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八年里，叛軍為何死戰(zhàn)不降？不是安祿山想反，他也很無奈

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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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白居易的這句詩，用最華美與最爆裂的對比，定格了盛唐的轉折。上一秒還是歌舞升平的《霓裳羽衣曲》，下一秒，從漁陽（范陽郡）傳來的戰(zhàn)鼓聲，就震徹了大地。

這場由安祿山發(fā)動的叛亂，就像一把燒紅的匕首，直接插進了唐王朝最肥碩的腹部，留下了長達一個半世紀流血不止的傷口。

安祿山是罪魁禍首不假，可奇怪的是，他起兵一年多就死了。他兒子，以及后來的史思明父子，也接連斃命了。

為什么主謀換了四輪，而那幾十萬的叛軍卻還像上了發(fā)條一樣，與大唐死磕了整整八年呢？把這一切都歸咎于安祿山的個人魅力顯然不合邏輯。

今天，老達子就來帶大家去剖析剖析這場叛亂的背后，真正讓幾十萬人回不了頭的殘酷邏輯到底是啥～

被捧殺出來的帝國巨獸

我們都只知道：安祿山造反，不是臨時起意，更不是被逼無奈，而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政治豪賭。

《舊唐書·安祿山傳》對他的評價一針見血：“外示忠款，內包奸謀”。

意思是，他表面上裝得忠心耿耿，骨子里卻藏著吞天噬日的陰謀。史書里記載的，不是一個被逼上梁山的悲情角色，而是一個精明、殘忍且極富耐心的野心家。

他的準備工作，至少在起兵前十年就開始了。

早年，安祿山就利用節(jié)度使的身份，大肆的招兵買馬。他手下有一支王牌部隊，名為“曳落河”。曳落河是突厥語，是壯士的意思。

這是一支由數千名同羅、奚、契丹等草原部族勇士組成的重裝騎兵，悍不畏死，只聽從安祿山一人的號令。他還收養(yǎng)了八千多名善戰(zhàn)的士兵為養(yǎng)子，組建起一支龐大的私人武裝。

這些，都是他為未來豪賭準備的核心籌碼。

然后他還利用邊境貿易的便利，每年派出大量商隊，“歲輸貨百萬計”，將北方的特產販賣到內地，再換回戰(zhàn)馬、兵器和糧食。

根據《資治通鑒》的記載，他在范陽城內修建了一座雄武城，里面堆積的糧草和兵甲，數量很嚇人。這哪里是一個忠臣該干的事？分明是在為一場持久戰(zhàn)做后勤準備。

而唐玄宗李隆基，則在這場養(yǎng)蠱大戲中，扮演了最關鍵的飼養(yǎng)員的角色。他對安祿山的恩寵，已經到了不分君臣、不辨是非的地步。

天寶十載（公元751年），早已是三鎮(zhèn)節(jié)度使的安祿山，在一次入朝時，被楊貴妃收為養(yǎng)子。一個手握重兵的邊疆大將，成了皇帝寵妃的干兒子，這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聞所未聞的荒唐事。

有了這層關系，安祿山的地位更是如日中天了。后來，他再次覲見，對著太子李亨昂首不拜，玄宗問他緣由，他竟說：“臣胡人，惟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我一個胡人，只知道有您這個皇帝，不知道太子是誰。）

這種公然藐視儲君的言行，換作任何一個正常的皇帝，都足以讓他人頭落地，但唐玄宗卻認為他“誠篤”，反而更加寵信他。

玄宗的捧殺，讓安祿山成了一個無人可以制衡的帝國巨獸。他的野心，就在這種無底線的縱容下，急速膨脹了。

那么，楊國忠的角色是什么？他不是逼反安祿山的元兇，而是一個水平不怎么樣，卻嗅覺敏銳的吹哨人。他看出了安祿山的野心，不斷向玄宗示警，并試圖剪除安祿山在朝中的黨羽。

楊國忠的步步緊逼，客觀上打亂了安祿山的節(jié)奏，成了一根導火索。它讓安祿山意識到，自己的陰謀可能已經暴露，再等下去夜長夢多。

于是，他索性撕下了偽裝，以“討伐楊國忠”為借口，提前發(fā)動了這場他早已準備多年的叛亂。

他真正的目標，從來不是楊國忠的項上人頭，而是長安城里的那把龍椅。這一點，在他攻陷洛陽后，立刻迫不及待地稱帝建國，國號大燕，就已昭然若揭了。

我們?yōu)楹嗡缿?zhàn)不降？

安祿山的個人野心，解釋了叛亂的“為什么開始”，卻無法解釋它“為什么能持續(xù)八年”。

當安祿山被他的兒子安慶緒殺死之后，戰(zhàn)爭的性質就已經變了。它不再是一個人的奪嫡之戰(zhàn)，而是整個“河北軍事集團”為了生存和利益，對唐中央發(fā)起的一場集體綁架。

這個龐大集團中的每一個人，無論是將領還是士兵，都發(fā)現自己已經身處一艘無法靠岸的賊船上，除了死戰(zhàn)到底，別無選擇。

為什么這么說呢？

第一，這是一個與朝廷離心離德的“軍事-地方”復合體。

唐朝的募兵制，在河北地區(qū)催生了一個獨特的社會生態(tài)，這里的軍隊，成分很復雜。

核心戰(zhàn)斗力是像曳落河那樣的胡人職業(yè)軍人，他們以戰(zhàn)爭為生，忠誠的對象是能給他們帶來金錢、榮譽和戰(zhàn)利品的直接長官，而不是那個遠在天邊、面目模糊的李唐皇帝。

河北本地的漢族軍民，由于常年與北方游牧民族作戰(zhàn)，這里民風彪悍，地方武裝盛行。更關鍵的是，府兵制崩潰后，中央朝廷對河北的控制力就削弱了不少。

幾十年來，百姓的稅收都交給節(jié)度使，他們的安全也都是由節(jié)度使的軍隊來保護，他們的榮辱興衰，都和這個以范陽為核心的“小朝廷”深度綁定了。

這個集團，就像一個羽翼豐滿的子公司，擁有自己的人事、財政和武裝。當安祿山這個第一任CEO倒下后，整個公司的架構還在。

對于田承嗣、史思明這些高級將領（公司股東）和幾十萬士兵（公司員工）來說，投降解散，意味著他們將失去一切：包括土地、財富、地位，甚至生命。

所以最理性的選擇，就是再扶植一個新的CEO（安慶緒、史思明），繼續(xù)與總公司（唐朝廷）對抗。

第二點，就是血海深仇之下，投降之路早已被堵死了。

從范陽到洛陽，再到長安，叛軍一路攻城略地，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他們屠戮宗室，殺害大臣，縱兵劫掠。尤其是在雍丘、睢陽等地，叛軍與唐軍展開了慘絕人寰的拉鋸戰(zhàn)，雙方的仇恨早就不共戴天了。

在這種情況下，投降也不會有活路的。因為唐朝處置叛逆的手段一向都是很殘酷的，誰敢拿自己的家族去賭一份虛無縹緲的赦免呢？

戰(zhàn)爭進行到這個階段，已經不是為了什么宏大的政治目標了，而是變成了最原始的求生。繼續(xù)打下去，九死一生，放下武器投降，可能是十死無生，這筆賬，每一個身在其中的人都算得清。

最后一點，唐朝廷的虛弱，讓割據從妄想變成了可能。

平叛戰(zhàn)爭打得很艱難，暴露了盛唐“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真相。關中府兵早已不堪一擊，朝廷只能依賴郭子儀、李光弼等少數名將，整合邊軍和臨時招募的部隊進行抵抗。

甚至，不得不向回紇等外族借兵，并許下攻克長安、洛陽后可以“土地歸唐，財帛歸回紇”的屈辱承諾。

打了八年，唐朝廷雖然收復了兩京，但國力基本都耗光了，再也無力徹底剿滅盤踞在河北的叛軍主力了。叛軍打不進關中，官軍也啃不動河北。

戰(zhàn)爭的結局，最能說明問題。史朝義兵敗自殺后，他手下的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等大將，一看風頭不對，立刻向朝廷表示歸順。

而此時的唐代宗，面對這個爛攤子，只能選擇妥協(xié)，他沒有能力，也沒有本錢去清算這些人。于是，他干脆就地將他們冊封為節(jié)度使，讓他們繼續(xù)統(tǒng)治河北。

田承嗣的魏博、李懷仙的盧龍、李寶臣的成德，史稱“河北三鎮(zhèn)”，成了三個國中之國。他們名義上是唐朝的藩鎮(zhèn)，實際上卻擁有獨立的軍隊、財稅和人事任免權，父死子繼，兄終弟及。

老達子說

安史之亂，是唐王朝從巔峰墜落的第一個，也是最慘烈的一個跟頭。

它的爆發(fā)，源于安祿山個人無盡的野心和唐玄宗晚年毫無底線的縱容，是這對奇特的“政治父子”，聯(lián)手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

但這場災難之所以能持續(xù)八年之久，耗盡盛唐最后一點元氣，則是因為安祿山這顆火星，掉進了一個早已堆滿干柴的倉庫——河北地區(qū)。

在這里，一個龐大、獨立且與中央離心離德的軍事集團已經成型了。戰(zhàn)爭一旦開始，就不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控制，而是被這個集團求生的本能所裹挾，一路狂奔，直到所有人都精疲力盡。

最終，唐朝用一種“打不贏就招安”的方式，狼狽地結束了戰(zhàn)爭，卻也親手埋下了藩鎮(zhèn)割據的禍根。安祿山死了，但千千萬萬個“小安祿山”，從此在河北的土地上，合法地存在了一百多年。

這，才是安史之亂留給后世最沉重，也最發(fā)人深省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