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某些所謂專家對立法的壟斷，為人民為后世立良法而不是立惡法！

李光滿冰點時評1431

在我上一篇文章的網友留言中有這樣一條：吸毒記錄封存之后，普通人無法查閱，那么我們會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將要結婚的男女雙方并不知道對方是否有吸毒等犯罪前科，由于吸毒是一種極難戒除的生理性依賴，結婚時曾經吸毒的一方如果結婚后繼續吸毒或戒毒后復吸，那么對另一方無疑是災難性的。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這個留言讓我陷入了深深地思考，我們的法律到底是要保護更多健康人的生命權、健康權、幸福權，還是要保護少數人的所謂的人權和隱私權而讓其他人受到更大的傷害？當我們在選擇未來會陪伴我們一生伴侶的時候，遇到的是一個盲盒，我們不知道未來我們的生活伴侶是一個艾滋病患者或一個吸毒者，還是一個完全健康的人，那么我們該在開盲盒之前就能知曉答案還是在開盲盒之后才能知曉答案？

應該說這并不是我們第一次遇到一個無法預知自己未來健康與幸福與否的難題。2006年出臺的《艾滋病防治條例》中對艾滋病患者隱私保護作出了明確規定：未經本人或者其監護人同意，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公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的姓名、住址、病史資料等可能推斷出其具體身份的信息。

于是就出現了下面兩個案例：第一個案例，一名醫務人員在社交平臺發文透露，一年前有位女性婚檢時被查出艾滋病，接診醫生上報疾控中心后，主動將這一結果告知了女方的對象，最終這對青年沒有結婚，而這名女方持續投訴該醫生，醫生不僅被停職三個月，后續還選擇了辭職。第二個案例，一名婚檢女性被查出艾滋病，首診醫生按規定上報疾控中心后，僅將結果告知女方，女方明確表示不能告訴其對象，后續男方感染艾滋病，憤怒地向衛健委投訴該醫生，最終醫生也被停職待業。

這兩起案例體現了在保護艾滋病患者隱私法律條款下未婚青年面臨的困境：由于法律要求未經艾滋病患者同意不得告知另一方，就必然給另一方帶來婚后可能會感染艾滋病、損害其健康并毀壞其未來幸福的風險。于是我們就發出一個靈魂拷問：到底是維護艾滋病患者的隱私重要，還是維護伴侶生命權、健康權和幸福權重要？這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是一個倫理與道德問題，是我們立法要保護誰的問題。

正是由于這部《艾滋病防治條例》對艾滋病患者在婚姻、就業、就醫、入學方面權益的保護，導致了我們身邊出現大量艾滋病患者而大家并不知曉的情況，由此也使我國艾滋病患者的數量大量增加。

2010年4月，《國境衛生檢疫法實施細則》和《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實施細則》修訂時正式取消對外國人入境的艾滋病檢測及相關入境限制，這也使得大量攜帶艾滋病毒的外國人進入中國，使許多中國人感染艾滋病毒，中國也由此超過美國成為全球艾滋病毒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

現在我們回到吸毒記錄封存一事，這件事跟保護艾滋病患者隱私會帶來相同甚至更嚴重的后果。如果我們普通人都不能查閱即將成為自己終身伴侶的人是否有過吸毒史，或者現在是否仍在吸毒，由于有過吸毒經歷的人極難戒除毒癮，那么一旦跟這樣一個有過吸毒史的人結婚、組成家庭，對這個沒有吸毒史的一方來說是公平的嗎？這條法律是在維護他（她）的健康權、幸福權嗎？這是一個并不難理解、也并不難回答的問題。

對艾滋病患者隱私權的維護一定是要有邊界的，對吸毒者隱私權的維護也一定是要有邊界的，這個邊界就是不能給別人帶來傷害，是讓別人有知情權，如果給別人帶來了傷害，甚至是致命性傷害，那么這種規定和法律就一定是惡規和惡法，是反人性、反道德、反社會性的，是不符合一個健康社會的基本道德要求的。

你可以保護艾滋病患者的隱私，你也可以保護吸毒者的隱私，但你不能以危害社會、危害其他人的健康為前提，就這么簡單。

我們可以看到，某些立法者并不這么想，他們的立場并不在廣大人民群眾是否健康和幸福這一邊，他們只在乎少數人、少數群體的所謂的人權和隱私權，他們不是去想辦法減少這個群體的數量，而是將這個群體推向整個社會，讓他們在整個社會泛濫。

我們一直在說對毒品零容忍，但我們的法律卻在把吸毒從犯罪降為普通違法甚至是輕微違法，為了保護吸毒者的隱私而讓其他人受到更大的傷害，讓整個社會為之承受更嚴重的后果，這種立法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著想嗎？是廣大人民群眾所需要的法律嗎？

是良法還是惡法，老百姓心里有一桿秤。對這種事關廣大人民群眾生命權、健康權、幸福權的立法，我們一定要打破某些所謂專家對立法的壟斷權，還立法權于人民，真正為人民立法，為普通老百姓立法，為人民為后世立良法而不是立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