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胡月律師解讀未成年人保護刑事底線

2026 年 4 月 21 日，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一起 3 歲男童遭虐待、傷害致死案作出一審宣判，以虐待罪判處被告人劉某某有期徒刑二年，以故意傷害罪判處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經查明，被害男童生前長期遭受被告人虐待，體表多處挫傷已達輕傷一級，最終因鈍性外力作用致顱腦損傷死亡，案件引發社會對虐童行為刑事追責的高度關注。針對本案的罪名認定、量刑邏輯與法律適用，芙蓉（中山）律師事務所陳胡月律師作出如下解讀。

一、本案罪名認定的核心邏輯：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的界限與數罪并罰規則

本案中，法院并未以單一罪名定罪，而是對被告人的行為分別評價，作出數罪并罰的判決，這是本案定罪的核心要點，也是司法實踐中虐童案件的典型裁判思路。

首先，關于虐待罪的認定。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虐待家庭成員，情節惡劣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被告人作為被害男童生父的女友，與男童共同居住生活，對男童負有臨時監護、照顧義務，屬于刑法意義上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符合虐待罪的主體要件。其在長達數月的時間里，持續對年僅 3 歲的未成年人實施毆打、虐待行為，造成男童體表多處軟組織挫傷，其中背部挫傷已達輕傷一級，屬于 “情節惡劣”，完全符合虐待罪的構成要件。

其次，關于故意傷害罪的認定。本案的核心爭議在于，為何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不直接適用虐待罪 “致人死亡” 的升格刑，而是單獨認定故意傷害罪。陳胡月律師明確指出，關鍵在于行為人的主觀故意與行為模式：虐待罪的核心是 “持續性、經常性的肉體摧殘與精神折磨”，行為人對于被害人重傷、死亡的后果通常是過失心態；而故意傷害罪的核心是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傷害他人身體健康的直接故意，客觀上實施了一次性、高強度的暴力傷害行為，并直接導致了傷亡后果。

本案中，被告人實施的導致男童顱腦損傷的暴力行為，并非日常持續性虐待的一部分，而是具有明確傷害故意的單次高強度暴力行為，其作為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應當明知對 3 歲幼童的頭部實施鈍性外力擊打，會直接造成嚴重的身體傷害甚至死亡，仍實施該行為，最終導致男童死亡，其主觀上具有故意傷害的直接故意，客觀上造成了死亡結果，符合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的構成要件。

兩罪數罪并罰，是對被告人不同犯罪行為的分別評價，既追究了其長期虐待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也對其直接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故意傷害行為作出了嚴厲懲戒，實現了罰當其罪。

二、死緩判決的法律依據與虐童案件的從嚴司法趨勢

很多公眾關注，本案造成幼童死亡的嚴重后果，為何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而是適用死緩。從法律層面來看，該判決符合我國刑法規定與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根據《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規定，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案中，被告人到案后如實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實，具有坦白情節，依法可以從輕處罰；同時，我國死刑政策堅持 “少殺、慎殺”，對于非預謀的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除非情節特別惡劣、手段特別殘忍，通常不適用死刑立即執行。法院綜合全案情節，對其故意傷害罪判處死緩，符合法律規定與司法裁判尺度。

同時，本案也清晰體現了我國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零容忍” 的司法態度。近年來，兩高多次出臺司法解釋與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對虐待、遺棄、傷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依法從嚴懲處。本案中，即便被告人具有坦白情節，法院仍對其作出了頂格量刑區間的判決，尤其是對虐待罪單獨定罪評價，而非被重罪吸收，充分體現了對未成年人權益的特殊、優先保護。

三、案件警示：非監護主體的看護義務，是法定義務更是刑事紅線

本案中，被告人并非被害人的法定監護人，而是生父的女友，這一身份也引發了公眾對 “臨時看護人” 刑事追責的關注。

我國法律明確規定，對未成年人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即便不是法定監護人，只要與未成年人共同生活、承擔臨時看護義務，就必須履行保護未成年人身體健康與人身安全的法定義務。無論是父母的伴侶、家政保姆、托管機構工作人員，只要實施了虐待、傷害未成年人的行為，都將受到刑事追責。

陳胡月律師也提醒所有未成年人的法定監護人，將孩子交由他人看護時，必須盡到審慎的注意義務，若監護人明知他人存在虐待孩子的行為仍放任不管，甚至共同實施虐待行為，同樣會構成虐待罪、故意傷害罪的共犯，依法承擔刑事責任。守護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不僅是刑事法律的底線要求，更是每一位監護人、看護人的法定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