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吳晗，十年期間含冤離世，為何卻難讓眾人同情？

1969年10月11日，吳晗去世，終年60歲。對于彼時的他而言，這或許未嘗不是另一種解脫。

畢竟在那樣的一個時代，每日的批斗、游街、體罰，妻子的被迫害致死，無一不都讓他身心俱疲……

可是我們從資料中看到的卻是即便是在去世之前，他口中還是反復呢喃著“我沒有錯”。

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又同樣是時代之悲。可在眾人感嘆于他的悲劇之時，卻又從其所行中難免生出惡感，讓人同情不起來。

而要談吳晗，自然也離不開他的引路人胡適先生。

吳晗，1909年出生于浙江義烏。家庭狀況并不優渥，又逢時代劇變，吳晗的求學之路自然也不是一帆風順。

1927年，吳晗考入之江大學，然而一年之后該校停辦，隨后他又考入了中國公學大學部。而彼時的胡適則是中國公學的校長。

憑著一篇《西漢的經濟狀況》，吳晗也在校長胡適哪里留下了印象，也為日后引薦他入讀清華打下了基礎。

之后胡適因為反蔣不久便離開中國公學北上，吳晗也選擇了離校。期間吳晗也與胡適多有通信往來，信中亦多有向胡適先生求教治學之法。

而在報考北大之時，由于吳晗數學不好因此被拒之門外，就這樣在胡適的推舉之下吳晗得以進入清華大學就讀。同時考慮到吳晗的家境，胡適又為他聯系了勤工儉學崗位。

這里不得不提是，對于治明史的態度，胡適曾告誡吳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訓練自己作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學者。你不要誤會蔣先生（蔣廷黻）勸告的意思。

靠著胡適的舉薦、安排，外加上自己的聰明、努力，吳晗也很快在學術上有所建樹（一如《胡惟庸黨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明代之農民》等文備受青睞），畢業后吳晗也被清華留下任職。

1937年，吳晗先后到云南大學、西南聯大任教。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吳晗的思想也逐漸向左，這與其妻子袁震影響、友人張蔭麟貧困交迫中去世、國民黨政府腐敗益甚分不開。

如此之下，吳晗也開始投入于社會活動之中，名聲日隆。然而對于一個不善變通的書生、文人而言，投身政治又何嘗不是一個下下之策。

1948年底，北平解放在即，是去是留也成為了無數知識分子的兩難抉擇。而作為胡適的得意弟子，吳晗兩次登門勸說胡適留下，并轉達了毛主席承諾——“只要留在北平，可任北大校長兼圖書館館長，待遇不變”。

與吳晗不同，胡適主張的是自由、民主，面對弟子的勸說胡適留下了“面包論”同時告誡他不要走錯路，不要談政治。結果最終二人分道揚鑣，也迎來選擇后不同的人生。

對于吳晗后來的作為，段煉先生曾在其文中提到錢鐘書等人以為吳晗是“后見之明”，但想來對于更多人而言他卻是缺少了些人性。

新中國成立后，吳晗也迅速平步青云，成為了北京副市長，但就像茨威格《斷頭皇帝》里所說的那般這一切都是要付出代價的。

單就無數人詬病的主持挖掘定陵、拆北京城墻，我倒是認為這是情有可原的，畢竟他（以及郭沫若）也身不由己。但是到了后面1965年吳晗再次提出挖掘定陵就難以為其辯駁了，當真是罪不容誅。

而在這之外，我們就又不得不說他對待恩師胡適、好友們的態度轉變了。當批判胡適成風，他選擇了將自己的成功歸為自學；而對于當年救助了妻子袁震的恩人羅隆基，當反右運動開始他選擇了破口大罵，選擇了拿出私信落井下石；當好友沈從文落難，他選擇了視而不見。

1960年，吳晗寫成了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年，《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吳晗隨即被扣上了叛徒、特務等罪名，迎接他的也成為了批斗、游街、體罰等等。期間他的頭發被拔光，死后就連骨灰亦不知何處，妻子致死，養女自戕……

1979年，吳晗被平反，恢復名譽。

然而對于他，即便到了90年代同儕們卻仍是坦言當年的他整別人也挺狠，言外之意不言而明。

說到這里，對于他的遭遇人們為啥同情不起來也就同樣不言而明了。人，總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