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業的“鄉下鼻祖”——從山西票號看清末民初金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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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肆拾壹期

票號，是我國舊式金融機構的典型代表，因具備了近代銀行匯兌、存款、放款的三大基本功能，被視為中國銀行業的“鄉下鼻祖”。票號初始以一紙匯票作為兌現的憑證而得名，通俗地講就是用票據結算代替傳統的現金結算。自 1823 年山西平遙“西裕成”顏料莊改業為第一家票號“日升昌”開始，山西票號陸續在全國設立總號、分號共有六百多家，甚至遠達俄羅斯、日本和南洋各島等地區，晉商也從“貨通天下”發展到“匯通天下”。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山西票號幾乎壟斷了全國匯兌業務，成為當時中國金融業首屈一指的商業金融資本組織。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學家梁啟超曾這樣評價過山西票號：“山西票號曾一度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并影響了中國金融業近一個世紀。”

一、商號到票號，貨通天下到匯通天下

晉商的輝煌歷史肇始于明朝的官鹽生意，其商業活動遍布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其主營業務包括：糧食、棉布、棉花、絲綢、茶葉、絨貨、顏料、煤炭、木材、煙草等，他們經營的物品“上至綢緞，下至蔥蒜，無所不包”，曾被譽為“天下第一商幫”。明朝，山西商人在京津貿易區主要經營鹽業、顏料、煙草、雜貨、油行、綢緞、醬菜、酒業、紙張及銅鐵冶制業等，到清中期，部分改為經營當鋪、錢莊和票號。《軍機處錄副》中寫道：“晉省……素善經營，從不肯將銀錢閑貯在家”，他們或“將資本另行營運，或赴別省別圖貿易”。為追逐利益，擁有雄厚資本的商業集團——晉商，他們的活動從流通領域伸向生產領域，進而進入金融領域，晉商也從貨物商人走向貨幣商人。

道光三年（1823），在山西平遙眾多的商號中，一家名為西裕成的顏料莊改業為第一家票號。那么清末社會為何需要票號這類金融機構？深諳生財之道的晉商為何忽然搖身一變成為貨幣商人，并將金融業逐漸變為其主業呢？

明清金融領域的革新與社會生產領域、商業領域的變化密切相關。金融，是商品經濟發展、貨幣資金融通的產物，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又催生了金融業的革新。明清時期，實力雄厚的地域性商人群體崛起，他們走南闖北，開展長途販運，商業范圍與規模大幅擴大，對金融業的需求變化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由原先個體的、分散的、零星小額的資金需求，變化為大宗的、集中的資金需求。原來以小農生產性借貸和生活性貨幣借貸為主的金融活動，逐漸向商人、手工業者對經營資本的融通轉變。工商業店鋪或行商通過信用貸貨與信用貸款所形成的運營資本規模，往往達到原本的數倍以上。二是貨幣需求的增加，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貨幣保管、熔鑄、押運服務需求的增加。由于商業的繁榮與發展，除以貨易貨之外，不足額的支付必然要用貨幣來補償，這樣導致了國內對白銀的需求大增，同樣由于貿易原因也導致了國外白銀的流入。貨幣存量擴大后，相關金融服務也必然隨之更新，于是出現了銀號、錢號、票號等新型金融機構，專業地從事貨幣保管、存放、熔鑄和匯兌等相關業務。

日升昌票號“匯通天下”牌匾

明朝時期山西商人主要從事的就是跨區貿易。清以后，山西商人活動區域空前擴大，甚至開展跨國貿易，有“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說法。晉商遍及全國的貿易活動向金融業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解決現金攜帶及賬務清算的問題。而原本承擔商號周轉資金運現的鏢局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晉商的長途押運的風險問題。在清朝貨幣流通量增大，埠際運現頻繁的同時，國內不斷發生動亂，運送現銀時遭劫的現象時有發生，為各商所深憂。原先小范圍內的兌換機構錢莊與存放款的賬局，已無法滿足商人們日益擴大的貿易需求。長途販運和全國性的貿易發展呼吁專營埠際匯兌業務的金融信用機構的產生。

嚴慎修曾進行過統計，他在《晉商盛衰記》中寫道：“清乾嘉年間，晉商在長江各埠設典當四五百家。”到清代時，全國所設當鋪“江以北皆晉人”。在此過程中，晉商創造了很多金融信用工具來替代笨重的現銀，為票號的產生發展準備條件。早在明朝時期，商號就常常執行部分金融職能，尤其是資本殷實的布鋪、雜貨店、綢緞店等在商業活動缺少資金的時候，承擔了融資的功能。這些“似金融機構”與商業混同發展，相互促進，出現“商票相濟”的現象，同時商號的發展及其運營模式也對后來票號產生影響。

西裕成顏料莊就是這樣一家商號，其總店設在平遙縣西街，隨著業務的擴大，又在京津地區開設店鋪銷售顏料。當時京、晉貸款的調撥，常常是委托鏢局運送現銀，另外其所販顏料中的銅綠，產地系今四川，買賣往來需要大量銀子，運送由鏢局承擔，耗時耗力且不安全。往返販貨，運輸現銀諸多不便，于是創立匯兌之法，“當時晉中平、祁、介、太等縣的商人，在北京開干果店和做其他生意的人不少……就有人和北京西玉（裕）成經理商議，從北京往老家捎的銀錢，交到西玉（裕）成……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小部分匯費。西玉（裕）成的東伙，由此感到這種生意比其他生意油水大，如廣為開展，獲利必多。東伙共同商定另設日升昌票號，專營匯兌和存圖放款業務”。當時的西裕成的經理雷履泰在經營同鄉、親友少量匯兌銀兩的過程中，借鑒“錢 莊”（貨 幣 兌 換 機 構）的經驗，開展生意以外的銀錢兌換；經商難免有借貸，雷履泰就借鑒“印局”（傳統借貸機構）的經驗，適當地放一點“印子錢”，即有利息的借貸。在擁有了一定實踐經驗，同時設想日漸清晰時，西裕成的金融經營格局初步形成，1823年，雷履泰成功說服財東把西裕成更名為日升昌，主營業務由顏料轉變為專營存款、放款、匯兌。就這樣，載入中國金融商業史的票號誕生了。 之后，蔚盛長、蔚豐厚、新泰厚、天成亨等綢緞布莊也紛紛改為票號。

二、執金融界之牛耳，助工商業之發展

票號的產生，是中國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標志著近代金融業的三大基本業務——存款、貸款、匯兌，中國金融機構已全部具備。山西票號最先把存、放、匯三大業務建立并完善起來，在全國各個地區的九十余個城鎮設立分支機構，雖然只存在了一百年的歷史，但影響深遠，并極大地豐富了中國金融發展史的內容。

中國票號創始人——雷履泰

山西票號被譽為近代銀行的前身，直接為近代銀行業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借鑒經驗。第一，晉商的“誠信為本，以義制利”的經營理念和精神直接為近代銀行業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同樣是銀行業發展的制度約束機制——信用的社會認可性問題。第二，山西票號直接為近代銀行業的發展提供了技術層面和制度層面的借鑒意義，如密押制度、匯差貼現制度、認票不認人制度、匯兌和存貸款相結合的操作方法等。當時《大公報》上刊登一條內容：天津新茂盛銀行開辦之時就明確宣布“專做仕商匯款、存款、押款、借款，利息格外公道，其余一切往來具與票號相同”。可見，票號對近代銀行業的借鑒作用。第三，金融的變革往往對經濟發展起先導促進作用。

清末度支部依銀行則例注冊發給蔚泰厚的執照

19 世紀60 年代中期開始至90 年代末，山西票號大大繁榮起來。據統計，山西票號在國內遍布124 地，設總號、分號共647 家，甚至在日本、朝鮮、印度等地開設票號。山西票號在全國初步形成一個金融匯兌網，形成了山西票號“匯通天下”的盛況。表10-1是19世紀七八十年代，日升昌等六家票號分號設置統計表，這一時期山西票號著重對通商口岸市場的開拓，特別是向沿海、沿江口岸發展，其中北京（京師）、上海、漢口、重慶、三原是名副其實的金融中心城鎮。

表 10-1　日升昌等六家票號分號設置統計表

票號的建立為沿海、沿江等清末民初重要港口城市的工商業發展提供金融信用支持，晉商票號的匯票能夠發揮見票即付或即日付款的功能，這一制度為工商企業提供了方便。票號對民用工業的借款、匯兌和招募集股等服務活動，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機器工業的過渡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也可以說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動力。如山西礦權贖回之后，保晉礦務公司積極招收股本，發展山西礦業，在招股過程中，票號積極配合，踴躍認股。1908 年1 月16 日《大公報》的文章《保晉公司集股之踴躍》對此作了報道：昨聞山西某京官云：山西自立保晉公司現已漸次成立，股本已集三分之二，異常踴躍。計太谷認六萬股，各票莊二十萬股，孟縣二千股，汾州府五千股，平遙二萬股，平陽一萬三千股，榆次八千股……

此外，票號在川漢、粵漢、津浦、蘆漢等鐵路建設中，均起到了投資經辦與收存銀股的作用。以川漢鐵路為例，“自川漢鐵路章程發布以來，其鐵路資金多集于省城。現在存儲于該處票號者，亦有百余萬兩。” 清末，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加劇，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也成倍增加，山西票號為適應新的貿易環境，積極開辦新業務，開辦新票號，一些票號的業務范圍不僅限于全國的通都大邑，還積極奔赴香港與日本設立分支機構，開創了我國國際信用與貨幣結算的新紀元。學者李培思在《近百年中國之銀行》中寫道：“鴉片戰爭時，山西票號聲勢已彌漫全國，范圍大者，分號遍各省，外國銀行初來中國與我國商人交易，款項往來，均賴山西票莊代為匯劃，故當時票莊主持國內匯兌，外國銀行辦理國外匯兌。外國銀行之營業，頗賴山西票莊之臂助……”清代和民國時期，晉商在蒙漢貿易、中俄貿易中占據主要地位，開辟了出長城越蒙古到恰克圖經西伯利亞至歐洲的國際貿易商路，票號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視。同時，在上海、廣州等重要對外貿易口岸，票號與錢莊互相提供信用支持，在對外貿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據估計，1910 年日升昌等22 家票號匯兌資金總額為82404.4 萬兩白銀，與當年全國進出口總額相當。山西票號業，是中國由草根獨立成長起來的金融業，在1904 年以前幾乎處于無政府管理狀態之下，也是中國本土唯一可以與西方抗衡的金融產業。在中國門戶越加開放、西方銀行業長驅直入的情況下，票號仍為國內外銀行及國內錢莊鞭長莫及，這是晉商尤為高超之處。山西票號的“分號制”“東掌制”（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銀股與身股的薪酬分配、密押制度、獨特的號規、公積金制度等在當時都具有超前的意識，推動票號走向繁榮，進而使山西票號在戰亂動蕩的年代成為金融機構的典范。

三、極炫耀處，即衰落處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日益加強，山西票號雖經甲午、庚子兩次戰爭，虧而不倒，雖經變亂，卻能保存，發展甚至進入極度繁榮時期。但極盛的狀況轉瞬即逝，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票號因存款者擠兌提取、放款無法收回，導致內部周轉不靈，損失慘重，紛紛倒閉收歇。進入民國時代后票號業整體衰落，而且再沒復興過。

大凡商業，多因戰亂侵擾而漸趨式微，唯山西票號以其特殊之由，于亂世中更顯生機。19 世紀末，山西票號在戰亂頻繁的社會中具有高度的適應性，并且隨著清政府控制能力的下降，介入了政府財政領域，實現了山西票號業的極盛。

清政府在鎮壓太平天國時，實行捐納（按虛實官銜定價，輸銀加封）籌措軍費，其中大半歸票商承辦。

裕和德錢莊錢帖，此錢帖為錢莊取款憑證

表10-2 為當時部分票號經理人員捐輸的情況，票號財東和經理人捐納報效，因此被授予各級官銜。票號也成為當時清政府捐官制度的辦事機構的組成部分。如平遙日升昌票號東家李箴視，不僅自捐官銜，還給已故的父親、祖父、曾祖父捐銜，其兄弟7人及下一輩男子12 人均捐有文武頭銜，李家的婦女亦均授封為“宜人”“夫人”。捐輸規模為全國之冠的山西票號自然得到清廷的青睞與倚重。根據清朝檔案記載，由于票號捐納有功，咸豐六年（1856）正月，清帝對內閣指示，對一些捐納突出的晉商著即賞給舉人或賞戴花翎。

表 10-1　日升昌等六家票號分號設置統計表

庚子事變后，晉商憑借其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長遠的商業眼光，對西逃途中的慈禧予以大力資助，慈禧感激之余，也出于自身財政管理的現實需要，將大量官款都通過晉商票號存匯，如京餉、地方協餉、涉防經費、鐵路經費、賑款、河工經費等都由山西票號匯解。一時山西票號成為清政府財政管理活動的代理機構，山西票號得到空前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從1894 年到1911 年，各票號承匯各省公款總計 1.41 億兩。此外，票號還曾為清政府籌措財政經費，由此可見，當時票號與清政府的“交情”成為其發展壯大的重要助力。

山西票號充當清政府捐納軍餉的辦事機構，匯兌公款，為戶部解繳稅收，為清政府籌借、匯兌和抵還外債的舉動，讓票號在后期逐漸轉變為清政府的財政支柱。一方面，票號依賴清政府保持其在中國金融業的壟斷地位，但也將票號的命運和清政府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在經濟經營中表現出某種寄生性。19 世紀60 年代以后，票號與官吏勾結、攀結政府，鉆進了財政體系之中，脫離了其產生的商品經濟基礎。隨著清政府財政危機的加深，票號也就逐漸走向衰亡，所謂成也清朝，敗也清朝，清廷瓦解后，票號不僅失去了政治依靠，此前貸給清廷的巨資亦無法收回，喪去了清償能力。另一方面，因為利潤均來自官家，票商將精力全部投擲于公關和鉆營。史料記載，票號“在京師則交結內府，走動各部，在外省則應酬仕宦，出入衙門，借勢借財，能益自豐，措置裕如”。同時后期“富可敵國”的晉商也一改“勤儉節約”的作風，票號財東的奢侈生活耗費了巨額財力，他們急于享受而不求再進，在經營管理、制度革新等方面也日益疏懶，加速了票號的敗亡。

晉商博物館館藏光緒年間喬家大德興匯票

當然，票號的衰亡也有外部因素，清末國家銀行如戶部銀行、交通銀行等，以及各省官府銀號相繼成立，各地民營銀行和錢莊、銀號、外國銀行也排擠、分奪了票號部分生意。特別是從19 世紀70 年代開始，在華的外資銀行利用其設備先進，辦事效率高、匯兌費用低的優勢，將原來靠票號匯兌的商家爭奪到了自己的名下。《申報》在1896 年留意到一個現象，“西人在華設立銀行，華人皆趨之若鶩，華人不信本地之錢莊，而信外國之銀行者，以其本大而可靠，牽制多不易倒閉也”。即便利薄，但華人并不嫌棄，樂于存放。“宦途充裕者無不以銀行為外府，于是銀行之資本愈大，轉運愈靈，各票莊無不仰其鼻息、而銀行之利愈厚矣。”山西票號后期對競爭性環境反應的遲鈍和不適應，使山西票號喪失了在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的機會。

作為當時力推票號向銀行轉變的從業者李宏齡在《山西票商成敗記》中抒發心中的郁悶：“今者機會已失，商務已衰，縱有救時良策，亦徒托諸空言……知我票商之敗，果天數乎？抑人事乎？愿以質諸世之有識者。”李宏齡的奔走呼號并未得到響應，失去了向銀行轉型機會的票號也日漸陷入泥潭，逐漸被現代銀行取代。

上海交通銀行

山西票號的出現，是我國本土金融業對清末商品經濟發展的積極反應，推動近代經濟的發展，標志著我國近代商業銀行的萌芽，但由于受到內外綜合因素的影響，未能從封建社會徹底脫胎，完成向近代銀行的轉型，面對激烈的競爭和自身的局限性，無力回天，只能湮滅在歷史長河中。

文章作者：

張家港市塘橋高級中學　鄒燁

蘇州市教育科學研究院　陸偉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