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江日軍宣撫班的片段小記

日軍在八一三淞滬抗戰及京滬杭作戰后，占領了中國沿海地區大部分的政治與經濟中心城市，大量的國土、人口、資源落于日軍之手。管理這些廣袤的地域和大量的人口，維持基本的社會秩序，消弭社會反抗情緒、灌輸“大東亞秩序”的理論，汲取民力物力以供長期作戰之需，成為了日方的一大急務。

雖然民初社會紛亂，思潮混亂，但在當時國共等新派勢力的共同作用下，老套的封建皇權和王朝征服概念已經灰飛煙滅，日本只能以一種相對微妙、隱晦的方式間接對占領區實施占領，“宣撫班”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綜合性手段。

一、“宣撫班”的概念與組織框架

“宣撫”是唐宋時期開始出現的一種政治詞匯，表示上級（中央）派出官員到特定的"有事地區"進行社會穩定和安撫民心的工作，是一種“上對下”的詞匯，很能反映出日方對中國淪陷區的占領心態。

“宣撫”中“宣傳、撫慰”的意思，在日方的現實操作中，實際就成了“教化安撫、撫剿兼施”的兩手套路。對抗戰力量而言，這是日方的一種政工作戰形態。

一般來說，宣撫班由軍司令部宣撫總班、師團、旅團宣撫指揮班、大隊的分班逐級構成。

其人員主要由附屬于軍隊的軍屬（非軍籍文職人員）組成，這些人穿著軍屬制服。

宣撫班的骨干人員大多由長期在中國東北（偽滿）地區活動的日本人擔任，其非常熟悉中國的社會情況，也有部分是被日本殖民較長時間的“朝鮮人”。

鎮江的宣撫班人員中有很深的“滿鐵“背景，人員比重極大，所以鎮江的宣撫組織“南京特務機關鎮江班”亦為“滿鐵上海事務所鎮江宣撫班”。

二、滿鐵上海事務所-鎮江宣撫班的業務領導

說到鎮江宣撫班，則首先要了解一下滿鐵上海事務所的情況。

滿鐵上海事務所在全面抗戰爆發時的負責人叫伊藤武雄，原先是滿鐵天津事務所所長，其就任后該所成員規模達到300人。

伊藤武雄在抗戰爆發后，獲得了駐華武官原田少將的支持，上海事務所跟隨日軍身后，在占領地區逐次以宣撫班和本地漢奸團體，構建“自治維持機構”。

伊藤武雄有一個“三角地帶理論”：在亂世中國之下，安定和發展華中占領區（長三角地區），使之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則可以吸納中國的資本和民眾，消減抵抗意志和企圖、能力，以達成不戰而勝。

為此宣撫班除了進行政治策動工作外，還大量進行宣傳、社會調查活動，直至進行“中國抗戰力調查”。

日本在鎮江附近的資源調查

三、日本宣撫班在鎮江

1、團隊入場、籌組偽政權

滿鐵上海事務所鎮江宣撫班在鎮江開展工作始于1937年12月26日，班長先后是中山四郎、加藤幸藏、近森學。

宣撫班的首項工作是穩定戰亂后已失去秩序的鎮江市面。12月28日，鎮江治安維持會成立。同時，宣撫班開始在鎮江籌劃成立自治機構，會上秩序不佳，各路人等手段難堪，其中大照公司的郭志成等人開始出頭和日方接觸并獲得認可。

鎮江宣撫班對這些“日本通”也不是照單全收的，有些他們認為行為不可靠的人（通常為態度猶豫），在機構籌組過程中被排除，最后由柳肇慶就任鎮江自治委員會委員長，1938年1月中下旬開張。

2、清理對日的安全隱患

當時鎮江城內的日軍部隊其實很多，但處于戰爭調動狀態，無暇顧及城市內部的安全控制，只在營區和交通、倉儲地區維持警備。鎮江城內的維安大多由宣撫班和鎮江維持會機構進行。

（1）清理尸體

該項目主要由紅萬字會負責

（2）收繳國軍遺留的武器彈藥

在電雷學校、靈鷲寺、承慶禪寺等處，起獲大量炮彈、炸藥、被裝等軍事物資。

（3）招募了一支安全隊（自治委員會公安科），約150人。警察隊隊長叫朱恭甫。

（4）招撫閑散

收編“順匪”胡春潮、收編劉鴻奎（官塘橋）、朱順根等武裝團體。

當然，你可千萬別以為他們出頭是為中國人做事，其本質上還是日本侵略的漢奸附庸。比如這幾位在城西被俘的“便衣隊”（日方軍報記錄為破壞鐵道、隧道的活動），就被鎮江自治委員會砍了腦袋。

3、為日軍提供物資補給和支援服務

這其實才是宣撫班的重點任務，其利用自治會這種漢奸機構作為白手套，進行軍事勞役征發、物資征調、交通控制等活動。

“安定秩序，穩定人心”，是為了更好的擴大戰線。鎮江相對安定的代價，是抗日前線地區的老百姓要更倒霉了。

4、醫療救助、工業復興、文化宣傳、教育重建

以上這些客觀上說，對緩解鎮江人民的生活苦難有一定現實作用，在1938年后鎮江的人口數量開始回升。但是其動機和上述第三點依舊一致。

鎮江民眾除了尋機討口飯吃，對日本宣撫工作始終不信任。鎮江宣撫班班長加藤幸藏曾談到，在一次下鄉巡診中，鎮江民眾認為日本人是來賣鴉片打毒針的，以致其非常生氣并記述道”不能互信、就根本談不到互助了“。

進入1938年后，鎮江地區的宣撫活動進入高潮階段，幾乎就要進入“以戰養戰”的舒適區。而幾乎同時，新四軍也開始在茅山地區建立中心根據地。

1938年6月17日的鎮江韋崗戰斗即出現在了鎮江班的報告里。

由于抗敵活動的天然正義性，和當時中共極佳的社會形象與組織動員能力，日軍的宣撫引誘活動遇到了強勁的抵制。

宣撫班開始調整策略，對一些戰爭初期強控的“軍方委任經營工廠”有“統制”經營，借偽政府的口徑聲明“返還”，加強社會好感。并將鎮江面粉廠、火柴廠的部分營銷權給予了大民會、縣公署，以圖加強偽政權機構的經濟實力，提升其活動能力。但由于戰亂環境和日本洋行的不對等經營地位、偽官們貪墨肆無忌憚，實際收效非常有限。

5、宣撫班的尷尬處境

雖然日本的宣撫班是其軍隊的伴隨政工隊，但日軍大多數時候并不把其放在眼里。

首先戰爭長期化后，雖然戰爭初期那種大規模的集體暴行在華東地區已極為少見，但其軍人、僑民對中國人的輕蔑態度卻隨處可見，零星施暴沖突不斷，宣撫班的各種親善活動根本無法抵消和扭轉中國人的普遍觀感。

其次宣撫班本身不是軍人，充其量是軍屬、職員，并沒有軍籍。日軍部隊由此對宣撫班也持同樣的輕蔑態度，導致雙方無法協同配合開展工作。

宣撫班除了日本人、朝鮮人外，還有很多當地的中國人作為外圍“宣撫員”。日軍特務機關往往對這些人極不信任，經常性的進行抓捕訊問，鎮江的幾個漢奸頭目就遭遇過這種莫名的“牢獄之災”。

四、鎮江宣撫班的退場

由于宣撫班的地位相當于占領區的影子政府，大量消耗著日軍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雖然其非常“努力”的維系日本在鎮江地區的占領形象，但實際上越來越入不敷出，變成了持續虧損的生意。日本以“宣撫班”方法，妄圖復制“偽滿”的殖民模式宣告失敗。

于是在1940年鎮江等地的宣撫班統一改稱，稱為“鎮江部隊聯絡官事務所”，社會政務職能完全轉給了偽政府，實際只保留其軍事情報屬性，滿鐵系統的職員也大多退出了宣撫工作。

句容班改名的新聞 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