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民革賴明明：大變局下的守望者，一位大學教授的家國情懷

（賴明明教授 深圳民革黨員）

序章：深圳的黃昏，與跨越百年的回響

2025 年盛夏黃昏時分，落日余暉為深圳技術大學校園披上一襲溫柔而厚重的金紗。作為一所以技術立校的高等學府，其校園氛圍自始至終兼具嚴謹的治學風氣與活躍的探索活力。

賴明明教授身著一襲洗褪了些許色澤的灰色西裝，下搭一條質地質樸的藍色牛仔褲，以《如何在不確定中找到確定》為題，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課程的收官之講，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今天我和同學們分享了在大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不確定性，以及我是如何找到確定的方向的。人生充滿了不確定性，但正是這些不確定性，讓我們有機會去探索，在探索中成長，而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人生的幸福。”他的這一席話贏得了學生們雷鳴般的掌聲。

可他心里一直有個執念：教書絕不是對著書本照本宣科，也不只是簡單地把知識從書本搬到學生腦子里。面對互聯網時代成長起來的學生，高校教師更該做的是用智慧去引導、用心靈去交流、用閱歷去當他們的人生導師。他的最后一課，無關康德筆下的悵惘，此后，唯有星辰大海待他奔赴。

在學生眼中，他的課口碑相傳，搶慢了，名額就滿了；在公眾視野中，他是新聞記者出身的大學教授，是經濟學博士頭銜的宣講家；在學術界，他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本碩博，是深圳技術大學第一屆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大學首位獲得省部級獎——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獎的學者。

但在熟悉他的人看來，這些身份更像是外在標簽。賴明明更像一位長期“對焦”的人，在歷史的故紙堆、學術研究的邏輯體系與真實而具體的現實生活之間，反復尋找那個名為“真實”的準星。

這種對“精確”的執念，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賴家三代人精神結構中的一種傳承，藏在賴明明生命坐標里兩個遙隔時空卻又悄然呼應的場景中。

一個是半個多世紀前，烽煙彌漫的中華大地。他的祖父賴牧天川軍，作為國民革命軍第 24 集團軍機關槍司令，率部阻擊華北日軍南下包抄王銘章部，為延緩日軍對臺兒莊的合圍死死守住防線。激戰至白熱化時，他全然不顧安危，親自端起機槍向日軍猛掃，最終身負重傷，被警衛員拼死背下戰場。

另一個，則是三十余年前，燈火璀璨的香江之畔。賴明明自己立于香港維多利亞港的流光燈火里，身為一名傳媒從業者，真切觸摸著全球化浪潮奔涌不息的脈動。

從戰壕里校準機槍表尺的匠人，到港岸邊聆聽時代浪潮的傳媒人，再到講臺上傳遞智慧火種的師者，三代人的足跡，跨越了戰火與和平，串聯起技術、責任與傳承。

在祖父的年代，機槍的準星決定生死與勝負；而在賴明明所處的時代，思想的準星決定認知的邊界與良知的方向。很多人只關注結果與聲量，卻忽略了那個負責校準的人是否足夠克制、是否足夠清醒。賴家人始終在意的是：手是否穩定，更重要的，是心是否安定。

他的故事，并不僅是一位學者的個人經歷，更是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時代激流中守正求真的縮影。他所展現的家國情懷，并不體現在宏大的表述中，而體現在每一次提問的嚴肅性、每一項研究的責任感之中。

在這種溫和而持久的堅持里，我們既能看到一種跨越百年的家風風骨，也能看到，在快速變化的時代中，知識分子如何成為那枚始終指向理性與秩序的“準星”。

第一章：川軍血脈里的“馬克沁”——技術作為一種風骨

如果將賴明明的一生比作一條彈道，它的起點在江西寧都一個重視讀書的耕讀之家。他的祖父賴牧天出生在江西寧都大斜村。年少時耕讀并重，常在廟中借光夜讀。軍旅起點緣自青年時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這所被譽為"中國近代軍校搖籃"的學府，為他打下了扎實的軍事理論根基。

在軍閥混戰、草莽氣息濃重的年代，他卻是一位典型的“技術型軍人”。作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的機槍指揮官，他最引人稱道的，并非個人勇猛，而是對技術細節近乎苛刻的掌控。

他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將結構復雜的馬克沁重機槍拆解成幾十個零件，又分毫不差地復原；他研究彈道、火力配置和陣地協同，甚至在戰壕中教士兵通過聲音判斷槍管的磨損情況。

在那個年代，機槍是步兵的核心裝備。賴牧天所強調的，從來不是沖鋒的氣勢，而是配置的精準。他相信，真正可靠的力量，來自對規律的尊重。

抗戰爆發后，1937年9月5日，"四川省各界民眾歡送出川抗敵將士大會"在成都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舉行此次大會盛況空前。

會后，川軍將士排著整齊的隊伍走出少城公園，奔赴抗日戰場。川軍第22集團軍（鄧錫侯部）第41軍122師，由王銘章將軍指揮。這支隊伍裝備簡陋，缺乏重武器，但在臺兒莊戰役中肩負著阻擊日軍南下的關鍵任務。

川軍第24集團軍（劉文輝部）沒有整體出戰，但派遣他最強機關槍部出川支援其他川軍，令賴牧天率機關槍轉戰臺兒莊。

賴牧天依舊帶著那股"技術匠人"的勁頭，在臺兒莊藤縣外圍，阻擊華北日軍南下包抄駐守藤縣的王銘章部，成功延緩了華北日軍對臺兒莊的合圍。他改良機槍掩體設計，減少日軍炮火殺傷；指揮機槍隊配合迫擊炮，端掉日軍兩個機槍陣地。

從戰場上撤回四川后，不幸于1940年病逝。在那一刻，這位老軍人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次“校準”：當技術不再用于殺戮，它應當回歸秩序與守護。

賴明明曾說，他從未見過祖父扣動扳機，但父親反復講起的，是祖父在保養槍械時那種對誤差零容忍的眼神。這種對精確的敬畏，逐漸演變為賴家的家風：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知識分子的判斷不能失準。

正如海德格爾所言：技術并非單純的工具，而是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賴家的傳承中，技術所指向的，始終是真相。

第二章：從外貿浪潮到新聞現場：一位知識分子的跨界與覺醒

上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的大潮席卷神州，賴明明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后，踏入職場的第一站，是一家專業進出口公司的外銷員。

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正如《繁花》中寶總們親歷的那樣——外貿訂單如雪片般飛來，股票市場風起云涌，無數人在機遇與挑戰中奮力打拼。而賴明明，也在廣交會七號館的喧囂、香港灣仔中國海外大廈里外貿合同的字斟句酌中，真切觸摸到了時代奔騰的脈搏。

1999年，賴明明的事業軌跡在香港發生了一次關鍵轉折。這座剛剛回歸祖國的城市，正處在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前沿，也是亞洲傳媒業的重鎮。在一次校友交流活動中，他意外遇見了《東方風來滿眼春》的作者陳錫添——這位因報道小平南方談話而聞名全國的人大校友，時任《深圳特區報》副總編輯。

當時，陳錫添正參與創辦一份全新的媒體：《深星時報》，這份報紙由深圳特區報與香港星島日報聯合主辦，旨在搭建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信息橋梁。在得知賴明明的人大教育背景和香港工作經歷后，陳錫添熱情邀請他加入團隊，負責財經與跨境商貿報道。

這個邀請讓賴明明陷入深思。在外貿行業摸爬滾打近十年，他見證了市場經濟初期的野蠻生長，也親歷了中國融入全球貿易體系的激蕩歷程。但與此同時，他逐漸意識到，自己更渴望的不僅是商業博弈，更是對時代變革的深度觀察與記錄。

“做記者，可以更直接地參與這個時代的故事。”陳錫添的話讓他豁然開朗。于是，1999年底，賴明明告別了進出口公司的談判桌，轉身走進了《深星時報》的編輯部，開啟了職業生涯的新篇章。隨后，《深星時報》并入香港商報。

他的筆下，無數新聞稿件與版面中，有三篇刊文尤為深刻：

一是成功預見“9·11”：2001年6月23日，憑借國際關系學院科班出身的敏銳洞察，他在《香港商報》發表《拉登刺殺布什》，成為最早聚焦“拉登”這一關鍵人物的媒體人之一，比事件爆發整整早了三個月；

二是主動推動香港游：2001年，他擔任由時任香港特首董建華題詞的“香港游”專版主編，助力內地游客赴港自由行的開放；

三是率先倡議傳統節日法定化：2004年，他率先撰文呼吁將傳統節日納入法定假期，推動文化傳承的議題進入公共討論。

然而，他的職業軌跡，在方潤華先生的建議下發生了轉折。

方潤華是香港著名愛國企業家、慈善家，香港協成行集團主席，畢生踐行慈善，創辦兩大基金，將集團年利潤的10%投入公益，數十年間捐助內地及香港教育、醫療、科研等項目超300個，榮獲“全國扶貧狀元”“中華慈善獎”等殊榮，甚至有一顆小行星（5198號）以他的名字命名。

一次，方潤華帶賴明明到陜西、北京、河北等地高校捐資助教，期間建議他：“你應該去讀博士。”

這句話如同一記重錘，讓賴明明在沉潛的反思中幡然醒悟。

那些曾經被批量生產的文字，不過是轉瞬即逝的信息泡沫，很快便被新的熱點覆蓋。作為一名時代記錄者，他看到的只是浮于表層的浪花，卻從未真正觸及時代的深層肌理與骨架。

這種悵然若失的感受，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譜系中并不陌生。傅斯年等民國學人，也曾置身于時代的繁華之中，卻最終生出相似的迷惘——記錄世界固然重要，但理解世界的運行邏輯、解釋時代的內在規律，才是更值得窮盡一生去探索的命題。

2011年，在香港工作十余年后，賴明明做出了一個令許多人意外的決定：放棄穩定的職業軌道，回到中國人民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這一次，他不再滿足于記錄時代，而是希望真正理解它。

那一年，他 46 歲。在人民大學的自習室里，他與一群年輕學生一同研讀制度經濟學的模型與理論。這場回爐，既是一次艱難的自我否定，也是一次必要的重建。

正如加繆所說：要理解世界，有時必須暫時遠離世界。賴明明避開了香港的潮汐，把自己安置在學術的冷板凳上，只為重新校準那個他思考了多年的準星。

第三章：深港合作的40年——在地圖上尋找“中國智慧”

博士畢業后，賴明明來到南海之濱的汕頭大學，開啟了人生嶄新的篇章。站在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講臺上，這位曾經的記者、財經專欄作家，第一次以"賴老師"的身份面對莘莘學子。

他的直接領導是范長江新聞獎創辦者范長江之子——范東升教授，這位同樣出身新聞世家的學者，與賴明明共同探索著新聞教育的創新之路。

在汕大的課堂上，賴明明展現出與媒體人截然不同的一面。他善于將多年的新聞實踐經驗轉化為生動的教學案例，那些在《文匯報》采訪的日日夜夜，在《香港商報》追蹤國際時事的敏銳觀察，都成為學生們最鮮活的學習素材。

學生們特別喜歡他授課時那種"既有理論高度，又有江湖氣息"的獨特風格——既能深入淺出地講解新聞傳播理論，又能分享媒體一線的精彩故事。

賴明明在教學中最具特色的，是凌老師與他合開的潮汕古村落公益攝影課程。每到學期中，他就會帶著學生們走出教室，深入潮汕地區的百年古寨。在潮州龍湖古寨的青石板路上，在汕頭前美村的陳慈黌故居前，他指導學生們用鏡頭記錄這些瀕臨消失的傳統建筑，用影像保存潮汕文化的DNA。

"新聞人不僅要記錄當下，更要守護記憶。"這是賴明明常對學生說的話。他不僅教授攝影技巧，更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在現代化進程中保護傳統文化？如何通過媒體的力量讓非遺煥發新生？這門課后來成為汕大新聞學院的特色課程，許多學生畢業后都成為了文化傳承的踐行者。

從香港中環的寫字樓到汕頭的大學講堂，從財經記者到新聞教育工作者，賴明明完成了職業生涯的重要轉型。但變的是崗位，不變的是他始終如一的家國情懷與文化擔當。在汕大，他不僅傳授專業知識，更注重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文化使命感。

第四章：牛仔褲教授——與學生的“和而不同”

粵港澳大灣區誕生了，這一年他再次回到了他事業的起點。

由他主筆的《深港合作 40 年》，一舉斬獲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這部著作絕非束之高閣的學術專著，更像是一位長期浸潤在現場的親歷者，以克制而理性的筆觸，對深港攜手走過的四十年復雜歷程，進行了一次全面而系統的復盤，也展望了深港合作基礎上，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發展前景。

字里行間，既有數據支撐的嚴謹分析，亦有扎根現實的深刻洞察，將個人的時代記憶，熔鑄為可供后人參考的集體經驗。《深港合作 40 年》之前， 有一本他的專著《香港轉口貿易》；之后，有一本他的專著《深港合作新探索》，這三本書共同構成了他對深港合作與粵港澳大灣區獨特視野的解讀。

在書中，他并未停留在抽象的數據層面，而是將目光投向兩座城市在制度差異、文化背景與現實協作中形成的張力與磨合。他研究前海的發展路徑，研究港澳青年的北上選擇，也研究深圳如何在短短數十年間，從一片蠔田成長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之城。

在長期的研究與比較中，賴明明逐漸形成一個清晰判斷：所謂“中國智慧”，并非概念化的表述，也不是書本上的固定答案，而是一種在高度約束條件下反復求解的能力。它既具有現實主義的靈活性，又蘊含著近乎執拗的長期主義。

這一點，與他祖父當年配置機槍火力網的邏輯并無二致——不是追求一時的聲勢，而是在復雜環境中尋找最穩定、最可持續的解法。

此時的賴明明，已經不再只是記錄時代變化的人，而是試圖梳理底層邏輯的人。他所做的，不只是回顧歷史，更是在為后來者提供一張可供對照的地圖。

正如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后的結構變化。賴明明的研究，正是試圖在紛繁復雜的現實中，辨認這些長期起作用的結構性力量。

在大學課堂，賴明明的課程常常座無虛席。

在一個高度功利化的環境中，這樣的場景并不多見。通常被視為“基礎課程”的課堂，在他這里，卻呈現出一種少見的活躍狀態。

賴明明將自己的教育理念概括為四個字：“和而不同”。

他并不刻意強調師生之間的權威差異，而是更愿意把課堂視為一個共同討論的空間。他曾在采訪中說，自己并不是站在學生之上教知識，而是希望和他們一起，學習如何觀察現實。

因此，他常常帶著學生走出教室，進入具體情境：調研農村秸稈的處理方式，討論公共廁所的標準化問題，分析城市公共空間的使用效率。在他看來，如果一個知識分子只停留在論文與概念之中，而忽略這些具體而基礎的問題，那便難以回應社會的真實需求。

也正是在這樣的實踐中，他不僅獲得了社會科學研究層面的認可，也指導學生完成了外觀設計專利的申報。這種從理論到實踐的跨度，體現出一種務實而克制的行動力——既能討論抽象理論，也愿意處理現實問題。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曾提醒，理解社會，必須從最基礎的生活結構入手。賴明明的教學實踐，正體現了這種思路：從具體出發，再回到整體。

他對學生的態度，也讓人自然聯想到陳寅恪所強調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鼓勵學生提出不同看法，也提醒他們在看似確定的結論中，保持必要的審慎與反思。

在當下，社會并不缺少表達者，真正稀缺的，是愿意俯下身來、在現實土壤中反復校準認知的人。賴明明所做的，正是以一種不喧嘩的方式，完成這種長期而耐心的訓練。

第五章：中國智慧的“拾荒者”——從宏大敘事到具體的善

賴明明最廣為人知的學術成果，是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之際，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新中國向世界貢獻了什么” 系列叢書之一的《中國智慧》。這套叢書由董振華教授擔綱主編，而《中國智慧》一書的作者，正是賴明明。

當眾人驚嘆于《中國智慧》的厚重成果時，鮮少有人知曉，這本書的字字句句，都凝結著他無數個日夜的伏案耕耘。

每當晨曦微露，整座城市還在沉睡之中，他已獨坐書桌前，與泛黃古籍里的千年哲思對話，同鮮活現實中的生動案例共鳴；每當夜幕降臨，萬家燈火次第亮起，他依舊埋首案頭，筆耕不輟。“你看這棵榕樹，” 他曾指著窗外盤根錯節的樹根，一語道破書中精髓，“中國智慧就如同這些根系，于約束之中覓得生長的無限可能。”

“人們總愛把中國智慧曲解成權謀之術，” 他常對著圍坐的學生感慨，手指輕輕叩擊著桌上《資治通鑒》的書脊，“可你看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靠的從不是機巧算計，而是疏導而非堵塞的大智慧。”

說罷，他又以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的治水傳奇為例，進一步佐證這個觀點。他的書桌上，攤開的書稿上密密麻麻寫滿批注，有些字跡力透紙背，仿佛要將這些浸潤著先賢智慧的道理，一并刻進自己的骨髓里。

賴明明的書房里，掛著一副對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或許正是這份治學旨趣，讓他的《中國智慧》褪去了書齋里的迂腐之氣，處處透著市井煙火的鮮活氣息。

從深圳坪山石井的 “網格化管理”，到浙江化解基層矛盾的 “楓橋經驗”，這些源自民間的 “土辦法”，在他眼中，皆是流淌在日常里的治理智慧。

猶記一次在石井街道辦調研，他與胡效云聊起基層治理的門道。“你們化解物業糾紛、調解停車矛盾的法子，” 他眼中泛起亮光，由衷贊嘆，“其實正是‘和而不同’的現代表達啊。” 那些家長里短的瑣碎討論，在他的梳理與提煉下，搖身變成了闡釋中國智慧的生動案例。

這種扎根生活的治學方式，讓他的著作少了書齋里的空談，多了人間煙火的溫度。他撰寫的《與職工朋友們談談中國智慧》《新時代城市街道治理現代化的深圳樣本》兩本書，便是最好的佐證 —— 書中沒有晦澀難懂的理論概念，只有解決實際難題的 “土發明”，只用最樸實的語言，講透最深刻的道理。

對中國智慧的立體式剖析，源于他對哲學的深刻反思。在他看來，哲學從不是懸于云端的高深理論，而是解決現實問題的實用工具。他常在大學課堂上引用那句名言：認識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他偏愛維特根斯坦 “把飄在空中的高深理論拉到凹凸不平的地面” 的比喻，也始終以這種深入淺出的方式，將晦澀的理論講得通透明白。

“來，咱們做個小實驗。” 課堂上，他有時會突然中斷講課，拋出電車軌道難題，讓學生們分組討論。看著學生們從激烈思辨到逐漸梳理出解決方案，他的臉上總會浮現出欣慰的笑容。

“你看，這就是中國智慧的現代表達 —— 在具體問題中尋找普遍規律，在實踐探索中提煉科學方法。” 他還會順勢結合 AI 時代的到來，將這道倫理難題引申到自動駕駛的倫理困境，探索人工智能與人類的關系，最終落腳于科學與人文交融的哲學反思。

他的辦公室里，有一個格外特別的書架，上面沒有擺滿名家典籍，反而整整齊齊陳列著學生們的作業和調研報告。他素來認真對待每一堂課，有時深夜備課，會泡上一壺鳳凰單叢，隨手翻開《中國智慧》的書稿。

氤氳的茶香里，那些關于制度演進、治理創新的零散思考，漸漸沉淀為清晰的認知。“真正的智慧，” 他在筆記本上寫下這樣一句話，“從來都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論，而是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思維工具。”

在這位學者的思想世界里，中國智慧早已不是博物館里蒙塵的展品，而是奔涌在日常生活中的活水源頭。它藏在車間里迸發的創新火花中，蘊于社區調解室里的融融暖意里，更閃耀在一代代中國人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實踐里。正如他常對學生說的那句話：“智慧從不在云端，而在腳下這片土地上生長。”

第六章：公共知識分子的自我修養——面對真相的克制與勇氣

在時代快速變化的背景下，賴明明始終反復思考一個問題：知識分子的角色究竟是什么。

在信息高度密集、表達極度泛濫的環境中，知識分子很容易走向兩個方向：要么過度依附某種外在力量，要么淪為情緒的放大器。而賴明明選擇的，是一條相對克制、也更為艱難的道路——成為一名理性的建設者。

他長期保持寫作，文字真實而節制，不追求即時的情緒反饋。他愿意面對現實中的復雜與不完美，也愿意在必要時反思自身的判斷。這種自我約束，并非消極退讓，而是一種對長期結果的重視。

這一點，讓人自然聯想到民國時期的蔡元培。為了守護學術與思想的獨立，他多次選擇離開顯赫位置，以退為進。那并非姿態，而是一種對邊界的清醒認知。

賴明明的 “鋒芒”，也從不用對立與否定來彰顯，反而更像一種審慎的校準與修正。他深耕于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真實案例之中，試圖從中提煉出反復顯現的結構性規律，盼著能以此為更多實踐者撥開迷霧，識別認知盲區，減少試錯的成本。

他常說，自己這一代人，是背負著時代任務的。這種使命感，并不通過宣示來完成，而是體現在持續的投入與自我約束之中。

在他看來，真正的家國情懷，并不是外在的表達，而是一種內在的責任感；不是短期的動員，而是長期的守護。愛國不是表演，情懷也不是工具，而是一種需要反復經受現實檢驗的信念。

正因如此，即便面對壓力與誘惑，他仍然能夠保持一種穩定的判斷力。這種定力，來自對真相的尊重，也來自對自身角色的清醒認知。

寫在最后：當歷史的煙云散去，我們留下些什么

如果將人生視作一部緩慢展開的影片，賴明明的故事，跨越了多個時代場景。

第一幕，是民國的硝煙。祖父賴牧天在戰壕中校準機槍的身影，沉靜而克制。第二幕，是香港的霓虹。年輕的賴明明身處傳媒一線，在信息洪流中記錄時代。

第三幕，是深圳的課堂。一位身著牛仔褲的教授，與學生討論科學與哲學。

看似不同的場景，實則圍繞著同一個主題展開：校準。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曾言：“樂觀者在災難中看到希望，悲觀者在希望中看到災難。” 而賴明明的人生選擇，既非盲目樂觀的高歌，亦非消極悲觀的喟嘆，而是在時代的跌宕中，始終錨定自我的坐標。

在劇烈變化的時代，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的坐標。有人迷失在增長的數字中，有人困于權力的結構里，也有人沉溺于情緒化的表達之中。而賴明明所呈現的路徑提醒我們，真正可靠的坐標，往往來自對真相的敬畏、對方法的尊重，以及對責任的長期承擔。

他并不試圖給出簡單答案，也不熱衷于宏大表述。他所堅持的，是在每一次研究中保持克制，在每一次判斷前進行校準，在每一次行動中兼顧現實與長遠。

當時代的煙云終將散去，留下來的，并非一時的喧嘩，而是那些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判斷力與價值取向。被反復校準過的思想與人格，往往更為安靜，卻也更加持久。

賴明明依然走在那條通往學術與現實之間的小徑上。腳步并不急促，卻始終踩在時代的節點之上。

因為他始終清楚：只要準星在，方向就不會偏離；只要判斷仍然克制，智慧就不會失效。

這，正是一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不喧嘩，卻自有分量；不尖銳，卻能夠穿透時間。

作者鴻彬與賴明明教授合影

文章最后賦詩一首，以表達我對賴教授以及中國當代公眾知識分子的敬意和期待！

《守望者：致賴明明教授及當代知識分子》

曾是戰場上，祖父指尖校準的寒芒，

馬克沁的余溫，還燙在百年的胸膛。

那時的準星，守著河山不碎，

換來今日黃昏下，一襲灰裝。

你曾穿梭于中環的霓虹，聽維港的浪，

在信息的洪流里，尋找文明的骨干。

折返書齋，四十載深港風云收進筆端，

你把書生最硬的骨頭，熬成照亮后輩的火光。

世人皆愛喧嘩，你偏要守著那份克制，

在不確定的時代，為真理做一個刻度。

那條洗褪色的牛仔褲，走過石井的泥土，

也走過學術的荒原，只為找尋“中國智慧”的來路。

不要問，這脊梁為何總在風雨中挺拔，

不要問，這雙眼為何總對真相報以淚花。

你們是拾荒者，在廢墟里撿拾理性的碎片，

你們是守望者，在長夜里靜候黎明的萌芽。

當歷史的煙云散去，名利皆如塵埃，

唯有那道對準良知的準星，永遠存在。

致敬這溫和的鋒芒，這有溫度的清醒，

致敬在時代的激流中，逆流而上的每一個靈魂。

一生何求，迷惘里永遠看不透，沒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祝福賴教授，祝福閱讀我文字的你！

（全文終）

鴻彬

2025年12月26日于深圳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