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與故鄉不在同一個時區過年

在萬家燈火之間，誰在異鄉守歲？

春節，是中國人一年中最隆重的時刻。無論身處何地，人們都會在這幾天里不自覺地回望來路——餐桌上的味道、電話那頭父母的聲音、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聲，都在提醒我們：故鄉不僅是地理坐標，更是一種時間的召喚。

但總有一些人，是在不同的時區迎來農歷新年的。

當多倫多的雪夜替代了香港的霓虹，當墨爾本的火車線成為日常軌跡，當韓國大邱的街巷漸漸熟悉到可以閉眼行走——春節對他們而言，不再只是團圓的象征，而是一場關于身份與牽掛的對話。

本期春節特別專題，講述三段跨越亞洲與北美、大洋洲的真實遷徙故事。他們沒有什么“為了更好的生活”之類的遠大理想：有人因一次烏龍的邀約遠赴韓國求學，順勢工作、定居、成家；有人嘗試在更親近自然的環境里，為女兒尋找不再“內卷”的童年；有人在職場挫敗與家庭壓力之間，被推向澳大利亞的海岸。

他們獲得了空間的寬廣、制度的穩定、下一代更舒展的成長環境；與此同時，也在無形中承擔著另一種代價——與父母親朋的距離、語言與身份的門檻、以及一種始終無法徹底消散的孤獨。

其中一位講述者說，移民就像一只風箏，無論飛得多遠，那根線軸永遠留在中國。

春節，是風箏線被拉得最緊的時刻。

在這個象征團圓的節日里，我們邀請讀者一起走進這些“異鄉守歲”的人生，去理解遷徙如何改變一個家庭的軌跡，也去思考一個更恒久的問題：當你在另一個國家安頓下來，鄉愁究竟以什么樣的方式存在，又是如何消解的？

在澳大利亞，即便嘉藝擁有漂亮的專業成績和一年的國內IT經驗，但在拿到永居（PR）身份前，投出的簡歷幾乎沒有回應 。直到身份解決后，才進入本地的公司工作 。而嘉明本身在香港的工作并非高薪厚職，雖然加國的起步薪資略遜于香港，但工作性質相近，且在一年內便獲得了主管的提拔。在韓國，隨著語言的流暢，輕輕終于從餐館走進了公司，成為一名翻譯并接觸其他職務，在同一家公司一干就是七年。

盡管他們已經學會了如何像本地人一樣生活，卻依然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只是“生活在異國的中國人”，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本地人。

1

“就像是一只風箏，不管飛多遠都連著線”

輕輕，36歲

所在地：韓國

移居時間：19年

這事得從我留學開始說起。我有個表妹一直成績不錯，但是高考失利只上了大專，大專畢業后想繼續深造的她跟我聊天時，她說：當時的我也沒有個靠譜的正式工作，也就動了念頭。我媽是持支持態度，我爸不太樂意，但他不反對我出去看看。

我的英語不好，就不想選擇英語國家，當時獲得日本留學簽證頁很難，我最終在留學中介的推薦下選了韓國。決定了以后手續辦得很快，剛開春的時候決定要出去，6月初我的韓國留學生活就開始了。但是表妹因為英語不錯，在拿到大專畢業證之后申請到了荷蘭的學校，9月份才出發。所以我們倆雖然相約“一起留學”，但并未在同一個國家。

因為我是0語言基礎，首爾的語言學校不提供住宿，還要獨自處理自己的一切事物，于是就選擇了位于大邱的學校，就因為那所學校提供集體宿舍。當時也沒想到從語言學校到就業、定居，都是在大邱這個城市。

當時我22周歲，跟我一起在語言學堂學習的同學大多是高中畢業或者還沒畢業就過來的“小朋友”，我在國內又在電視臺實習過，有過工作經驗，所以在家人幫我支付學費的情況下，我覺得生活費得靠自己掙。稍微學了幾個月語言就開始打零工，最快是我跑過住宅區，挨家挨戶貼傳單，也在手機流水線上裝過零件，語言稍微流利一些后還去飯館端過盤子，再后來語言學得不錯，就從翻譯的職務開始，加入了一家當地公司。

留下的原因也很簡單，如果持有學習或工作簽證，每年都需要續簽，考慮到持有綠卡可以省去這些麻煩，算下來積分又剛好達標，就干脆辦了綠卡。后來我在這邊結婚生子，孩子就是韓國籍，孩子接受當地的教育并享受本國的補貼是理所應當的，也就一直留在這邊。

我在那家公司干了七年，基本上沒有遇到過歧視外國人的情況。可能是我運氣比較好，在職場遇到的大多數人對外國人都比較友好，也有少數對中國不了解的人會問“中國有這個嗎？在中國會這樣嗎？”之類的問題。

我不是沒有想過要回國，讀書的時候總想著是要回國發展，甚至之后認識了我現在的先生，也想著是回國發展的空間更大。研究生畢業后，我試著投了一些簡歷，也拿到了一些offer，在咨詢了國內的朋友職場情況之后，我還是暫時打消了回國的念頭。

來韓國 20 年，感覺到最大的變化來自韓國人對進口產品的態度。記得剛來的時候，大多數韓國人堅信“身土不二”非常熱愛自己的國家以及國產的任何物件，但現在對進口產品的接受度明顯提高了。

我在韓國只有同學、學姐學長、同事關系，再加上后來生孩子之后進了“媽媽圈”，就是我在這里全部的社交圈了。跟在國內的朋友們聯系得還算比較多，但也只能當“網友”。每次回國之前列個清單，除了一定要吃到的各種美食，就是安排和朋友們見見面。

盡管在韓國居住、生活的時間已經趕上在中國的時間，但我仍然能感覺到在這里時一個“外國人”，我就像一只被放飛的風箏，“飄”在異鄉，但那個線軸永遠是在中國。孤獨是我沒辦法回避的東西，因為這不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就算是成家了、有孩子了，也只是多了牽掛。因為這牽掛，我留在了這里。但沒有朋友、沒有根，孤獨就始終跟隨著我。

2

“生活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在做抉擇”

嘉明，52歲

移民目的地：加拿大

移居時間：3年

我在香港出生，接受教育，畢業后一直在香港工作，在2008和2009曾到加拿大旅游，自己非常喜歡這里的環境和生活。婚后女兒出生后，我們一直在尋找更適合下一代成長的地方，因為很多朋友都在多倫多生活，我們在 2021 年開始籌備移民加拿大，2022年年中正式誠興。

抵達多倫多后，我們一家三口寄居在一對好朋友家中，我們在香港認識，他們持加拿大護照，回流多倫多也已經有十多年了。我們還沒出發，他們就已經在加拿大幫我們登記家庭醫生，替我女兒報名暑假活動。我們在朋友家中住了一個多月，期間他們教我家在多倫多如何生活，所以適應新生活并沒有遭遇什么困難。這對朋友是我們一家人生命中的天使。

我在香港的工作也不算是什么高薪厚職，所以在加拿大雖然收入不如在香港，可是工資落差也不算是太大，工作性質跟在香港時也差不多，妻子也找到一份合意的工作。我入職第三年，主管提拔我升職。我覺得我們一家都是幸運的。

過程中最困難的是如何跟雙方父母交代。全程我只是和妻子一起計劃，幾乎要出發了才告知家人這個決定，但我清楚一旦跟他們商量，最終就會很難誠興。是滿足父母的期待、留下陪伴家人，還是為自己與妻女尋找更理想的生活，毫無疑問我選擇了后者，移民籌備過程中有太多事情要考慮、要處理，所以我不想給任何人動搖和拖延我的計劃。

當然這樣的安排，對家人來說是非常差劣的，這是我人生中沒法彌補的遺憾。

說回現在的生活，我們現在住的房子有兩百平方米，另加地庫和后花園，所在位置四通八達，“學區”也不錯。同樣的價格在香港，我們大概只能買到 50 平方米的兩室蝸居。我和妻子更在乎的還是女兒的教育。這里的教育氛圍對小孩子更加友善，不可能找到學生因學習壓力自殺的新聞。

而消閑生活也跟香港不太一樣，感覺更貼近大自然，我多次見到野兔和狐貍在我家后花園溜達，冬天駕車可以到看北極光的地方，夏天可以駕車到不同很有北美特色的小鎮，或者駕車到以說法語為主的魁北克省感受在北美的歐洲風情。

多倫多已經有很成熟的華人社區，在香港有的，在多倫多也有。如果一直留在香港，或許等孩子讀大學時也一樣要考慮與孩子分開的焦慮，而今似乎也不用從小就計劃如何把女兒送到國外升學。關于養老，我們更多還是在做準備，如何面對孩子羽翼豐滿，從我們身邊飛出去的那天。

3

堂姐的“背叛”，成為改變命運的推手

嘉藝，41歲

移民目的地：澳大利亞

移居時間：17年

讀書工作時，我都沒有過出國的想法。在我的概念里，我家一直很窮，“留學”這種事情根本就不應該在我的世界里存在。考研失利后，我就找了個班上。

但是命運的轉機就發生在不經意間。2008 年快結束的時候，我一時沖動裸辭，感情上也遇到一些挫折。結果臨近年關不太好找工作，我就先回家了。遇到堂姐問我近況，我就告訴了她，千叮嚀萬囑咐不要跟我家里人說我辭職的事情。結果過年回家聚會時我說要提前開工回北京，堂姐卻在人前當場拆穿我，我鬧了個大笑話，也有十年沒有跟堂姐聯系。

送走家里的親戚們，爸爸媽媽和我長談了一次。他們告訴我家里的經濟狀況其實還可以，提供了一個去澳大利亞讀研究生的選項。我爸對我第一次考研失利還是很耿耿于懷的，而在 2009年，去海外讀研還能算得上“鍍金”。

所以某種程度上，堂姐的“背叛”才是這個直接改變了我的命運的推手。

選擇澳大利亞，則是因為我的大姨早已移民那里多年，父母覺得多少有個照應，申請學校的時候，也只申請了“澳大利亞八大”中的其中一所，那是大姨的女兒曾經就讀的學校。

第一年生活在親戚家有親戚照顧日常飲食，住在親戚家后院的單獨granny flat私密性也很好。除了去學校的距離有點遠，生活上都很方便。讀到第二年，我找到同學一起合租，不想再過多打擾大姨，就搬到學校附近住，過上了和大多留學生一樣的生活。

我是 IT 方面的本科畢業，在這邊也學了相關專業，我的英語一直以來也算不錯，所以學習對我來說并不算困難，畢業的成績單也很漂亮。但即便如此，畢業找第一份工作仍然頗費了一番周折。在沒有拿到永居身份之前，投正經工作基本上沒有回應，而拿到了永居身份之后，明顯回應就多了起來。最后感覺是靠運氣，投到了一個本地的IT公司剛好缺人，總算入了行。

工作了兩三年，有能力貸款買房了，我就開始留意買房的事。當時還沒買車，就確定要在火車站附近選擇，方便工作通勤。順著幾條火車線看了差不多二十幾個房子，我大概對市場和自己的負擔能力有了一個整體認識。

某天看到了現在的房子在開放，進去看了五分鐘就有感覺差不多就是他了。這個房子不是拍賣，跟中介出了個我覺得可以負擔的價。來回打了幾個電話第二天就接到電話，說房東接受了我的offer。其實當時沒有特別高興的感覺，因為一早就有預感，這個房子就是我的。

現在我已經在澳大利亞生活了 16 年，和國內的家人朋友都是逢年過節問候一下的那種。我從來不是那種特別需要陪伴或者朋友的人。所以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朋友都挺少的。但這和移民不移民沒有關系，就算我在國內，估計也不會是那種有很多朋友的人。

我在長沙長到 18 歲，去了北京，待了七年。來澳大利亞則已經有 17 年了。我喜歡墨爾本，這里已經成為我的第二故鄉，但我一直以來有一個自我認知：我是Chinese living in Australia 而不是Australian。

我知道我會在這里待上很長時間，在此終老也不是沒有可能。但這種底層的歸屬感出生時沒有，就是沒有，這是無法培養的。

我喜歡這里，但我并不屬于它，這兩者并不沖突。

4

跨越千里的牽掛，“異鄉人”是甩不掉的標簽

遷徙的下半場，是關于“扎根”的博弈。當最初的沖動消散，讓這些異鄉人最終決定不再回頭的，往往是那些極其具體、甚至有些冰冷的現實考量。

對于已經組建家庭的移民者來說，下一代的生存環境是決定去留的決定性因素，對社會支持系統的感受，則直接影響了他們對“養老”和“終老”的預期。

但當綠卡變成了某種生活背景，房子成了習慣的居所，移民者終將面對那個最核心的問題：我究竟是誰？

在這個問題面前，有人選擇了坦然的和解，有人則在寂靜中守護著那根拉向故土的線軸。

孤獨在這些故事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如今，他們不再糾結于是否能完全變成“當地人”，而是學會在異國的土壤上，以一種最舒服的姿態搭建起自己的世界。他們是父母、是職員，也是那個遠在大洋彼岸、心中始終牽掛著線軸另一端的游子。

如其中一位講述者所言：“孩子是我現在的牽掛，但我也是爸爸媽媽永遠的牽掛。這種錯位的牽掛，是移民者一生都要償還的債。”

后記

遷徙，是一場沒有標準答案的等價交換

在整理這三位的自述時，我反復思考一個詞：代價。

在這些文字里，我們看到了空間的跨越——從擁擠的香港舊樓到多倫多帶火爐的獨立屋；看到了身份的跨越——從餐館的洗碗工到本地IT公司的職員；更看到了心態的跨越——從對未來的極度不安，到在異鄉的晚霞中尋找內心的平靜。

但遷徙從來不是單向的獲得。它是一場極其隱秘的等價交換。

你換取了下一代更寬松的跑道，代價可能是與原生家庭之間永遠無法彌補的疏離感；你獲得了更貼近自然的生活環境，代價可能是終身都要背負的“異鄉人”標簽，以及那份即便在人群中也揮之不去的、如影隨形的孤獨。

這三個故事之所以動人，是因為他們沒有過度美化他鄉，也沒有刻意回避故土。他們誠實地記錄了那些由于“烏龍”或“意外”開啟的旅程，最終如何變成了堅韌的扎根。

移民，本質上是一個人試圖在世界的另一個坐標點上，重新解釋自己。

本期故事起源于播客《寂寞的心俱樂部》的一期節目，在這期節目里，我和主播 Zoe 共讀了一本以上世紀 80 年代香港移民潮為背景的小說《西岸陽光充沛》，在小宇宙、喜馬拉雅、QQ音樂、網易云音樂皆可收聽。

收聽方式

小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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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 / Zoe

撰文 / 云路

版式 / Al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