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近日，一則新聞引發廣泛關注。有市民在藥店購買助眠類藥品后，竟收到當地交警部門短信，提示其可能存在妨礙安全駕駛的身體狀況，建議限期注銷機動車駕駛證。
消息一出，輿論嘩然。
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詫異：我買什么藥、身體有什么狀況，本是極為私密的個人健康信息，怎么會繞過本人，直接出現在交警部門的預警系統里？
醫保數據、購藥記錄從醫藥、醫保部門流向交管部門，這場悄無聲息的數據“跨界”，看似是為了道路安全，實則撕開了個人信息保護的一道口子。
從初衷來看，通過大數據篩查潛在風險駕駛人，減少病駕、藥駕隱患，維護公共交通安全，這一目的似無可厚非。
但在法治社會，目的正當，絕不等于手段合法。
根據《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醫療健康、購藥信息屬于典型的敏感個人信息，更是受嚴格保護的核心隱私。
法律對這類信息的采集、使用、共享設置了極高門檻：必須有明確的法律、行政法規依據，必須遵循最小必要原則，必須充分告知并保障個人的知情權、異議權和救濟權。
更需明確的是，醫藥、醫療部門將他人購藥、看病記錄與其他部門共享，直接違反《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第九十二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個人健康信息，確保公民個人健康信息安全。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傳輸公民個人健康信息，不得非法買賣、提供或者公開公民個人健康信息。
這一條款為醫療數據設置了不可突破的原則性保護屏障，任何部門都不能以“工作管理需要”為由，隨意突破這一法律底線。
而現實中，部門之間以管理需要為名直接進行數據碰撞、信息共享，往往缺少清晰的法律授權、公開的規則說明和便捷的糾錯機制。
公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數據畫像、被風險標記、被行政提示，這種“裸奔式”治理，即便出于善意，也與現代法治精神相悖。
更令人擔憂的，是由此引發的連鎖反應。
今天，健康數據可以因為交通管理流向交警部門；明天，消費記錄、出行軌跡、通信信息，會不會也以各種“公共利益”之名，流向更多部門、更多場景？
一旦“為了管理方便”成為突破隱私邊界的萬能理由，個人信息保護的防線就會節節后退。
所謂的數據安全，也會在一次次無邊界流轉中變得岌岌可危——每多一個經手部門，就多一分泄露、濫用的風險。
技術治理的本質，應當是服務于人、保護人，而不是讓人在數字系統里無所遁形。
公共安全固然重要，但不能建立在犧牲公民隱私與合法權益的基礎上；管理效率固然可貴，但不能以突破法律底線為代價。
從這起購藥信息被共享事件可以看出，當前跨部門數據共享仍存在明顯的制度短板：授權依據模糊、程序不夠透明、權利救濟不足、監督機制缺位。
如果任由這種模式推廣，最終傷害的不僅是個人隱私，更是公眾對法治和公權力的信任。
一個文明有序的社會，既需要安全有序的交通環境，也需要不容侵犯的個人尊嚴。
數據可以互聯互通，權力卻不能無界擴張。唯有守住法律底線、規范數據流轉、保障公民權利，技術賦能才能真正走向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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