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后，留在蘇區的領導大部分是主席的人，他們是什么結局？

2026年是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全國各地圍繞這一重大歷史紀念節點開展形式多樣的主題宣傳和研究活動。紀念二萬五千里征途上的壯烈與輝煌時，不應忘卻另一群同樣偉大的人——那些在紅軍主力踏上長征之路后，被留在中央蘇區、以血肉之軀掩護大軍撤退的革命將領。
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與主席在政治路線上志同道合、關系密切，被留守蘇區的安排本身就暗含著那個特殊歷史階段黨內路線斗爭的復雜因素。在極端懸殊的敵我力量對比下，這十位留守領導人中有七位先后犧牲，兩位在后來的斗爭中遇害，僅有一人活到了新中國成立。
這段歷史，堪稱中國革命史上最為慘烈的篇章之一。

1933年秋，蔣介石在德國軍事顧問的參謀下，調集近百萬大軍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有別于前四次急進猛攻的戰術，此番改為步步為營、逐次推進的堡壘戰略，企圖以優勢的物資和兵力對蘇區形成緩慢而致命的絞殺。
而當時主持中央軍事指揮的博古與李德，摒棄了此前行之有效的運動戰與游擊戰方針，強令紅軍以陣地戰方式正面硬抗，致使兵力損失巨大、蘇區版圖急劇萎縮。至1934年秋，形勢已近絕境。
在這個危急關頭，地下情報人員項與年以乞丐身份穿越層層封鎖，將蔣介石在廬山密定的＂鐵桶計劃＂情報送達中央。該計劃旨在以數十萬大軍對蘇區實施鐵壁合圍，并輔以大規模空中打擊，一舉殲滅紅軍有生力量。

情報送達時，距離計劃中的紅軍轉移已不足十天。在此萬分危急的局面下，中央作出了全軍戰略轉移的決定，同時留下一部分力量堅守蘇區，以牽制敵軍、掩護主力。
博古主導下的留守名單名單的擬定由時任中央核心權力的博古與李德主導。最終確定的十位主要留守領導人，幾乎清一色是與主席關系密切的同志。其中有早期黨的重要領導人瞿秋白，有日后成為共和國元帥的陳毅，有主席的胞弟毛澤覃，有主席的秘書古柏，有堅定擁護主席軍事路線的賀昌、何叔衡、劉伯堅，以及項英、陳潭秋等。總兵力約四萬六千余人，其中近半為傷病員，武器彈藥極度匱乏。
以如此殘破之師對抗蔣介石親率的五十余萬大軍，軍事上幾無勝算，后人將這支隊伍稱為＂死亡之師＂。

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紅軍主力出發后，國民黨軍即以迅猛之勢對蘇區展開＂清剿＂。蔣介石推行極端殘酷的焦土政策，凡紅軍駐扎過的村莊一律實施鎮壓，蘇區的群眾基礎遭到嚴重摧殘。
留守蘇區的軍事指揮由項英與陳毅負責，但上級仍要求以陣地戰方式堅守瑞金、于都、會昌之間的＂三角地帶＂。陳毅多次提出應轉入游擊戰，項英起初堅持陣地戰方針，兩人在軍事戰略上的分歧，直到蘇區全面失守后才得以彌合。由于項英起初推行與敵人正面硬抗的戰略路線，留守紅軍損失慘重。
10月26日至11月23日，國民黨軍相繼占領寧都、瑞金、于都、會昌等中央蘇區中心區域的縣城。不到三個月，蘇區即告全面失守，留守部隊與長征中的中央幾乎完全失聯。

1935年2月5日，中央分局在于都禾豐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部隊分九路，分散向閩贛、閩西、東江、贛南等地突圍。九路突圍，最后只有三路成功，其他六路遭受堵擊，損失慘重。
2月24日拂曉，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行從瑞金轉移途中到達長汀縣水口鎮小逕村。瞿秋白一行在小逕村休息時，被駐水口的國民黨保安十四團發現，激戰約一個時辰，何叔衡犧牲，鄧子恢突圍。
病弱的瞿秋白與張亮、周月林隱伏在叢林中被俘。何叔衡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創始人之一，他在突圍中為不拖累年輕戰士，翻身跳下懸崖，實現了他生前＂要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的誓言；瞿秋白被捕后起初以化名隱匿身份，后因叛徒出賣而暴露。

蔣介石下達了密令，一面命令就地槍決，一面又派人做最后勸降活動。國民黨方面先后以高官厚祿、人身安全等條件反復勸降，甚至將條件降低到僅擔任翻譯工作即可保命，瞿秋白對一切誘降均嚴詞拒絕。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省長汀縣羅漢嶺英勇就義，年僅36歲。他在臨終前寫下絕筆，又以純熟的俄語高唱《國際歌》走向刑場。
1935年3月，賀昌率部向粵贛邊突圍，10日在江西會昌與國民黨軍作戰中英勇犧牲，年僅29歲。賀昌是留守領導人中最年輕的一位，曾當選中共第五、第六屆中央委員，是黨內資歷深厚的組織者與宣傳者。
賀昌在會昌戰斗中負傷，為了不被敵人俘虜，他把最后一顆子彈打進自己的胸膛，壯烈犧牲；贛南地區的領導人劉伯堅，在同月的突圍戰斗中中彈被俘。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他身披枷鎖、昂首闊步，在獄中以詩明志，最后壯烈就義；主席的胞弟毛澤覃于1935年4月在瑞金紅林山區突圍時，為掩護戰友安全撤退，只身引開敵軍火力，不幸中彈犧牲。

敵軍搜查其遺體時發現了一張主席的照片，并在電臺上大肆播報，企圖以此動搖革命者的意志。主席的秘書古柏亦在同年突圍中為掩護戰友而犧牲。
方志敏的經歷與上述留守蘇區的領導人有所不同。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奉命率紅10軍團北上抗日。紅10軍團在皖南遭國民黨重兵圍追堵截，被7倍于己的敵軍重重圍困在懷玉山區，終因寡不敵眾，于1935年1月27日在江西玉山被俘。
被捕后，方志敏在獄中寫下了《可愛的中國》《清貧》等十余萬字不朽文稿，1935年8月6日晨，方志敏在南昌市下沙窩就義，時年36歲。雖然他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留守蘇區人員，但其使命同樣是為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擔當掩護與牽制，命運的結局也同樣悲壯。

三年游擊與幸存者的最終命運在這場近乎滅頂的浩劫中，陳毅、項英、陳潭秋三人從最初的圍剿中幸存。
陳毅因此前在戰斗中負傷無法隨軍長征而留守蘇區，他與項英率領殘余力量在贛粵邊區展開了長達三年的游擊戰爭。1936年冬，陳毅被圍困于梅嶺，敵軍放火燒山企圖將其逼死。他自忖難逃一劫，寫下了傳世絕筆《梅嶺三章》。
12月，西安事變的爆發促成了全民族統一抗日的新局面，國共雙方暫時放下內部矛盾，一致對外。苦守蘇區三年的游擊武裝由此獲得喘息之機，后被整編為新四軍投入抗日戰場。

但幸存并不意味著善終。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后，項英在轉移途中被潛伏身旁的叛徒暗殺；1943年9月27日深夜，47歲的陳潭秋與毛澤民、林基路被秘密殺害于新疆。陳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撤離人員，他說＂只要還有一個同志沒有撤離，我就決不能走＂。
面對軍閥盛世才勾結蔣介石施加的種種酷刑，他始終堅貞不屈。因消息隔絕，1945年中共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不知陳潭秋已犧牲的代表們仍將他選為中央委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當年留守蘇區的十位主要領導人中，唯有陳毅一人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見證了這一歷史性時刻。

留守蘇區的將領們所承受的，是一場勝算近乎為零的殿后使命。他們以極其微弱的力量牽制了數十倍于己的國民黨主力，為長征大軍的安全西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戰略支撐。他們的犧牲，是中國革命的＂另一場長征＂——沒有跋涉萬里的征途，只有被圍困在贛南閩西山林中日復一日的血戰與消耗。
正是這些已知和未知的犧牲，匯聚成了中國革命最終走向勝利的磅礴力量。居安思危、銘記先烈，是這個時代永恒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