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壓左翼70年，日本人為何越來越喜歡右翼？

關注日本的朋友可能覺得，日本的政治，時而“左”，時而“右”。

比如，過去的日本有主張殺富濟貧的“赤軍”，有反對日美安保，對中國的充滿深情的左翼團體，還有我們熟悉的田中角榮、村山富市、福田康夫這些推動中日友誼的政治家。但如今，右翼當政，特別是這位高市早苗，一言難盡。

所以，一些人可能希望日本盡快回歸左翼執政，重修中日友好。

實際上，這是一個嚴重的認識錯誤。日本政治，從來沒有所謂“左與右”之間的長期飄搖，而是右翼一直都長期統治著日本。自1955年“55年體制”確立以來，以自民黨為主流的右翼政黨，已經累計執政超過60年了。

左翼政黨，主要是立憲民主黨（簡稱民主黨），執政時間合計不足10年，完全 “陪跑”。

最近30年，首相大部分來自于右翼自民黨。只有鳩山由紀夫（2009–2010）、菅直人（2010–2011）、野田佳彥（2011–2012）三人是民主黨，而且執政時間短得可憐。

從左至右分別為：鳩山由紀夫、菅直人、野田佳彥。

鳩山是左翼的一個小高潮。2009年9月，鳩山由紀夫率領民主黨突然崛起，一舉打破自民黨長期把持政權的局面，以近七成的支持率高調上臺。鳩山內閣剛成立時，支持率高達77%，僅次于2001年4月上臺的小泉純一郎內閣。有人以為，日本將刮起左翼新政之風。

但很快，鳩山內閣支持率驟降至20%以下。最終，鳩山于2010年6月黯然辭職，當首相才9個月。鳩山的曇花一現，也是日本容不下左翼執政的最好注腳。

“少數軍國主義殘余分子狂熱擁抱右翼”，這一類固化的語言模式，無法讓我們認識真正的日本。“日本”二字，不應該是一個隨時被工具化的抽象政治符號，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復雜系統。正是系統的復雜性，決定了這個國家的方向，不容易被改變。

日本并非右轉，而是一直都這樣。以后，還可能走得更遠。

01

日本“左”與“右”，到底是什么？

在政治主張上，日本的左翼一直都不敢太激進，時常和其他派系妥協。

日本的“左翼”，其政黨載體通常是指立憲民主黨（簡稱：民主黨）、社民黨等。

它們明確主張增稅再分配、堅守憲法第九條、反對日美安保的勢力。最近30年，民主黨只產生過前述三位短命首相；社民黨只產生過村山富市（1994–1996）一位。

圖/村山富市

實際上，現在的日本左翼還有一個特點，敢于反美，但不敢反資本。即便反資本，也是嘴上說說。

2009年，即鳩山內閣橫空出世，左翼風頭最盛的那一年，日本民主黨也是一個“中左至中間”的黨派妥協雜合體。因此，鳩山主張“東亞共同體”、反思日美同盟。但他在個稅、企業稅等更加敏感的問題上，幾乎沒有說什么。

和成天要加稅，不但要懲罰富人，還要懲罰中產的美國民主黨勇猛小將相比，日本的這群左翼，實在是太慫了。

日本右翼（以自民黨主流保守派為代表）本質上是 “保守現實主義者” ——他們不追求推翻戰后體制，而是擅長利用現有規則實現國家利益，核心主張包括：增長優先、強化日美同盟、解釋修憲、謹慎接受移民。

從經濟層面來看，左右主張有明顯差異，但右翼更貼近現實。

右翼他們的邏輯是，只有通過減稅、放松管制來激勵企業，做大整個經濟蛋糕，最終民眾才能分到更多。

左翼他們提議對富人和大企業增稅，把財富用于完善社保和福利等方面。

然而現實是：左翼的方案聽起來更公平，但自民黨會立即拋出現實問題：“將企業稅率恢復到35%以上，是否會導致資本外流，就業崗位減少，最終讓蛋糕變得更小？”在一個經歷了長期經濟停滯的國家，這個問題的分量顯得很重要。

從安保角度來看，雙方分歧更明顯。

右翼將《日美安保條約》視為國家安全的基石，主張通過增加防衛預算和解釋修憲來應對周邊威脅。

左翼視憲法第九條為“國寶”，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再武裝”，主張通過純粹的外交手段維護和平。

現實：左翼的和平主義理想雖然崇高，但面對現實威脅，右翼的質問顯得更直擊人心：“當鄰國導彈飛過我們上空時，僅靠對話能保障國民安全嗎？”根據日本內閣府2022年的輿論調查，高達91.3%的受訪者感到日本周邊存在安全威脅，幾乎是全日本國民的心聲！這一數據讓左翼的純粹和平主義像懸在空中的烏托邦顯得不那么接地氣。

除此以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日本左翼中，還有一個意識形態更激進的黨派（赤軍背后的力量，各位可自行搜索）。他們在1960年代有過一段激進的社會運動歷史。當時，他們的武裝斗爭派系提出“暴力革命”方針，在全國組織“山村工作隊”，實施了劫持飛機、與警察槍戰等過激行為。

1970年3月31日，9名赤軍派成員手持日本刀、仿真槍劫持了日本航空“淀”號客機，是日本史上第一次劫機事件，機上有乘務人員7名、乘客122名被當作人質。雖然后來赤軍徹底放棄了武裝路線，轉向和平議會斗爭，但這段歷史給中老年選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對于經歷過那個時代的選民而言，自民黨右翼不需要攻擊左翼的政策，只要輕輕提醒一下“那段激進歷史”，就足以讓很多選民退回保守陣營。

02

誰在支持右翼？根本是利益

（1）地方勢力是右翼基本盤

1955年至1993年間，日本實行“中選舉區制”。在這個制度下，塑造了自民黨獨特的基因。一個選區選舉3至5名議員，同黨候選人之間也需要互相競爭。這迫使自民黨議員不依賴政黨綱領，而是深耕個人后援會，形成了“地盤-看板-鞄”（ 人脈、聲望、金錢）的選舉模式。這一時期，自民黨連續單獨執政長達38年，維持著“一黨獨大”的格局。

這一制度的好處是議員對選區有求必應——修路、建橋、補助農業、防災工程，選民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這種文化延續至今，尤其在人口減少、依賴政府投入的農村地區，以自民黨為代表的右翼擁有難以撼動的地位。我們從日本農林水產省一組數據來看，以農業為例：2024年，日本以務農為主業的“基干農業從業者”人數為111.4萬人（推算值），平均年齡達69.2歲，79.9萬人超過65歲，占到整體的71.7%。

這些高齡農業人口是自民黨最忠實的粉絲票倉。因為農業補貼、農田保護政策直接關系到他們的生計。

（2）官—政—財，“鐵三角”很牢固

自民黨議員（政）+ 省廳官僚（官）+ 業界團體（財）形成一個閉環：官僚起草有利于特定行業的法案，議員在國會推動立法和預算，財團提供選舉資金和選票。這套系統讓政策效率極高，確保了國家資源能精準流向自民黨的支持基礎。比如經濟高速增長期的產業政策，以及泡沫破裂后頻繁使用的補充預算，精準輸送給建筑業、農業、零售業等自民黨票倉。

還有，日本每年的國家初始預算中，公共事業費常年穩定在約6萬億日元（約2573.9億元人民幣）左右（數據來源：財務省），這些資金通過“鐵三角”轉化為建筑行業的訂單和地方的就業，最終都會固化為選票。

左翼主張廢除這種“政商勾結”，但選民的問題是：廢除之后，誰來給你修路？誰來補貼你的農業收入？

03

經濟“三大戰役”，讓右翼威望走高

（1）大興公共工程，支持者受益

1990年代，日本泡沫破裂后，自民黨頻繁使用補充預算，在全國建設大壩、橋梁、防災設施。雖然推高了政府債務，但直接創造了地方就業，建筑商、地方從業者和依賴補貼的農民從中獲益。

· 受益者：地方建筑公司、相關從業者以及依賴補貼的農林漁業團體。

· 左翼：左翼批評這是浪費納稅人金錢的“水泥政治”，導致國家債務高企。但對于那些偏遠地區依賴公共項目為生的民眾來說，這關系到他們的生計。

（2）安倍經濟學（2012-2020）

安倍晉三2012年底上臺后實施了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三支箭”政策目標明確：促使日本經濟擺脫長期通縮。安倍執政近8年期間，通過超寬松貨幣政策，日元對美元匯率從約80貶值至120，日經225指數上漲了135%，日元貶值了25.60%（2012~2020）。若拉長時間至2012-2022年，日經225累計漲幅更達209%，與同期標普500指數206%的漲幅相當。（日經225指數歷史數據和彭博，路透匯率數據）

· 受益者：豐田等出口導向型大企業、持有股票的富裕階層，以及管理著國民養老金的投資基金（GPIF）。

· 左翼：左翼嚴厲批評安倍經濟學擴大了貧富差距，指出普通民眾的實際工資并未上漲。但自民黨用股市上漲和企業利潤改善的宏觀數據，成功營造了“經濟正在復蘇”的氛圍，穩固了基本盤。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債務持續攀升，結構性改革進展緩慢。但對于持有股票的中老年選民和養老金投資者來說，股市上漲就是最直接的紅利。

（3）移民政策的“表里不一”

面對嚴重的老齡化，日本急需勞動力，但公開接納移民會觸動保守派選民。所以日本右翼表面上嚴控移民，實際上通過“技能實習生”制度引入了大量廉價勞動力。日本厚生勞動省2023年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10月，在日外籍勞動者首次突破200萬，達2,048,675人，首次突破200萬。截至2024年10月底，日本外國勞動者人數已達到230萬人，創下歷史新高。（數據來源：厚生勞動省）

這一政策滿足了農業、護理、建筑等行業的用工荒，同時避免了公開討論“移民”這一敏感話題。

· 受益者：面臨用工荒的中小企業、農業及護理行業。

· 左翼：左翼和人權團體批評該制度是“現代奴隸制”，呼吁保障勞工權利。但對于掙扎在勞動力短缺邊緣的企業主而言，這是讓他們得以繼續經營的“生命線”。

04

左翼為何徹底潰敗？

日本所謂的“失去的30年”，也有人說“20年”，基本上都是自民黨執政。1990年代，日本經濟增長乏力，選民對經濟的焦慮折射到政治領域，自民黨不斷被選民懷疑搞經濟的能力有問題。

于是，1993年6月，自民黨的宮澤喜一（1991–1993）政府垮臺。重新大選后，由知名左翼政治家細川護熙組建了新的聯合政府，作為日本1955年后首位非自民黨首相，細川護熙的風格非常鮮明。比如，他明確承認日本過去的戰爭是"侵略戰爭"，并與村山富市共同推動歷史道歉（村山談話），修好和亞洲國家的關系。

細川護熙推崇中國法家智慧，8個月即被日本人趕下臺。

細川護熙還有一個特點，他十分推崇中國文化，家族珍藏了非常多的中國典籍。當然，他更深得中國文化的某些精髓。比如，在經濟改革上，他就在學習中國法家的智慧——征收賦稅，必須要“取之無形，使民不怒”，最好讓人民被政府收了重稅，還不知道，認為是萬惡的資本家干的。

細川護熙最大的改革是稅收，他準備將消費稅從3%提高到7%，但會把所得稅和法人稅降低。這樣做，的確十分高明。所得稅和法人稅是直接稅，直接對個人所得和企業利潤征稅，讓被征收者很有痛感。而消費稅是間接稅，從流通領域征收，征收者痛感更低。

你看，優秀的中國智慧被日本左翼用得爐火純青。

然而，可惜的是，日本民族是一個異常鬼精的民族，一直都有很強大的工商文化傳統，千百年來，民間一直都有和政府（封建貴族）博弈的習慣，所以要用間接稅糊弄日本人，沒那么容易。于是，細川護熙1993年8月聯合組閣擔任首相，1994年4月，就被趕下了臺。

更嚴重的問題是，日本人清醒地認識到，所謂左翼，并不是真的為了普通日本人。細川的稅收改革，降低所得稅和法人稅，得到好處的其實是企業家、資本家和高收入者。而消費稅作為一種常見的“窮人稅”，則更多由普通人承擔。

從此，日本左翼失去了唯一一次挑戰右翼，實現政治翻盤的機會。而且，左翼在經濟改革中的信用，徹底破產。普通日本人也再也不相信左翼，認為他們只是假裝和人民站在一起，實際是權貴的利益代言人，是“偽君子”。

反倒右翼那群人，作為“真小人”，往往能做成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情。有時候，他們甚至可以為了政治理想，不顧個人安危，似乎真有一點天下為公的情懷。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就是這種“真小人”的杰出代表。

左為小泉純一郎，右為安倍晉三。

這里有一個數據，可以看出日本人對右翼“真小人”的喜歡。最近30年（1996-2025），日本有11位首相，小泉和安倍，兩人執政的時間加在一起約14年3個月，執政時長幾乎占30年的一半。

其他首相，每人平均執政1.5年。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這話很多時候都不對，但在日本，的確有點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