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戰事還沒完，特朗普先派親信來華探路，暴露一個關鍵變化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談談中美關系。

眾所周知，美國總統特朗普原計劃在3月31日來京，但因美伊戰爭而推遲。

之后，他又多次放風時間推遲到5月中旬。要強調一點，這依然是美國單方面的聲明，中方既沒有確認也沒有否認。

最新的消息是，從5月1日開始，與特朗普私人關系密切的美國參議員史蒂夫·戴恩斯將率領一個五人跨黨派代表團訪問中國，他們將先后前往上海和北京，并將停留幾天。

如果這個消息屬實，戴恩斯此行顯然是為特朗普打前站，與中國方面先做一個溝通。

正如特朗普的中國之行被推遲一樣，戴恩斯的中國之行其實原計劃也在三月中旬，但隨著特朗普行程的推遲，他的也被取消。

戴恩斯和特朗普之間的個人交情，美國政壇可謂人盡皆知，是特朗普在美國國會和參議院中幾乎唯一的盟友，兩人在生意上也有過諸多往來。

總而言之，無論是個人關系，還是雙雙推遲的訪華之行，都說明戴恩斯此次訪問是為特朗普做鋪墊。

接下來，我們將從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雙方將討論什么議題，以及與原定的3月31日之行相比，特朗普此次訪華手中的籌碼有哪些變化。

第二，中美之間將進行怎樣的“戰略協調”，如果這個局面能在未來兩三年出現，并從現在開始予以推進，那么對于特朗普卸任前的中美關系將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甚至對后特朗普時代，以及本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中美關系，也將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

從現在來看，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美關系可能有點遠，但這恰恰體現了戰略的精髓。

戰略并不是為了應對眼前的問題，而是更長遠的考量，三五年的計劃只能稱作是短期策略。

從大戰略角度來看，21世紀20年代中葉的世界局勢，在科技革命和地緣戰略沖突方面，與200年前的情況非常類似。

大約1825年左右，當時正值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大約持續了四五十年后，其影響開始波及全球。

那時，拿破侖剛剛滅亡，新的地緣戰略沖突正在歐洲大陸上的五大帝國之間展開，俄羅斯、普魯士、奧地利、英國和法國五大帝國相繼稱雄。

在國際關系層面，大國平衡的游戲開始形成，從現實理論走向實踐。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在其1957年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中，就以“重建的世界”為題，探討了1812年至1822年歐洲權力平衡的問題。從那時起，基辛格便成為了地緣戰略平衡的大師。

雖然現在時空環境不同，今天的科技水平和當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包括今天的地緣戰略沖突，其核心和外延都與以往有相當大的不同，但總有一些非常深刻的邏輯是一以貫之的。

我們一定要以古希臘哲學中的第一性原理，把握住人類社會發展基本規律，予以推理、前瞻、推進。這樣，我們才能對國家發展方向，以及包括中美關系在內的未來大國博弈進程，做到心中有數。

所以，無論是從以終為始還是降維打擊的角度來看，當我們回顧人類過去200年的發展歷程，并展望未來至少50年的進程后，再看現在即將發生的事情，如5月1日，就會有豁然開朗、降維打擊的感覺。

01

長話短話，我們回到第一個議題，這次戴恩斯來談什么？

既然是來為特朗普打前站的，那特朗普肯定會將他想私下交流的議題，交由他最親密的盟友來解決。

這其中，可能包括與中國的私下溝通，比如在伊朗局勢方面，特朗普希望與中方達成某種程度的交流與共識。

就從這一點而言，坦率地講，如果特朗普在5月中來，他的地位將較3月底時被削弱許多。

大家去看一下，如果是三月底、四月初來，那時的我們其實略有尷尬之處。

一是因為1月3日，特朗普剛將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抓走；二是因為2月28日對伊朗發動的襲擊，以及3月1日對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定點清除。

這兩個不說是中國的好朋友，至少是生意上的伙伴。所以，如果說特朗普是那時候來，我們略有尷尬之處。

所幸的是，特朗普自己也不爭氣，而且從美伊戰爭的進展來看，特朗普是越來越不爭氣了。

按照他原先的計劃，是希望在四月底五月初之前能夠結束戰事。現在只剩一個星期，真能結束嗎？我看很難。

就像我昨天在文章中引用瑞士媒體所說的，“美國特朗普不想打伊朗，伊朗不想談，雖然戰爭暫時停止，但和平并未發生”。

但問題是，特朗普的中國行已經難以再拖了。我認為，如果再推遲，至多三到五個星期，因為下半年的中期選舉即將開始。

而從中期選舉的情況來看，特朗普最希望，也最有可能從中國獲取一些籌碼，無論是在國際關系、經濟方面，還是貿易協定上。

事實上，由于美伊戰爭以及特朗普之前一些荒腔走板的舉動，他在國內的民意支持率一路下行。

在此背景下，中國能否或者應該給予特朗普一些籌碼？對于中國而言，這完全不是一個策略層面的考慮，而是一個戰略層面的考慮。

02

從這個意義上講，去年特朗普從進入第二任期的幾個月后，我就開始在文章中強調，我們要著眼于和特朗普本人的政治議程進行協調，并非他團隊的政治議程，更不是美國戰略精英們的政治議程。

在一般情況下，或者在過去歷屆美國主流政客執政時期，這3個政治議程通常是合而為一的，但在特朗普時代，這三者在邏輯上可以分開，甚至其內在邏輯必然是割裂的。

因此，與特朗普本人建立良好關系更為重要。

從現在這十幾個月的情況來看，我當時無論是對特朗普團隊內部的分析，還是對特朗普與馬斯克個人關系的分析，基本上都得到了驗證。

特朗普本人，無論是他的價值觀，還是他的化學成分，亦或是他未來要做成的一些事情，其實從根本上來說，與中國并無沖突。

然而，特朗普的所作所為和所思所想，在根本的邏輯點上，有些與美國國家利益相沖突，有些甚至是與美國專業的戰略精英團隊相沖突。這一點很容易理解，否則特朗普就不會被大家戲稱為“川建國”。

現在到了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形勢變得更為復雜了，我們尤其需要在每一個點上進行仔細研判。

自今年1月馬杜羅事件以來，美國戰略界開始從原先的“門羅主義”轉向“唐羅主義”，即唐納德門羅主義。

“唐羅主義”的意思就是特朗普和其他大國平分勢力范圍的這種孤立主義做法，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200年前的門羅主義，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特朗普認為，拉丁美洲是他的勢力范圍，那么西太平洋為何不能成為中國和美國進行戰略大交易或戰略大協調的籌碼？

盡管目前考慮這些可能為時尚早，但如果從以終為始，采取降維打擊的方法，預先設定好時間表和路線圖，那么現在所做的每一個決策都應該在整個戰略的路線圖上，這樣才能保證每一個點都不至于迷失方向。

因此，從短期層面來看，戴恩斯此行旨在協調特朗普的政治議程與中國交流的議程；從長遠的戰略意義來看，中國也可以借此機會與特朗普及他的盟友進行更為密切的溝通。

當然，我一再強調，這些溝通可能會有共識，但兩國之間不大可能實現重大的戰略協作。

我們正步入一個類似200年前那樣的時代，無論我們是否愿意，這個時代正在來臨。而且隨著科技革命的快速發展，這一進程也在加速，它其中的某些邏輯與200年前的情況有相似之處，但其必然會刻上21世紀的時代印記，以及我們這一代人的戰略智慧。

因此，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時代，至于2029年之后，我們另當別論，我會在未來的一些思考和評論中，給大家做出進一步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