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堅持立皇太孫是為了防止武則天篡權嗎？-細品《資治通鑒》之隋唐風云

公元682年，李治的太子李顯的兒子李重照誕生了，李治非常高興。

在孩子滿月的時候，李治堅持要立李重照為皇太孫。

但這樣的舉動卻遭到了大臣們的反對。

為什么李治要堅持立李重照為皇太孫呢？為什么當時的吏部郎中王方慶要跳出來反對立皇太孫呢？李治立皇太孫會有什么樣的隱患呢？

我們今天就來讀一讀《資治通鑒》上記載的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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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原文

（原文和譯文的文字版本可以參看本公號同步發布的原文和譯文文章，文字版本可以按自己設置放大觀看，本文囿于篇幅限制，僅放置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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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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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獲與反思

公元682年，太子李顯的兒子李重照誕生了。

這讓李治非常高興，有了嫡孫，意味著李氏的江山有人繼承。

而李治在高興之余，又頒布了一道旨意，要將李重照冊立為皇孫，并且要給皇孫開府置官。也就是說仿照太子府的配置，要再設立一個太孫府，給太孫配一套輔佐的班子。

從這點來看，李治的思路其實挺明確的，他可能感覺到自己兒子的皇位很可能不穩，而自己又久病纏身，擔心兒子死了之后，政權被武則天所篡奪，所以才要在自己死之前，將皇太孫的位置定下來。

這樣有兩個好處，一個是即使李顯死了，那么就是皇太孫繼位，江山還是在李家人手中，相當于增加確定性。

其次就是為皇太孫配置一套班子，從小就按照接班人的方式去撫養皇太孫，皇太孫從小就得到高人的輔佐

但是李治的這道旨意，卻引發了朝野的反對。

其中吏部郎中王方慶勸諫說：晉和齊確實曾經立過皇太孫，但都是因為皇太子已經不在了，所以太子的官署才成為太孫的官署，歷史上還沒有過太子還在，東宮還在，單獨立一個太孫的官署的。

這引發了李治非常的不快，直接發了脾氣：如果古代沒有，那從開始有不行嗎？

但后來這件事為什么又不了了之了呢？

其核心原因就是如果立了皇太孫的官署，一方面不符合禮制，另外一方面反而會增加很大的風險。

為什么說這時設立皇太孫的官署不符合禮制呢？

因為古代的儲君的設立原則就是嫡長子繼承制。

也就是皇帝在位的時候，要選擇儲君，以防止皇帝突然不測，國家一日無主就會發生動蕩。要把不確定性變成確定性。

所以按照儒家的規則就是立嫡長子為皇太子。

關于為什么要立嫡長子，我們之前寫過很多文章，都已經闡述過這個道理了，如果感興趣大家可以參考：

其實核心就是家庭里面的長幼尊卑也會帶到朝堂上，如果這個順序亂了，遲早就會發生變故。

而儲君一般而言只能立一個，這就是為了防止大臣們投機，從而形成不同的勢力形成黨爭，反而成為禍亂朝堂的力量。

而什么情況下會立皇太孫呢？

史料與禮制寫得很清楚：“漢魏已來，皇太子在，不立太孫，但封王耳。”

皇太孫的冊封，唯一前提是皇太子早逝，屬于 “補位儲君”：

比如王方慶提到的晉和齊的典故就是：

當年晉惠帝立皇太孫，是因為太子司馬遹被賈后殺害；而齊武帝立蕭昭業為皇太孫，是因為太子蕭長懋病逝；其實再往后來看，到了明朝朱元璋立朱允炆為皇太孫，同樣是太子朱標先亡。

而這些太孫的輔佐班底相當于就是東宮太子的輔佐班底，不過是換了個名字罷了，太孫實際上就是太子的身份。

所以王方慶才說不符合禮制，其實儒家的禮制就是社會經過上千年的磨合，總結出來的經驗，如果突破禮制，那也就是意味著打破一些確定性，皇帝不守規矩，那也就意味著很可能臣子也會不守規矩，那風險就比較大了。

但是李治覺得鎖定了皇太孫就能讓帝位在自己死之前鎖定兩代，這個能達到嗎？

其實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反而可能因為這樣的操作帶來額外的風險。

皇太子在而再設皇太孫有什么風險呢？

風險就是如果設立皇太孫的府邸，就會出現兩套儲君的班底。

先不說配套一整套的類似于東宮的班底，相當于高級官員就增加了很多，給國家帶來巨大的額外預算開銷。

但這又不完全是錢的問題，而在于如果再設一套皇太孫的輔佐班底，那么太子的班底和太孫的班底怎么共存的問題？

我們知道皇帝把一些官員配備給東宮，核心就是讓這些人未來去輔佐太子，當太子登基之后，這些人其實就是執政的核心班底。

如果太子不在了，立太孫不過是把這些班底交給太孫罷了。

但是如果太子還在，要設一套太孫的班底，和太子的班底到底是什么關系？要明白歷朝歷代的朝堂斗爭，很多不是說繼承人有什么樣的想法，而是說其他勢力有非分之想，有人想投機罷了。

就如同我們看《太平年》為什么會出現黃袍加身的場景？其實就是你擁戴了這個人，如果成功了那就是一步登天，那就是一場賭博。在巨大的收益面前，一定有很多人要去冒險的。

所以一旦朝堂中有兩個儲君的存在，一定會有勢力要去做投機的事情，要去搏一把大的。然后形成朝堂上的黨爭和內斗，甚至這種黨爭和內斗超越了倫理，釀成慘劇。

而李治堅持立皇太孫就能防止武則天篡權了？

顯然不可能，如果武則天廢掉了太子，那么皇太孫還有什么意義呢？不過也是傀儡罷了。所以李治想的鎖定三代其實是有點想當然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李治設皇太孫這件事情風險大于收益，所以顯然后來李治也弄明白了這一點，所以雖然沖王方慶發了頓火，但是也就沒有下文了。

另外，在今天的文章中，還提到了當時關中饑荒，米價漲到了一斗三百錢。所以李治才決定帶著文武百官去洛陽。

這說明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在古代定都關中確實是有問題的，因為關中地區的交通并不便利，沒有漕運，運輸成本太高。而關中地區能承載的人口是有限的，當長安作為都城，人口越來越膨脹之后，就一定面臨著糧食的風險。如果遇到災年，就一定會出現這樣的場景。

為什么洛陽就會好很多？因為我們知道當年開挖大運河，南方的糧食可以通過漕運直接運到洛陽，洛陽的水運也非常發達，運輸成本就很低，所以即使災年洛陽也會比長安好很多。

其實古代交通成本是必須要考慮的問題，現在也是一樣，為什么南方改革開放后經濟快速發展，就是因為外向型經濟，走海運，走水運的成本要比陸運低太多了，比如現在內河船運都可以走萬噸巨輪，而如果用汽車，一般也就是二三十噸的載重。但是河運的萬噸巨輪裝載的貨物要用汽車運，就得需要上千輛汽車才能運完，一輛萬噸船幾個船工，用汽車就是上千人，再加上過路過橋費，成本差距就非常大了。

而制造業才多少毛利潤？所以內地走陸運的制造業根本不可能競爭過沿海和能通萬噸巨輪的沿江地帶的

而在古代雖然船運沒有萬噸巨輪，但是內河的大船已經能運幾百噸的貨物了。而如果走陸路，一匹騾子也就能馱幾十公斤貨物，馬車也就能拉不到一噸，這就要比船運差出去太多了。

所以我們就能明白古代為什么高度依賴漕運，包括南方北伐要走水陸，其實都是這個道理。陸運的成本太高了，要征發民工，牲口，還要管人吃和馬喂，這成本就要比船運多到不知道多少倍去了，也就是說一個人一匹騾子，運糧食從南方運到長安，運到地方去掉人吃馬吃的，能剩多少都不好說了。所以李治沒辦法，也只能整套班子搬到洛陽去辦公。

很多人對于三百錢一斗米也沒概念，因為現在的古裝劇里似乎大家都非常闊綽，動不動就扔幾兩銀子出去。

但我們要知道古人很少用銀子的，因為銀子的購買力還是很強的，在貞觀年間三到五文錢就能買一斗米，一斗大概是十二斤，而一兩銀子能換一千文錢。

按這個比率，如果現在一斤大米賣三塊，古人買一斗米也就是十二斤大米大概36元，如果古人用三文錢能買十二斤大米，那就是說一文錢相當于現在的13塊。而一兩銀子是一千文，也就是說我們看古裝劇，動不動十兩八兩的扔出去，一兩就是現在的13000元，扔個十兩那可就是十多萬現金啊，現在社會上誰看見動不動吃頓飯就十多萬的？

所以千萬不要被現在的古裝劇騙了，古代如果是農民，一畝地能產一石就不錯了，也就是十斗米。按照三到五文一斗米，一年農民毛收入一畝地也就是三十多文錢。如果去掉稅收能到手十文就不錯了。即使有一百畝地，一年也就是一兩銀子全家的進賬。

從這個角度來看，比如《紅樓夢》里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一把就收了三千兩銀子，好多人沒概念，但是如果按上面的換算，也就是相當于現在三千九百萬，你還會覺得鳳姐這是小手筆嗎？

而當時王熙鳳向外放貸，一年也有上千兩銀子的進小金庫，也相當于現在一千多萬了，所以這哪里是小錢？

另外劉姥姥進大觀園，王熙鳳給了劉姥姥20兩銀子，什么概念呢，相當于現在二十六萬塊啊，當然讓劉姥姥干啥都行了。

所以從這里也看出來，古代的老百姓也太不容易了，貧富差距太大了，富人豪擲千金，窮人一文錢掙得都很難啊。

而當時關中饑荒，米價由三五文一斗漲到了三百錢一斗什么概念呢？相當于米價漲了接近一百倍。而這只是市場價，災年大概率還是有價無市，也就是說平常人家現在一個月五百塊能吃飽，現在漲了一百倍，一個月就需要五萬塊了，如果掙不到五萬塊一個月，就只有餓死這一條路了。

最近《太平年》熱播，想要看懂《太平年》以及背后的歷史，可以瀏覽下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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