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億老人的背后：為什么國家要替你分擔“家務事”？

近日，中辦、國辦聯合發布《關于加快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意見》，明確提出建立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這意味著，長護險從局部試點正式邁入全國推行階段。

很多人可能會納悶：護理這件事，長期以來不都是家庭內部的事嗎？為什么非得由國家出面，建立一套強制性的保險制度？

從這個問題出發，我翻看了不少論文和調研，發現答案既藏在哈佛大學法學家瑪莎·法曼的“脆弱性理論”里，也寫在數千萬中國家庭的現實困境中。設立長護險，本質上是在打破“照護是家庭私事”的固有認知，揭示出一個更深層的真相：生育、護理這些看似私人領域的事務，其實是關乎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公共事務，而經濟手段，正是破解這一困局的關鍵抓手。

先看一組數字。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達3.2億，其中失能老人約3500萬。這意味著，照護壓力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向千萬家庭蔓延，而這種壓力，歸根結底是經濟壓力。

《半月談》的基層調研清晰地呈現了農村養老的現實。在那里，很多老人每月只有百余元的基礎養老金，面對動輒兩三千元的養老院費用，他們成了“夾心層”——比五保戶強一點，比城里人差一截，進不了福利院，也請不起護工，只能硬撐著“自己熬”。

一位甘肅網友，為了照料82歲的老父親，每月支付1000元請親戚幫忙，仍然放心不下；一位安徽網友感嘆，每月100多元的養老金，連日常藥費都難以覆蓋，更別提什么體面養老了。更多失能老人的照護重擔，要么壓在同樣年邁的老伴身上，要么由被迫離職的子女扛起，家庭積蓄被消耗，勞動力價值被犧牲。

農村養老的困境，其實是整個社會照護體系結構性短板的縮影。那種讓家庭獨自扛下照護成本的模式，本質上是在把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轉嫁給個體家庭，尤其是轉嫁給女性。結果呢？無數家庭陷入經濟與精力的雙重透支，勞動力供給和社會消費活力被隱性制約。說白了，這是公共責任的缺位，卻讓私人成本無限外溢。

長護險，就是沖著這個困局來的。

那么，為什么國家和社會必須介入原本被視為“私人領域”的照護事務？郭曉飛在《重新想象“脆弱性”》中引入的法曼“依賴型劃分”理論，提供了一個清晰的經濟學視角。

法曼把依賴分為兩類。一類是“不可避免的依賴”——嬰幼兒、老年人、失能者，他們無法獨立生存，必須依靠他人照料；另一類是“衍生型依賴”——那些為了照顧這類群體而被迫投入時間、精力和金錢的人，他們本身也需要外部資源的支持。

這個劃分戳破了一個流行已久的迷思：所謂的“獨立自主”，不過是假象。每個人在生命的某個階段，都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依賴者”；而照護者的“衍生型依賴”，其實是在替社會承擔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

法曼的核心觀點很直白：家庭里那些無償的照護者，其實是在補貼整個社會。沒有這些照護勞動，就沒有新的勞動力誕生，沒有老年群體的體面安度，社會的代際更替與持續發展也就無從談起。可長期以來，我們卻把這套具有公共價值的勞動，簡單歸為家庭的私人責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全職女性在家帶娃、操持家務，卻得不到社會的認可。

當然，這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雷格·曼昆曾把生育比作“買保時捷”，認為應該完全由個人承擔成本：“如果你買得起保時捷或者生孩子，那很好，但是不要指望別人來出資支持。”但他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汽車生產商可以獲得關稅、基礎設施等多重國家補貼，而承擔著社會再生產重任的照護者，卻只能獨自硬扛。

這種失衡，不僅是對照護者的不公，更是對社會公共利益的損害。當照護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家庭要么被迫放棄生育，要么被拖入貧困，最終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消費市場萎縮，形成惡性循環。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在之前的一系列“催生”文章里反復強調：嬰幼兒照護，需要公共補貼。

同樣的邏輯，長護險的全國推行，就是用經濟手段破解這一失衡。它的核心邏輯是把照護的私人成本轉化為公共成本，讓國家、社會、個人共同分擔責任。

從政策設計來看，這種經濟手段的運用既務實也精準。

籌資端，建立了單位、個人、政府、社會多元籌資渠道，費率統一控制在0.3%左右，與收入水平掛鉤，既避免單一主體負擔過重，又實現了責任共擔。待遇端，覆蓋居家、社區、機構三種護理模式，不設起付線，明確支付比例與最高限額，精準對接失能群體的核心需求。覆蓋范圍上，把靈活就業人員、未就業城鄉居民等全部納入，逐步實現全民覆蓋。

上文提到的那些農村“夾心層”老人，也能夠被長護險覆蓋。

這套制度的經濟學意義在于：把隱性成本顯性化，把私人支出社會化，從而釋放被束縛的生產力。從試點實踐來看，長護險的經濟價值已經初步顯現。截至目前，試點已覆蓋約3億人，累計惠及超330萬失能群眾，基金支出超千億元。

粗略估算，如果每位失能老人能因此釋放一個家庭成員的勞動力，制度運行的宏觀經濟收益，將遠超基金支出。它不僅緩解了家庭的經濟壓力，還帶動了護理產業發展，創造了新的就業崗位，形成了“保障民生—拉動產業—促進就業”的良性循環。

更深遠的是，當生育和護理不再意味著職業生涯的斷崖式中斷，性別平等的勞動力市場才有可能真正建立。這和我們當前倡導的“生育友好型社會”，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這些實踐充分說明，照護問題從來不是單純的家庭私事。國家介入照護領域，不是越位，而是對公共責任的主動擔當。用長護險這種經濟手段破解照護困局，也不是單純的福利兜底，而是用制度性安排平衡成本、激活活力。

當然，長護險全國推行，仍有不少難題待解。比如農村地區專業護理資源下沉不足、多元籌資機制的可持續性、照護服務的標準化與專業化……這些問題本質上仍是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與責任分工問題。

正如《半月談》所探討的，農村養老不能照搬城市模式，長護險的落地也需要因地制宜。在農村地區，可以考慮結合“村社造血”模式，把護理服務與鄉村互助養老結合起來，既降低服務成本，又貼合農村實際。同時，進一步完善籌資機制，鼓勵社會資本參與，讓照護服務的供給更充足、更優質。

法曼用脆弱性理論重構了社會契約論。她認為，國家的合法性不在于霍布斯所說的“防止自相殘殺”，而在于積極回應公民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需求。她說，脆弱性是人類的普遍境況，應對脆弱性，從來不是個人的獨自抗爭，而是國家、社會與家庭的共同責任。

從這個角度看，長期護理保險的全面建立，正是中國邁向“回應性國家”的關鍵一步。當照護不再是家庭的獨角戲，當私人領域的照護成本得到合理分擔，我們才能真正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護，才能體面地老去。

No.6827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梁云風

參考資料：[美]瑪莎·法曼：《自治的神話：依賴性理論》，李霞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郭曉飛：《重新想象“脆弱性”》，讀書，2026.3；黃慶剛：《農村養老難，該如何解決？》，半月談，202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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