集中了埃及96%的人口。

“尼羅河上午干涸，埃及下午死亡”，埃及的一句諺語，道出了尼羅河對埃及的重要性。

得益于尼羅河定期泛濫帶來的水土，埃及成為地中海數千年的糧倉。

但再肥沃的尼羅河谷和三角洲也架不住人口的持續膨脹，從1959年到現在，埃及人口從2600萬增長到如今的近1.2億，埃及也在1974年淪為糧食凈進口國。

當前埃及糧食自給率僅有50%左右，在糧食普遍不能自給的中東國家中并不稀奇，但考慮到其龐大人口，埃及龐大的糧食缺口尤為突出。

由于經濟發展落后，不能吸納足夠的就業人口，埃及龐大的人口數量不僅沒有形成紅利，反而成為巨大負擔。

全國有7000多萬人依靠政府補貼的“福利大餅”度日，占總人口的60%，福利大餅成為埃及社會的生存底限。

2024年6月1日起，埃及“福利大餅”價格從0.05埃鎊漲價至0.2埃鎊（RMB不到3分錢）以減少政府補貼支出，就這已經讓埃及社會抖三抖，可見其社會之脆弱。

大餅雖然漲價了，但埃及政府補貼花費并沒有減少，2024-2025財年大餅補貼金額仍然升高至1250億埃鎊。

此外，僅進口糧食一項埃及2023年就花費大約130億美元，占其外匯收入的20%，讓捉襟見肘的財政雪上加霜。

受經濟結構影響，僑匯（出國務工收入）、旅游收入、蘇伊士運河過路費、石油天然氣出口、農產品（主要是經濟作物）及加工出口是埃及主要外匯來源，這5項占外匯來源的95%以上。

悲劇的是，這5項中前4項都受國際局勢的深刻影響，比如，紅海危機嚴重影響蘇伊士運河收入，中東戰亂嚴重影響旅游業和出國務工，石油天然氣出口又嚴重依賴歐洲經濟需求。

表面上農產品加工受國外影響較小，但為了出口創匯，埃及擴大經濟作物種植面積，這又壓縮了糧食種植面積，進而需擴大糧食進口，而國際糧價又深受國際局勢影響，一個波動就能把埃及財政干翻。

埃及的社會生命線不在內部，而在外部，埃及是一個生存外向型國家。

顯而易見的是，不管是中東局勢還是全球經濟都在發生深刻變化，且都在向著不利于埃及的方向演化。

中東政體魔咒

紅海航運只是冰山一角，截至目前，埃及所在的阿拉伯地區已經烽煙四起。

利比亞、蘇丹、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所有的陸上鄰國全部陷入戰亂之中，此外，敘利亞、伊拉克、也門、黎巴嫩也是戰事不斷，或全國大亂，或局部戰亂。

“奇怪”的是，這些戰亂國家實行的均是共和制政體，也即是國家元首和權利機關都由選舉誕生，相對先進民主。

比如，敘利亞的全稱是“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伊拉克的全稱是“伊拉克共和國”，國家元首是總統，由選舉產生。

埃及的全稱是?“阿拉伯埃及共和國”?，是本地區唯一尚未陷入戰亂的共和國。

中東尚未陷入戰亂的國家反而是君主（立憲）制的王爺國，他們是約旦、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爾、阿聯酋和阿曼，比如，沙特全稱是“沙特阿拉伯王國”，約旦全稱是“?約旦哈希姆王國”，阿聯酋全稱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其國家元首是國王或者“酋長”，一般是兄終弟及或世襲。

這些王爺國尚未陷入戰亂的原因一是石油富國，財政充裕，社會矛盾較為緩和；另一則是和西方關系密切，甚至大多都有美國駐軍，把國家安全作為投名狀交給西方，屬于依附型國家。

依附西方獲得安全，“去依附”則陷入戰亂。

于是，中東政治出現了一個魔咒：有理想的封建王爺國都在推動世俗化，以求解放發展生產力，試圖去依附；而去依附的世俗化政府不愿受西方擺布，都被西方搞亂顛覆了；被西方搞亂的國家民間開始反美，但上層被迫接受了美式“民主”政體，搞票選政治，結果選上臺更加封建保守且反美的政府；然后西方再支持反對派搞新政府，于是，世俗派和保守派之間，親美派和反美派之間繼續撕扯，國家陷入內戰。

最終，沒有被搞亂的只有還停留在封建社會的王爺國，其余都陷入內戰之中，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也門無不如此。

埃及，未陷入內亂的共和制唯一獨苗，如今也暗流洶涌。

社會思潮怪圈

近現代埃及經歷了幾個階段：

1922-1952年，王朝時期

一戰后英帝國實力大損，埃及獲得名義獨立，成為英國“保護國”，學習英國進行君主立憲，稱為埃及王朝。

埃及王朝文化上深受英國影響，上層社會生活方式向西方靠攏，但民間、進步階層反對殖民成為主流社會思潮，向往改革的“自由派”逐漸發展壯大。

1952-1970年，納賽爾時代

二戰后英國殖民體系逐漸瓦解，埃及軍隊中的“自由軍官組織”發動政變，終結君主立憲，成立現代共和國。

借助美蘇打擊英國殖民體系，強人納賽爾收回蘇伊士運河，威望如日中天，成為埃及實際掌控者，此時的埃及雖然名為共和國，實際上變成了納賽爾軍政府執政。

此時阿拉伯世界民族主義泛濫，反對西方成為政治正確，在蘇聯的影響下，埃及文化走向世俗化，經濟上走向國有化。

但埃及向蘇聯的學習并不成功，經濟發展陷入波折停滯。

1970-2011年，薩達特-穆巴拉克時代

受中東戰爭失敗和經濟國有化改革失敗影響，埃及被迫U型轉彎，經濟上轉向放松管制，推行自由經濟，政治和文化上與西方緩和關系，經濟得以快速增長，但貧富差距逐漸拉大。

此時的社會思潮出現撕裂，上層社會親西方，向往西方生活方式；下層民眾則因軍隊、政府腐敗和宗教影響，走向封閉保守，不少人認為埃及的問題根源是被西方文化腐蝕，主張回歸原始伊斯蘭社會，個別團體思想逐漸極端化，期間誕生了許多“恐怖組織”，仇視西方一切事物，如著名的“穆斯林兄弟會”在此時誕生。

2012-2014年，穆爾西時代

“穆兄會”出身的穆爾西上臺，推行宗教保守制度，但長期的世俗化進程讓埃及世俗化力量同樣強大，加上埃及外向型經濟，宗教保守制度根本無法適應，導致其很快被軍隊推翻。

2014年至今，塞西時代

政治上換人并沒有解決埃及的社會撕裂問題，埃及的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受疫情影響，埃及外匯支柱之一的旅游業受到沉重打擊，貨幣大幅貶值，失業率上升，通脹嚴重，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從2020年元旦至今，埃及貨幣埃鎊兌美元官方匯率貶值220%左右，看起來貶值并不算太多，但正常渠道幾乎無法換匯，黑市匯率不知道是官方匯率的多少倍。

僅表面上埃及即負外債1600億美元，遠超其每年外匯收入，埃及政府正在抓住一切可能的外匯收入穩定國際收支，這進一步拉大了實際匯率差。

迫于經濟壓力和國際援助要求，2024年埃及匯率改制，雖然靠援助獲得喘息之機，但貨幣加速貶值，外資持續流出，國外投資進一步減少，外匯儲備下降更加嚴重。

給社會帶來的則是收入進一步下降，失業率更加嚴重，埃及每年畢業生40%找不到工作，這已經不是經濟問題，而是社會問題。

當100多萬人口擠在十幾平方公里的“死人城”（古人墓地），每天只能獲得幾升飲用水，另一邊新開羅的富人用珍貴的水源灌滿泳池，澆灌花園的時候，這個社會不出問題才怪。

富人們在基督教堂禱告的時候，部分城市中產也在清真寺祈禱，他們是穆斯林，但社會階層決定了他們仍然擁抱現代生活方式，能接受外來事物。

就在不遠，城市底層貧民和鄉下貧民也在清真寺誦經，但他們的思想和前面兩個階層就不一樣了。

獨立前的社會思潮認為，只要獲得民族獨立就能走向富強；獨立之后，埃及親蘇反西方，開啟去殖民化，試圖效仿蘇聯實現富強，但沒有成功；當U型轉彎再次擁抱西方之后，社會矛盾則進一步加劇。

于是，不要西方，不要東方，只要伊斯蘭，似乎回到真主身邊才能獲得慰藉，大量底層民眾走向更加保守。

階級之間一旦不能共情，社會撕裂就在所難免，撕裂到一定程度，就是你死我活。

社會高壓鍋還在加壓的同時，更深重的危機悄然到來。

尼羅河千年變局

2020年埃塞俄比亞復興大壩開始蓄水，尼羅河入海水量大減，當2023年第四次蓄水時，下游埃及境內的尼羅河水位下降12米，開羅街頭開始限制供水。

復興大壩蓄滿之后，埃塞俄比亞每年將攔截180億立方米的淡水，等同于埃及全年用水總量的37%。

埃及面臨上下五千年最嚴重的生存危機。

尼羅河流經的10國中，水源糾紛嚴重的主要是埃及、蘇丹和埃塞俄比亞三國。

埃及和蘇丹北部是熱帶沙漠氣候，其水源基本全靠上游河水補給，埃塞俄比亞平均海拔2500-3000米，雨季降水豐富。于是，埃塞俄比亞貢獻了尼羅河的大部分水源。

尼羅河干流白尼羅河提供了總水量的28%，而發源于埃塞俄比亞的支流青尼羅河則提供了總水量的58%，同樣發源于埃塞俄比亞的阿特巴拉河提供總水量的14%，就連白尼羅河支流阿科博河也發源于埃塞俄比亞。

也就是說，埃塞俄比亞整體貢獻了尼羅河大約80%的淡水資源。

但按照1929年英國和埃及簽署的《尼羅河水協定》，埃及獲得尼羅河水資源中的480億立方米，蘇丹在埃及同意的情況下獲得40億立方米，其他國家未作分配。

《協定》同時規定埃及擁有“天然和歷史權利”優先使用河水，對尼羅河上游任何可能減少其水量的項目擁有否決權。

1959年，因埃及阿斯旺大壩修建需淹沒部分蘇丹土地，埃及與蘇丹在1929年《尼羅河水協定》的基礎上簽署補充協議，規定埃及享有尼羅河840億立方米淡水中的555億立方米，蘇丹獲得185億立方米，尼羅河上游其他國家仍未提及。

埃及拿著英國殖民時代的“國際協議”做圣旨，意圖控制尼羅河的水資源分配。

埃塞俄比亞貢獻了尼羅河的大部分水源，卻僅能利用約1%的尼羅河淡水，當埃塞擁有了修筑大壩的能力，決定掀桌子了。

2011年，埃塞俄比亞復興大壩動工，2023年復興大壩階段蓄水完成，預計最終蓄水庫容達740億立方米，在尼羅河流域僅次于阿斯旺大壩。

埃及被動搖了國本，但除了揮舞著1929年的“國際法”無能狂怒，埃及改變不了什么。

除了埃塞俄比亞，蘇丹、南蘇丹、烏干達等上游國也在擴大尼羅河用水，埃及賴以生存的母親河已經被榨干榨凈。

2000年之前尼羅河年均入海水量約300億立方米，2000-2010年入海徑流量已經減少到了120-150億立方米，2020年尼羅河入海水量僅剩下55億立方米。

如今，尼羅河三角洲約40%的農田出現鹽堿化，河口濕地面積減少40%，入海泥沙大量減少，河口三角洲面臨海侵風險。

結語

1970年，埃及設立“新河谷省”，西接利比亞，南毗蘇丹，東鄰納賽爾水庫和尼羅河谷，是埃及面積最大的省份，“新河谷”這個名字寄托著埃及美好的愿望。

1997年，埃及啟動“新河谷計劃”，從納賽爾水庫引水到西部沙漠，計劃開墾約54萬公頃的耕地，以緩解尼羅河谷的壓力。

但最終因尼羅河水量不足、沙漠蒸發巨大、成本過高停滯，整個計劃僅完成3%左右。

除此之外，埃及還啟動了“和平運河”計劃，把尼羅河水引向西奈半島；“三角洲調水工程”把尼羅河水引向西部以擴大三角洲面積；“新開羅”已經建設完工部分，成為埃及新首都，也依靠尼羅河的引水工程。

可以說埃及已經把尼羅河水利用到極致，無太多開發空間，尼羅河的水量已經把埃及的發展上限鎖死。

如今，因上游國家利用尼羅河水，埃及的發展上限不進反退，不僅新的生存空間無法開拓，舊的生存空間也被壓縮。

埃及將傷及根本。

加上，紅海航運受阻導致蘇伊士運河收入下降，歐洲經濟的萎縮、中東的戰亂導致旅游業收入大減，匯率改革導致僑匯收入減少，埃及國內尖銳的矛盾越發難以緩解。

撕裂的社會，迷茫的底層民眾，不可控的社會思潮。

埃及將面臨世紀之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