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的人都不知道！紙幣上的老人頭原來是他們仨……

文│潘連貴

浙江興業銀行成立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為中國最早的商業銀行之一。清末民初，浙江興業銀行的事權不統一，杭州、上海、漢口三行各自為政，董事有杭董、滬董、漢董之分。為了改變全行權力分散和散漫無紀的現狀，1915年實行了大改組，將行政和業務的重心從杭州遷到上海，改杭州總行為分行，改上海分行為本行（以后又稱總行），成立全行統一的董事會，實行董事長負責制，由曾任署理大清銀行監督的葉景葵（揆初）任董事長。同年，自動取消發行權，與中國銀行訂立領券合同，并將過去發行的浙江興業銀行紙幣全數收回。“依前清開業以來之習慣，印行鈔票一百萬元，內派定滬行十五萬元，杭州分行五十八萬六千五百元，漢口分行二十六萬三千五百元。據民國三年度之調查，除已封存之外，其實在流通于市面者總分行合計不過三十余萬元。”1916年該行的報告又說：“所有前所發行之舊券，業已陸續收回。舊券計共九十四萬九千五百元，內有八十萬元業經會同中國銀行陸續銷毀其未經收回之舊鈔，尚有五萬零五百元，亦于六年申明定期截止。”

實行改革后的浙江興業銀行面貌大為改觀，很快進入鼎盛時期，成為南三行（加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之首隨著業務的迅速發展，在領券利益上同中國銀行產生了矛盾，于是決定重新恢復發行權。葉景葵指出：“本行發行鈔券，肇始于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呈奉前清度支部核準行使，是為初次發行。其時市上習用硬幣，所發不過一百余萬元。迨民國初年，向中國銀行訂立領券合同，放棄發行權……合同訂定以后，本行已將自發之鈔券收回，而中國銀行未能照約合作，異常糾葛。不得已于民國十年，呈請前幣制局并財政部，核準籌備重發，是為二次發行。”因此，浙江興業銀行的紙幣發行過程可以分為初次發行和二次發行兩個階段即1915年以前為第一階段1921年以后為第二階段，這種現象在中國銀行業發行史上是不多見的。

美國鈔票公司印制浙江興業銀行壹圓兌換券，正面管仲像（銀行博物館藏）

在浙江興業銀行發行的紙幣中，有一種印有古代人像的兌換券，面額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正面各有一位古代人物，背面均為雄雞圖案（見上圖），系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制，但票面未印年份。學術界有人認為，人像紙幣的正面為浙江三賢像，一元券為王陽明，五元券是越王勾踐，十元券乃黃宗羲，其印制年份為宣統元年（1909年）。這種觀點頗具代表性，但缺乏根據。實際上，人像紙幣是浙江興業銀行二次發行的產物。據《銀行周報》第6卷第47號（1922年12月5日）《浙江興業銀行繼續發行兌換券》報道：“浙江興業銀行前曾發行兌換券，系于前清光緒三十三年由度支部、農工商部特準。復于民國十年一月六日奉幣制局批準繼續發行，并奉財政部核準各在案。現經制定十元五元一元三種，定于本年十二月一日發行。其兌換券式樣頗為精致，凡持有該行兌換券者，如需兌換現洋，均可隨時前往該行兌取云。”其后附有《浙江興業銀行新兌換券圖案述略》說：“我國各銀行發行鈔票之圖案，以選用外國式者為多。其用中國式者，又往往為風景畫，否則用像，如大清銀行鈔票之用李鴻章，中國銀行鈔票初用黃帝，要皆與幣券之本身無甚關系也。此次浙江興業銀行兌換券式樣，十元券以古刀為邊紋，以古幣為地紋，中左為齊太公像，右為齊刀范。五元票以古布為邊紋，古刀為地紋，中右為管仲像，左為圓足布……至于一元票，則以王陽明像為代表浙江之人物，故邊紋地紋，均用明錢以飾之，中左則用大明寶鈔范，與十元票同意。綜觀三種票樣，頗為新穎，且可以尋溯吾國幣制之歷史，故述其略焉”。以上資料清楚地表明，人像紙幣的一元票是王陽明，五元票是管仲，十元票是齊太公。齊太公即歷史人物呂尚，姜姓，字尚父，因輔助周武王滅商有功，封于齊，有太公之稱，俗稱姜太公。史書記載齊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后世一般將他作為中國貨幣制度的創始人，而托名管仲的著作《管子》，說管仲在貨幣管理方面，主張由官方統一鑄造貨幣，通過貨幣投放與回籠，以調節商品的價格，這樣人像紙幣可以尋溯“幣制之歷史”。但齊太公和管仲都不是浙江人，生平事跡也與浙江無關，只有王陽明是浙江余姚人，顯然“浙江三賢的說法不能成立。王陽明即王守仁，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哲學家，“陽明學派”的創始人，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王陽明作為浙江代表人物是當之無愧的，浙江興業銀行采用文化名人為圖案，賦予人像紙幣濃厚的文化氣息在中國紙幣史上尚創舉。

美國鈔票公司印制浙江興業銀行拾圓兌換券，正面齊太公像（銀行博物館藏）

關于人像紙幣發行年份，長時期來被認為是宣統元年發行的清紙幣。但根據《浙江興業銀行繼續發行兌換券》的報道，人像紙幣于1922年12月1日開始發行。有人或許要問：這種紙幣是不是會利用宣統元年的舊版重新印制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浙江興業銀行在清末沒有發行過人像紙幣。該行最早發行的紙幣于光緒三十三年底印制，圖案是行屋和鐵路上奔馳的火車，面額有一元、五元、十元三種，分印杭州、上海、漢口地名。根據國內新的研究成果，宣統元年版的浙江興業銀行鈔券由法國瀉光司廠承印，除一元、五元、十元券外，加發五十元、一百元兩種大面值票，僅由上海分行發行，且限于江浙一帶流通。從遺留的紙幣實物看，宣統元年版與光緒三十三年版的圖案是相同的，但在文字和花紋上稍有變動。比較明顯的區別有兩點，一是光緒三十三年版由商務印書館承印，故票面底部有“上海商務印書館制造”字樣，而宣統元年版并非該館承印，故無此字樣；二是前者票面四角的大寫金額數字為篆體，后者為楷體。所以宣統元年版的紙幣不是人像紙幣。其次，人像紙幣的董事長英文簽名為葉初。辛亥革命時期，葉景葵與蔣抑卮赴漢，各出私產作抵押，使漢口分行及時復業。1912年，葉被推選為浙江興業銀行董事。民國初年，清末印制的浙江興業銀行紙幣仍在流通，直到1915年自動取消發行權為止。在其上海地名券中，有些加蓋“董事葉初”和“滬行經理樊時勛”的印章，此時的葉景葵僅是董事而不是董事長。1915年，葉景葵始任董事長，直到1945年辭職，前后長達三十年之久。人像紙幣既然有葉景葵以董事長名義的英文簽名，那就不可能是初次發行的清紙幣，應是二次發行的民國紙幣。另外，人像紙幣上的“浙江興業銀行兌換券”九字是隸楷體，與該行清末發行的紙幣書體有別。人像紙幣的隸楷體由該行沈銘清（新三）題寫，他自1915年起任辦事董事，并在書法方面很有造詣。1929年沈氏去世后，葉景葵的《追思沈新三先生》寫道：“先生手不釋卷，尤精書法，本行招牌，及兌換券之題字，皆其手筆，現在沿用之'浙江興業銀行六字，乃從兌換券鉤摹而來，藉以紀念先生在行之功德。”這就是說，浙江興業銀行招牌使用隸楷體是從人像紙幣開始的。我在查閱浙江興業銀行檔案時注意到，該行的行名自二十世紀20年代才出現隸楷體，時間是在發行人像紙幣之后。這與葉景葵的說法完全相符。

美國鈔票公司印制浙江興業銀行伍圓兌換券，正面王陽明像（銀行博物館藏）

綜上所述，浙江興業銀行的人像紙幣不是宣統元年版的清紙幣，而是道地的民國紙幣，其人像也不是浙江三賢，而是齊太公管仲和王陽明，可謂匠心獨運。然而，人像紙幣未印年份，不能不說是個缺陷。在此基礎上，1923年浙江興業銀行向美國鈔票公司訂印新版人像紙幣，票面年份標明“民國十二年”，原來的“憑券即兌通用銀元”則改為“憑券即兌國幣”。還有一個變動是人像的次序，一元券換成管仲，五元券換成王陽明，十元券仍是齊太公。新版人像紙幣開始發行的年份是1925年，系上海紙幣旬報館設計，有上海、南京、湖北、天津等地名。1935年11月國民政府實行法幣政策后商業銀行發行權被取消。據統計，截止同年11月3日，浙江興業銀行的發行額為9448773元被接收現金準備5669750元、保證準備3779023元；至11月底，被接收已印未發及已發收回的鈔票共95812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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