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紅軍將領與被俘國民黨中將》、《跟隨紅軍長征的國民黨將軍》、英國傳教士薄復禮《指導的手》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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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2日，湖北省咸豐縣忠堡鎮，戰斗剛剛結束。
構皮嶺山谷里的硝煙還沒有完全散去，焦土之上橫七豎八散落著戰斗過后的一切痕跡。
從來鳳出發、奔赴宣恩增援的國民黨第一縱隊，在過去三天里被分割包圍、逐一擊潰，一個號稱蔣介石"近衛軍""王牌"師之一的精銳部隊，在咸豐縣境內的這片山地里，幾乎全軍覆沒。
被紅軍戰士押送進指揮部的時候，張振漢左臉上的血跡還沒干透——那是一塊炮彈碎石劃開的傷口，他的軍服破損，胡須凌亂，和他在第41師多年以來的中將模樣，判若兩人。
他1893年生于江蘇徐州銅山縣一戶貧苦農家，父親早逝，家境拮據，從北洋陸軍學堂到保定軍校炮兵科，歷經北伐、中原大戰，一步一步從連長升到了師長，1931年被授中將軍銜。
這樣的履歷，在民國軍界，是實打實從底層一路拼出來的。
然而在忠堡這處山谷里，他帶著三個支隊九個團的兵力，在三天之內被切成三塊，各自擊潰，第41師師部、第121旅和特務營幾乎全軍覆沒，生俘2000余人，他本人被炸傷就地活捉。
走進那間低矮的屋子，張振漢的腦子里已經打好了最壞的算盤。
4年前，與他同一級別的國民黨中將師長張輝瓚被紅軍俘獲后，在萬人公審大會上被處決。
那是紅軍俘獲國民黨將領后的唯一一次處決，原因是張輝瓚在"圍剿"過程中對當地百姓造成了極大的民怨。
張振漢不知道自己屬于哪種情況，軍營里此起彼伏傳進他耳朵里的呼聲，每一句都像是催命的信號。
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張振漢的余生走上了一條他自己從未設想過的路，也在千里之外的漢口，將另一個人的命運徹底卷動......
【一】調虎離山：忠堡戰役的前因、布局與經過
要了解張振漢為何會落入這個局面，需要從1935年春天說起。
中央紅軍已開始長征，蔣介石擔憂活動于湘鄂西一帶的紅二、六軍團趁勢西進，與長征中的中央主力會合，遂于1935年初緊急調集六路縱隊約11萬人，對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二、六軍團發動大規模圍剿。
張振漢時任國民黨第41師師長兼第一縱隊司令，是這次圍剿部署中的核心力量之一。
張振漢從1931年起便駐扎于湘鄂一帶，對紅軍實施圍剿已歷多年，多次揚言要"親手活捉賀龍"。
他麾下的第41師兵多器精，在這片山地上留下了相當的威名。
在國民黨軍中，他是鄂軍體系里地位僅次于鄂軍總司令徐源泉的人物。
然而，這場忠堡之役，張振漢在事后留下的資料中記述，從一開始他就不認為應該那樣打。
他曾向徐源泉明確提出三條建議，核心是：暫取守勢，弄清敵情，不要被動跟著紅軍跑。
他的判斷是，紅軍在陳家河、桃子溪接連取得大勝，絕非走投無路，而是在運動中主動尋求殲敵機會；
在這種局面下，倉促出兵追擊，極易落入圈套。
他還指出，己方給養補充極為困難，在運動途中斷炊的情況時常發生，若暫守四十余天待麥收之后再行動，后勤上的困難可以大大減少。
這份分析，徐源泉起初接受了張振漢的意見。
然而武漢行營、重慶行營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出兵，張振漢的意見被全部否決，被強令出擊。
他在資料稿中寫道"均不獲準"，在重重強令之下，不得不帶兵上路。
1935年6月2日，賀龍率領紅二、六軍團主力突破龍山邊界封鎖線，進至宣恩的沙道溝和高羅一帶，停留約七天，尋機殲敵。
但敵軍龜縮在縣城及周邊據點，始終不肯出戰。
為迫使敵軍離開堡壘，便于紅軍在運動中加以殲滅，指揮部決定用一步"調虎離山"之計。
1935年6月9日夜，紅二、六軍團主力一部突然包圍宣恩縣城。
坐鎮恩施的鄂軍總司令徐源泉大為驚慌——宣恩距恩施僅45公里，一旦失守，恩施門戶洞開，更恐紅軍北上威脅長江交通。
他隨即急令駐防來鳳的張振漢火速馳援宣恩。
1935年6月12日凌晨，張振漢在來鳳向各部下達了增援宣恩的電報，電報中詳細寫明了增援的時間、行軍路線以及行軍序列。
這封電報剛一發出，便被紅軍截獲并成功破譯。
紅軍電臺在此役前還做了一項特殊工作——提前以明碼向張振漢的電臺發報，告知其部隊即將被圍、電臺應妥善保護。
戰斗結束后，紅軍繳獲了張振漢部兩部完好無損的無線電臺，連機器帶技術人員一個不少，大部分通信人員后來加入了紅軍，成為紅軍通信工作的骨干力量。
掌握了張振漢的行軍路線和時間，賀龍命令宣恩圍城部隊繼續佯攻，主力迅速秘密趕赴忠堡鎮高筍塘村完成設伏。
同日下午3時，紅軍前衛第四師抵達忠堡以東的黃蓮蓬附近，此時張振漢的右路部隊已進入忠堡境內，左路部隊距忠堡數里，中路部隊正行至韭菜園西側。
賀龍命令紅四師立即發起攻擊，一舉殲滅后衛部隊一個營，同時將張振漢的直屬部隊壓制在構皮嶺山谷之中，搶占忠堡與構皮嶺之間的制高點老鴉關東側。
就這樣，張振漢的三路縱隊被切成了三截，首尾斷絕，幾次試圖增援均告失敗。
經過三天鏖戰，張振漢身邊最終只剩下司令部和一個特務營。
先頭旅旅長見形勢不可挽回，扔下主力倉皇而逃。
張振漢無計可施，舉槍想要自殺，被參謀長及時攔住。
就在這時，王震率51團戰士從指揮所沖出，向張振漢殘余部隊發起直接攻擊。
賀龍隨即調來此前在桃子溪戰斗中繳獲的一門"七生五過"山炮，炮兵連長劉彬連發四發炮彈，三發直接落入張振漢司令部。
參謀長和衛兵當場被炸死，張振漢左臉頰被碎石劃傷，滿臉血污，在混亂中被紅軍戰士就地活捉。
此役，紅軍殲滅國民黨第41師師部、第121旅和特務營共4000余人，生俘2000余人，史稱"忠堡大捷"，是一場后來被載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經典戰役。忠堡鎮至今仍豎立著紀念此次戰役的豐碑。
【二】被俘之后：從死罪待決到站上紅軍講臺
張振漢被押到設在黃泥篷的紅軍指揮部，進門便連說"死罪、死罪"。
賀龍搖著大蒲扇，朗聲一笑："久仰呀，張司令！你從1931年就吊在我賀某屁股后面轉，天天喊'活捉賀匪'，今天怎么被'賀匪'活捉啦？"
張振漢嘴上說"慚愧、慚愧"，內心并不完全服氣。
他后來對兒子張天佑談到，他認為這次失敗，有相當大的原因是先頭旅旅長（即后來淮海戰役中的黃伯韜）握著三個團的兵力在忠堡鎮坐視不救所致，而自己提出的暫取守勢的建議被層層否決后被迫出兵，也是失敗的根源之一。
賀龍把他交由軍團保衛局看押，張振漢始終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
幾天后，紅軍在李家河召開忠堡大捷慶祝大會，張振漢以為是公審處決，嚇出了一身冷汗。
賀龍在臺上說："只要將功折罪，死罪可免，活罪也免。"
隨后發生的一切，徹底打亂了張振漢的預期。
紅軍從緊張的醫藥儲備中勻出寶貴藥品，為他處理傷口，悉心治療。
飲食上，紅軍戰士自己吃粗糧咸菜，卻專門給張振漢開了小灶，備以細糧。
據張天佑在回憶錄中記述，父親對這段經歷反復提及，說他弄不明白賀龍究竟在打什么算盤。
賀龍找他談過一次話，直接說出了打算：張振漢是保定陸軍官校炮兵科出身，有豐富的軍事理論基礎和實戰經驗，紅軍學校需要這樣的教員，希望他留下來授課。
張振漢當即拒絕。
他事后對張天佑說了兩條原因：第一，自己是敗將、俘虜，上臺教紅軍，于情于理拉不下這個臉；第二，一旦為紅軍做事，被蔣介石那邊得知，就再也回不去國統區了。
賀龍沒有放棄。
他請來了紅軍大學校長蕭克和政委蘇鰲，一起做張振漢的工作。
蕭克說了一番話，后來被廣泛引用："軍事技術沒有階級性，一般戰術原則，如行軍、組織戰斗、協同作戰以及利用地形地物等都是軍事科學，不管紅軍白軍都要用。"
紅軍將領一而再、再而三地親自登門相請，張振漢覺得實在難以推辭，答應先去試試。
1935年8月，張振漢換上紅軍軍裝，走上了紅軍學校高級班的講臺。
他把多年積累下來的炮兵戰術、陣地戰理論和實戰經驗，結合親身與紅軍交戰的具體戰例，一一講解，并親自示范迫擊炮和山炮的操作要領。
起初，臺下有學員當面質疑：打了敗仗的人，憑什么教打了勝仗的人打仗。
蕭克當場批評了這名學員，明確表態支持張振漢講課。
此后，蕭克、王震等紅軍高級將領也時常坐到臺下聽講。
張振漢講解炮兵的射程、炮位布置、協同作戰，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把深奧的軍事理論說清楚，學員的戰術水平有了明顯提升。
蕭克后來明確說過，張振漢是當時紅軍學校公認的水平最高的教員之一。
【三】1935年11月，踏上長征之路
1935年10月，蔣介石重新集結130多個團的兵力，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發動新一輪大規模圍剿，紅二、六軍團腹背受敵，為保存有生力量，決定突圍長征。
出發前，蕭克多次登門，就國民黨兵力布防情況和紅軍突圍方向征詢張振漢的意見。
張振漢根據自己對國民黨各部布防情況的了解，認真分析了各方向的敵軍態勢，指出國民黨布防的薄弱環節在南線，建議紅軍走南線突圍。
紅軍指揮部經過仔細研判，參考了張振漢提供的情報，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沅江澧水防線的戰略決策，由此掌握了長征初期行動的主動權。
1935年11月19日，紅二、六軍團從湖南桑植縣出發，正式踏上長征。
在這支隊伍的行列里，多了一個騎著棗紅色騾子的特殊人物——張振漢。
按照當時的慣例，紅軍副團以上干部三四個人才合用一匹騾馬，且只能用來馱運行李。
賀龍卻專門給張振漢配了一匹騾子當坐騎，另配專門的勤務人員照料生活，享受軍團級干部的待遇。賀龍、任弼時、蕭克與他一起談古論今。
蕭克在條件稍好時，還會親自動手做粉蒸肉，請張振漢同吃。
王震與張振漢之間，也有一段有案可查的細節：行軍途中，張振漢馱書的箱子從騾背上滑落，跌入山崖，其中有他最心愛的一套《二十四史》，他懊惱不已。
王震知道了這件事，一直記掛在心，等到后來到了陜北，專門買了一套《二十四史》親自送給張振漢。
長征途中，張振漢的軍事專長在多處實戰中派上了用場。
進攻湖南龍山縣城的時候，城墻堅固，圍攻數天無法攻克，紅軍戰士的傷亡持續增加。
紅軍在戰斗中繳獲了敵人的幾門山炮，卻苦于無人會精準操作。
賀龍把張振漢找來，將繳獲的山炮和僅有的兩發可用炮彈交給他處置。
張振漢目測指量，調好炮位角度和射擊仰角，命令炮手開炮。
兩聲巨響，兩座封鎖紅軍沖鋒道路的碉堡應聲炸飛，槍聲戛然而止，紅軍隨即突破，迅速占領了龍山。
賀龍向他伸出大拇指說："你為紅軍立了一大功！"
1936年春夏之交，紅二、六軍團長征到達金沙江畔。
奔騰的江水橫亙眼前，船只早已被國民黨軍收繳一空。
賀龍把曾擔任北洋軍工兵營長的張振漢請來，詢問渡江之策。
張振漢環顧四周，見江邊山坡上有大片竹林，建議砍伐竹子扎排渡江。
賀龍當即采納，命令兵分兩路，一路砍竹扎筏，一路繼續向上下游尋找船只。
張振漢還親自示范如何把竹筏扎牢，保證不被激流沖散。
據1997年2月北京召開的紅二方面軍后代聯誼會上一位老將軍回憶錄的記述："金沙江非常險惡，是張振漢將軍提出了砍下山上竹子扎成竹筏的主意。他還親自示范如何把竹筏捆緊不被江水沖散，保證了紅軍安全渡江。"
兩萬人馬由此順利渡過了金沙江。
翻越玉龍雪山之前，張振漢注意到戰士們圍著那門587號山炮議論，得知紅軍因輕裝爬山的需要，打算就地將炮炸毀。
他主動找到賀龍，建議將山炮拆分，由戰士們分別背負各個零件翻越雪山，到達另一側之后再重新組裝。
賀龍同意了這個建議，那門炮由此被分解成數塊，背在戰士的肩膀上，開始翻越玉龍雪山。
隊伍在接近山頂時，張振漢騎的騾子突然失蹄，滑入雪谷，張振漢被甩出去，跌落谷底，腿骨骨折，全身多處受傷，昏迷過去。
戰士們立刻組成"人繩"，一個人抓住另一個人的手腕，鏈式延伸至谷底，硬是把張振漢從雪坑里拉了出來。
此后，戰士們輪流用擔架抬著受傷昏迷的張振漢，走完了雪山中最艱難的那段路程。
有幾名紅軍戰士，就在抬著他翻越雪山的途中，永遠倒在了山上，再沒有站起來。
張振漢對張天佑多次描述過這段經歷，原話在張天佑的回憶錄中有詳細記載："過雪山時，好幾個紅軍為了把我抬出去犧牲了，我曾經是他們的敵人，殺死了很多他們的兄弟，他們卻拿命救我，這份恩情，你不要忘記。"
過草地的時候，為張振漢擔任照護的戰士，寧可自己忍饑挨餓，也要把得來不易的一點干糧或野菜先留給他。
在那段極度艱苦的行軍里，這種情況不止發生過一次。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長征宣告結束。
張振漢作為唯一一位全程隨紅軍走完長征的國民黨中將，來到了延安，受到了偉人和周恩來的接見，并在紅軍大學繼續擔任教員。
每個月，他還得到了額外幾塊銀元的"薪餉"，這是在供給制體系之外對他的特殊照顧。
每當發了餉，蕭克便帶著幾個人上他那兒，到農家買些酒菜，一起吃頓便飯。
這段傳奇經歷，被跟隨賀龍長征的英國傳教士薄復禮，在其回憶錄《指導的手》（The Guiding Hand）中多次提及并詳加描述。
【四】漢口的鄧覺先：變賣家產，秘密運送物資
張振漢在長征路上跋山涉水的整段時間里，他的妻子鄧覺先，在千里之外的武漢漢口，承受著另一種處境。
鄧覺先是湖南長沙人，出身大家，據記載是長沙明憲女中的學生，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知書達理。
張振漢被俘的消息傳回來之后，國民黨上下普遍判定他兇多吉少，登門勸鄧覺先改嫁的人接連不斷。
據張天佑在回憶錄中的記述，母親鄧覺先的態度始終沒有動搖："死要見尸，否則就還有生還的希望。"所有勸她改嫁的人，全部被她回絕。
紅軍在長征途中物資極度匱乏，但通過可靠渠道，把張振漢還活著、隨軍行動的消息傳遞給了守在漢口的鄧覺先。
鄧覺先收到張振漢親筆寫的報平安信函，從那封信里讀出了紅軍處境的艱難。
張天佑在回憶錄中對母親隨后的行動有詳細記述：鄧覺先看完那封信，當即決定把家里所有值錢的東西全部變賣，用換來的錢購置紅軍最急需的軍需物資——盤尼西林、望遠鏡、手表、指南針、自來水筆等物。
這些東西，在那個年代的戰場上，每一樣都是稀缺品，每一樣都價值不菲。
物資備齊之后，鄧覺先通過國民黨政界的關系，打探紅軍大致的行蹤和去向，然后以高價雇請了一批游勇，分批將這些物資秘密運送到紅軍手中。
整個過程隱秘而危險，一旦被國民黨察覺，后果不堪設想。
英國傳教士薄復禮在其回憶錄中，以親歷者的身份證實：鄧覺先操辦的這批錢物，確實交到了紅軍手里。
1936年10月，張振漢隨紅軍長征抵達延安之后，向周恩來提出，希望能把妻子接來延安團聚。
周恩來同意了，并安排相關事宜。
鄧覺先接到消息，立即著手準備，打扮成普通農家婦女的模樣，孤身一人從漢口出發，一路向西奔往西安，在西安又托西北軍方面從中協助，輾轉安排路途，最終抵達延安，與久別的張振漢重聚。
鄧覺先到達延安后，受到了周恩來的關懷與安排。
夫妻二人在延安短暫團聚，又一同面對了延安時期的生活。
這段來路，從她在漢口獨自等待、四處托人打探，到購置物資秘密運送，再到喬裝成農婦只身西行，鄧覺先一步一步走下來，沒有任何人同行。
待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逐漸清晰之后，周恩來為張振漢和鄧覺先做了新的安排：鄧覺先先行返回國統區，由專人護送至西安交接，獨自回到了此前的生活軌道；
張振漢則留在延安繼續任教，等待進一步的安排。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偉人在延安棗園接見了張振漢，動員他返回國統區，利用多年在國民黨軍政界積累的關系，投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
周恩來與延安的眾人專程設宴為張振漢餞行。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記下了張振漢離開延安那一刻的場景：周恩來握著他的手，叮囑他為抗日奮斗。
張振漢帶著這份囑托，經西安離開，踏上了返回國統區的路。
然而，就在他即將出現在漢口的消息傳出的那一刻，一道蓋有最高權威印章、向他直接下達的命令，已經先他一步抵達了武漢。
執行這道命令的人手握生殺之權，而與此同時，一個與張振漢有著多年舊情、此刻正握著這道命令的人，在心里已經悄悄做了一個決定，這個決定一旦被上面察覺，他自己的腦袋也將隨時不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