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王安石、蘇軾是怎么看“五代十國”的？

在宋人的心目中，五代的陰影無處不在。可以說，他們處心積慮設計出來的大多數令今人嘆為觀止的制度規范，都是“懲五代之戒”。

撰文丨陳季冰

電視劇《太平年》的熱播在國內民眾中引發了一輪少見的“五代熱”。

算起來“五代”一共只有54年，但中原王朝就更替了5個，更別說主要在南方的好幾個割據政權。所以這個時期也常被稱為“五代十國”。要搞清楚這段“亂哄哄你唱罷我登場”的紛亂歷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對于大多數普通老百姓來說，五代時期顯然不是什么“太平年”。但對于宏觀歷史而言，五代時期孕育了許多制度創新。這段時期堪稱中國由古代向近代轉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很大程度上說，被陳寅恪先生譽為“華夏文明造極之世”的宋代政治的基本面目，亦是由五代所塑造。

今天我們讀宋史時經常會看到，在宋人的心目中，五代的陰影無處不在。可以說，他們處心積慮設計出來的大多數令今人嘆為觀止的制度規范，都是“懲五代之戒”，也就是從五代汲取教訓，防范那樣的亂世再臨。

但這種努力是雙刃劍，一方面，如果不是那樣，則中國歷史上大概率就不會有320年繁榮的大宋，而五代則會變成“六代”……另一方面，它也直接釀成了有宋一代“兵不善戰”、始終被北方游牧民族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惡果。

所以，我們很有必要看看宋人尤其是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這樣的大家，在當時是如何記錄和評價剛剛過去的那段五代史的。

01

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正月，因“烏臺詩案”而謫貶黃州（在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的蘇軾蒙宋神宗手詔，許他移至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汝州在今河南平頂山，比黃州距京城要近得多。這是皇帝給予這位名滿天下的大文士的“特殊照顧”。

誥命于三月上旬抵達黃州，蘇軾一家于四月一日辭離黃州，沿長江一路順流而下，然后再沿大運河折向北上。六月底、七月初，東坡抵達金陵，見到了下野后的王安石。

自熙寧九年（1076）十月第二次罷相，王荊公已經在此地閑居了8年，當時它的官方正式名稱叫做江寧府。這是他青少年時代成長的地方，也是他父母安息之所。他對這里比對故鄉江西撫州更加熟知，也更充滿感情。

蘇軾此番在金陵城共盤桓了一月有半，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見到這位文壇前輩和昔日官場上級，也是他與王安石朝夕相處最久的一次。此時的兩人都遠離了現實政治的風口浪尖，一身輕松的他們便有了說不完的共同語言，“劇談累日不厭”。這也是這些年來東坡第一次真正“棋逢對手”——遇到一位天賦與才情相當的對話者。

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與公游，盡論古昔文字，閑即俱味禪悅。（蔡絛：《西清詩話》卷上）

經史與佛學，是他們的話題中心。

要論文章傳承，王安石與蘇軾都出自歐門。“一代文宗”歐陽修不但自己文才獨步天下，還先后栽培提攜了曾鞏、王安石和蘇軾三顆中國文學天空中的璀璨巨星，他是名副其實的“一世之師”。

也許正是因為這層關系，王安石再次見到蘇軾，立刻又想起了兩人共同的伯樂與恩師——已于熙寧五年（1072）離世的歐陽修。他說：“子瞻當重作《三國書》。”

歐陽修曾因不滿意宋初薛居正等奉旨所撰的官修《五代史》，特意私自又重修了一部。他的這個版本后世一般稱《新五代史》，薛本于是便成了《舊五代史》。

不知為何，王安石對此耿耿于懷，他認為歐陽修應該把寶貴的精力才華用于重修《三國志》才對。他不止一次抱怨過，“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恨其不修《三國志》而修《五代史》耳”。

另一種說法是，王安石對歐公撰《五代史》一向評價不高。一次神宗問他：“卿曾看歐陽《五代史》否？”他回答說：“臣不曾仔細看”，接著略帶揶揄地說：“但見每篇首必曰一‘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

此事發生在熙寧八年，因時任三司使章惇之薦，朝廷特賜歐陽修之子、大理寺丞歐陽發（字伯和）進士出身，神宗皇帝由此與宰相王安石聊起乃父的《五代史》。王安石當時還說，自己只讀了幾冊，覺得“其文辭多不合義理”。批評得甚是嚴厲。

但也有一些記載與此很不同。據說，有一天王安石看到大弟王安國的書案上放著這部書，便問道：“此書何如？”安國回答說：“（歐陽公）是在以明白易曉之言，敘擾攘難盡之事。要對它作出準確公允的評價，很不容易。”王安石聽了，覺得弟弟的話誠懇而切當。

黃庭堅也曾回憶說：歐陽文忠公的《五代史》成稿后，有人作了篇序置于書前。王荊公看到后十分不屑地說了句粗話：“佛頭上豈可著糞？”

綜合起來分析，我們似乎可以得到以下兩個的判斷：

首先，以歐陽修在當時“一覽眾山”的文壇泰斗地位，在官方體系之外自行修撰一部《五代史》，可能引起了不少關注與議論，以至于皇帝都感到有些不安。

在王朝時代，修史、特別是修剛剛過去的前代史，遠不是做學問那么單純，那可是一樁與本朝皇權合法性高度勾連的莊嚴大事，政治儀式感非常濃厚。而就王安石而言，身為宰相的他必須對朝廷官修的那部《五代史》作出適當的維護，哪怕那已是百年前的事了。

當然，他本人對歐公《五代史》的確也是不滿意的。但另一方面，他對于歐陽修花了那么大心力獨自一人完成這部巨著又心存敬意。

02

如果王安石確實貶低過歐陽氏《五代史》，放到后人的視域中，則此事一方面折射出這位目空一切的“拗相公”的孤傲與不自謙，另一方面卻也展現了他對史學的深刻體認。這就涉及到了一個根本性學術問題：史學的最高目的是什么？

一直以來，儒家學術傳統將《春秋》作為修史的圭臬。按照漢代以后形成的官方正統理論，孔子的微言大義意在使“亂臣賊子懼”（孟子語），也就是強調它的褒貶諷誡功能，即揚善懲惡、鑒古而開來。《宋史》本傳如此評價歐陽修的史學成就：

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

與現代學術界普遍偏重歐陽修的文學成就不太同頻的是，20世紀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先生格外推崇歐陽修的學術，將歐公抬到“宋學初興的第一位史學家”的崇高地位。在他看來，只是因為歐陽修“在文學上的造詣和成就太過卓越了，因此把他史學上的貢獻轉而掩蓋了。”

那么，歐公的史學究竟卓越在哪里呢？錢賓四先生給出的答案是標準儒家式的：“（歐陽修）《五代史》模仿《春秋》，著意在褒貶。”

然而王安石作為一個在文學和學術兩方面都有極高敏感與造詣的大家，對史學卻有明顯的不同觀點。許多人讀過他的一首著名詠史詩：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
當時黮暗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
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
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
（王安石：《讀史》）

這首詩的寫作年月不詳，但歷來頗有人認為，它的緣起恰是歐陽修的《五代史》，很可能作于熙寧中后期宰相任上，也就是神宗問起《五代史》之后沒多久（作者注：但也有人說這首詩作于元豐八年，也就是王安石去世前一年。這年三月，神宗崩，新法漸廢，《讀史》便是在憂慮憤懣中寫就的）。

詩名所謂“讀史”，所讀正是歐公《五代史》。更為具體和直接的由頭則是：歐公《五代史》對五代名人馮道貶抑甚嚴，到了口誅筆伐的程度，王安石大不以為然，

公嘗謂：

歐陽永叔作《五代史》，時馮道最佳，有機謀，善避難密，能安主存身，可謂吉士。永叔貶人，甚無謂也。作史難，須博學多聞，又須識足以斷其真偽是非乃可。蓋事在目前，是非尚不定，而況名跡去古人已遠，旋策度之，焉能一一當其實哉！

用現在的話來說，王安石認為，寫歷史，難就難在首先要把一個個具體史實搞得十分清楚，然后再以自身廣博的學識去辨別、還原和再現一段歷史。在此可靠基礎上，才談得上臧否事件、褒貶人物。

薛居正早于歐陽修差不多一百年，他本人在后唐即舉進士第，歷仕唐、晉、漢、周四代，他主持下宋朝官修《五代史》的編著者們也多是五代的親歷者，他們對于五代的人物、政事、典章、制度顯然比只能借助二手材料的歐陽修熟悉得多。

雖說一段歷史的當事人因為自身立場、觀念和利益的牽連而對歷史做出不客觀的陳述和評價，即所謂當局者迷的情況并不少見。但更一般地，當局者對歷史人物和事件有著立體多元、豐富細致的體認，因為他們藉以評價歷史的不僅僅是抽象干癟的倫理道德原則，還有自己的親身經歷。

歐陽修不喜歡馮道，是因為紙面上記載的馮道的那些言行不符合歐陽修服膺的儒家政治倫理。薛居正不僅認識馮道，還可能與他打過不少交道，兩人曾同朝為官。他深切地了解馮道的那些言行背后的客觀原因及主觀動機，這使他對馮道多了一層“同情之理解”。

的確，沒有人懷疑歐陽文忠公冠絕古今的文才，但史實疏簡而議論太多，是歷代學者對其《新五代史》的共同微詞。以至于后代史家若想要弄清楚那段僅有五十多年的歷史的來龍去脈，仍不得不主要依賴歐陽修看不上的那部《舊五代史》。

對這一層，王安石在當時便已洞若觀火。他雖以經義自負并稱譽于當時，但對經學與史學的不同性質還是分得很清楚。只不過話說回來，雖然這已是現代學術牢不可破的準繩，但在倫理至上的古代語境中卻未必是共識。

03

至于王安石為什么認為重修《三國志》更為迫切？我猜想，歐陽修雖也曾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的宰執高位，但他是典型的文人，希望將剛剛終結的五代十國紛亂歷史當作一篇揚善抑惡的教材，以期有補于治道。

而王安石雖是一位絲毫不遜于歐陽修的偉大文學家和學者，但他對政治的自我期許更高，官也做得更大，因而他更著眼于現實——前已述，當時的天下，中原漢人的宋、契丹人的遼和黨項人的夏三分天下，與魏、蜀、吳三國時代頗有相類之處。

這就是王安石認為重修《三國志》才是當務之急的根源，他將重修《三國志》當作謀劃一篇時務策論——同樣的以史為鑒，歐陽修重褒貶，王安石則希望從歷史中獲得啟發與借鑒。

不管怎樣，如今世間已無歐陽修，王荊公的期待自然而然落到了眼前這位歐陽修身后最耀眼的文壇巨子身上。

時隔多年后王安石重提往事，沒想到被蘇軾一口回絕：“我老了，愿意推薦劉道原，他是比我更勝任的人選。”（見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二十一）

東坡向荊公推薦的這位劉道原，大名劉恕，道原是他的字。他可是王安石的陳年故舊了。《宋史》本傳稱：

恕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

他還以耿直不屈、論人之短無所隱而廣為人知。劉恕年輕時與王安石交情深厚，后者執政后，專為推動變法而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第一個想要起用的就是他。然而劉恕先以自己不熟悉財政事務為由謝絕，進而勸告昔日好友，當以堯舜之道輔佐人君，“不應以利為先”，后又批評了新法的諸多“不合眾心者”。

這以后，他還多次在大庭廣眾之下當面頂撞王安石，令這位權傾一時的執政下不來臺。安石的黨徒對他恨之入骨，而友朋們則每每為他捏一把汗。

不止如此，劉恕對王安石異常自負的“新學”也很不買賬，每遇到有士子談論（安石）新經，他便會怒形于色：“此人口出妖言，面帶妖氣。”可能是出于對他屢屢“面折王介甫”的敬佩，蘇軾曾贈詩劉恕：“孔融不肯讓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時人認為這句詩是在稱頌劉恕、貶低王安石。

不過王安石身為丞相，畢竟亦非小雞肚腸，雖說劉恕讓他很不高興，但他也沒拿這位昔日好友怎樣。他遇到劉恕時，最多也就是刻薄地戲謔：“道原讀到漢八年未？”意指劉恕讀史，沉溺于繁瑣無聊的細枝末節，不能窮事達理。

即便按宋人習慣的虛歲來計，元豐七年這一年東坡也不過剛49歲而已，遠沒有老到寫不動書的地步。這顯然只是個托詞。

真實的原因，十多年后的建中靖國元年（1101）四月，蘇軾從海南島北歸路過南康軍（今江西廬山一帶）時，親口對劉恕之子劉羲仲（字壯輿）和盤托出過：王安石曾對蘇軾說，裴松之對《三國志》的注，水平實際上在陳壽原書之上。但注畢竟是注，不能單獨成書。他自己一直有意重修，遺憾的是，“今老矣，非子瞻，他人下手不得矣。”

應該說，《三國志》的確是《二十四史》中最奇怪的一部，裴注不僅糾正了陳書的諸多錯謬，而且增廣了大量陳壽原著中沒有的內容，其篇幅竟是陳書的三倍之多！所以王安石評論說：“蓋好事多在注中。”

而蘇軾為什么謝絕并推薦劉恕，個中深有原委。據說，劉羲仲繼承家學，也精于史學，他曾經從歐陽修《新五代史》中摘錄出眾多訛誤，成《五代史糾謬》一書，還曾專門呈送蘇軾。

東坡因此感嘆：“夫為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當荊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

此事似乎還從一個側面證明了，王安石對歐公《新五代史》評價不高，并非毫無道理。

南宋人王明清的筆記小說《揮麈錄》中還錄有與此事有些關聯的另一種說法：四川有個叫吳縝的新科進士，專程登門拜訪歐陽修，希望投在其門下做一屬官，被歐陽修回絕了，于是他就作《糾誤》一書，專以對《新五代史》吹毛求疵（亦見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九“著書之難”）。

04

在蘇軾向王安石推薦請劉恕重修《三國志》之前許多年，這位一代良史已全身心地沉浸于另一項注定將會不朽的重大使命——協助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

這項“國家工程”前后持續19年，早在神宗之父英宗治平年間（1064-1067）便已開始籌劃。當時英宗專門設局編修，并授權司馬光，可以自行在館閣英才中挑選任何人作助手。司馬光于是對皇帝說，非劉恕不可。

由此可以想見，劉恕一定是當時公認的“史學第一人”（司馬光修《資治通鑒》的助手，另有劉攽和范祖禹）。而劉恕的工作確實極為得力，在《資治通鑒》的編纂過程中，凡“紛錯難治”的史實，大多由他條分縷析加以梳證。尤其是，身為當時的“近代史”權威，他完成了《通鑒》中魏晉以后的全部史實考訂工作。

這在另一方面還折射出當時這批名士的多元交往關系：顯然，司馬光作為王安石青年時代的摯友，他與劉恕的交誼一定也不淺。

然而，重修《三國志》一事到此就沒了下文。

值得慶幸的是，王安石抑或蘇軾這兩位偉人都沒能做成的事，由另一位偉人做成了，而且恰是在劉恕的協助下做成的。他所達到的成就遠遠超越了單純重修一部《三國志》——正是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得勢讓他的頭號政敵司馬光投閑16年，成就了一代史學巨擘和一部史學經典。

但在這件事上，粗枝大葉的宋人筆記給我們留下了一個不可能梳理得清楚的大坑：劉恕并沒有活到蘇王金陵相會的那年，他卒于元豐元年（1078），年僅47歲。自熙寧三年（1070）司馬光出判西京御史臺，劉恕追隨溫公赴洛陽修書，前后凡8年。他為《資治通鑒》的編寫作出了嘔心瀝血的重大貢獻，但自己卻沒能看到它最后成稿。《通鑒》的成書，是在他死后7年。

因此，按《邵氏聞見后錄》之類筆記之說，遲至元豐七年，蘇軾仍向王安石推薦劉恕，簡直是天方夜譚——作為共同的故交，王安石和蘇軾都不可能不知道劉道原早在6年前就已離世。

退一步說，即使我們把蘇軾向王安石推薦劉恕之事提前到后者在世時，也就是最晚當在元豐元年，好像也說不通。因為那時蘇軾才40剛出頭，說什么“某老矣，愿舉劉道原自代”，豈非信口開河？更不可思議的是，劉恕實際上還比蘇軾年長5歲！

因此，如果確有其事的話，東坡向荊公愿舉自代者，顯然不是劉恕，而應當是劉恕之子、繼承了家學的劉羲仲。《邵氏聞見后錄》誤在于此。

另有記載從側面印證了上述推測：蘇軾雖然沒有允諾王安石，但卻一直把這件事情放在心頭。臨終前不久，他又鄭重地把這項使命傳遞給了劉羲仲：“蓋介甫以此事付托軾，軾今以付壯輿也。”

宋人關于此事還有另一則不同記錄，沒準更接近真相：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為之？”坡曰：“某雖工于語言，也不是當行家。”（朱弁：《曲洧舊聞》卷五）

此處“端明”二字，是對蘇軾的尊稱，因他于元祐七年（1092）加端明殿學士，這是所有翰林學士中資歷最長者方能獲得的稱號。司馬光也擁有此頭銜，故而他也經常被人以“司馬端明”相稱。

然此段文字中語未及荊公，似乎重修《三國志》是劉恕自己的心愿，后人不知何故把它按到了王安石頭上。又或者，早年劉恕與王安石曾經議論過此事，重修《三國志》是兩人的共同心愿？

不過，這些不同記載在一點上是基本一致的：蘇子瞻學士的文筆雖為天下人景仰，但他對于自己的天賦短長有著相當清醒和準確的認識。

就連蘇軾這樣的曠古天才，對于白紙黑字也是滿懷敬畏之心。

但正如王安石認為重修《三國志》非蘇軾不能，蘇軾也毫不吝嗇地對王安石的史才打出了最高分。

早在熙寧元年（1068），朝廷以宰相曾公亮提舉，修撰剛剛駕崩的宋英宗《實錄》，當時還是翰林學士的王安石承擔了這項工作。他不要助手，獨自一人完成了三十卷《英宗實錄》（作者注：歷來也有人說，此書乃呂公著、韓維、吳充等多人共同編修，王安石只是作者之一）。

蘇軾后來對劉羲仲說：“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為國朝諸史之冠。”

*題圖由AI生成

*本文為冰川思想庫原創文章，未經授權禁止轉載，否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