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企共生：當AI正在成為美國軍事系統核心

2026年2月28日，在美國對伊朗發動代號為“史詩憤怒”的軍事行動中，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美以聯合空襲中遇害身亡。此次斬首哈梅內伊的行動，被軍事觀察者稱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由AI主導的殺傷鏈”。

在硅谷，有關AI科技主權與國家安全權力之間的角力在日益加劇。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AI正在成為美國軍事系統核心。

五角大樓決心擁抱AI

早在2025 年 2 月初，尚未與特朗普公開決裂的馬斯克以激進言語催促五角大樓加快擁抱 AI 科技，加速 AI 武器系統研發與配備。數日后，五角大樓一位高級官員透露，國防部正在考慮減少 AI基礎性研究經費投入，轉而加大對 AI 武器系統研發與部署的直接投資，希望在 4 年內形成可見成效。

2026年 1 月 9 日，赫格塞思簽署了《人工智能加速戰略》，意在改變當前將AI 科技嵌入舊流程的模式，使之成為貫穿美軍作戰、情報和管理等的“系統性基礎”。其要點包括：

制定可解釋、可優化的AI 軍事化運用規則與制度；

設置適應AI 科技的機構與崗位；

制定并落實AI 武器系統的管理、作戰運用與訓練規劃；

在對內整合/對外溝通的雙重維度上，使美國社會相信美軍擁有AI 時代的體系性優勢。

變革有兩大原始動力：誘惑與恐懼。五角大樓既深受AI 科技所展現的超強軍事效能之誘惑，又深懷喪失優勢的危機感，因而發自內心地加速推進 AI 科技軍事化運用，試圖以更短的周期把技術勢能轉化為制度勢能、組織勢能與作戰勢能，并將 AI 嵌入國防政策、戰略制定、能力建設與執行評估的全鏈條。

五角大樓決心又好又快地擁抱AI 科技，這既源自其務實、講究實效的行政風格，也與 AI 軍事化浪潮的全球擴散疊加有關；更深層的動因則在于其試圖借技術外力快速革除國防部長期官僚化辦事的頑疾與惰性，從而以“可見戰果”贏得政治與預算的持續支持。

與拜登政府時期依托“利馬任務組”“快速能力生成小組”等專職機構進行點滴探索不同，五角大樓正在由“項目試點”轉向“體系重構”，從政策到機制、從理論到組織架構全方位推動組織體系自我革命，力圖“令美軍在AI 時代具有無可匹敵的能力，以及令對手難以仿效的活力”。

自第三次“抵消戰略”啟動至拜登政府后期，美軍已由信息時代賽道升級至AI 時代賽道；特朗普再度執政后，則試圖向這臺已在高速運轉的機器注入更強勁的政治動員與資源驅動。

AI科技是人類思維文明的產物。縱觀軍事史，戰爭思維大致存在兩條路徑：其一，將戰爭視為槍炮聲響起后的對抗，追求戰而勝之；其二，認為戰爭在槍炮聲響起之前就已開始，追求未戰先勝。歷史上絕大多數軍隊，即便戰績顯赫，也更容易傾向于第一條路徑。

AI科技憑借超強知識儲備與計算 / 推理能力，為系統化反思戰爭歷史、洞察現實約束、推演未來樣態提供了近乎完美的輔助工具。五角大樓因此試圖從戰而勝之轉向未戰先勝，以眼光革命帶動效率革命：在更長的時間尺度上積累基于 AI 的戰爭能力與戰爭資源，塑造更有利的戰爭形勢與規則，提前進行戰場建設與戰爭設計，并尋求更出人意料的制勝方式。

在AI 時代，美國作為全球性超級大國，未戰先勝的前提在于把握有利的戰爭態勢、戰爭規則、戰爭同盟、戰爭文明與戰爭技術，從而強化對全球安全態勢的掌控力。五角大樓運用 AI 科技，試圖實現跨政府部門、跨社會職業階層、跨軍種、跨戰區、跨內部職能機構的全球數據整合：以更高效率、更高精度感知全球與地區安全形勢、防務動態與關鍵科技進展，進而更科學地制定與實施國防政策，評估并決定美軍作戰與備戰等重大事項。

換言之，戰爭思維的重心正在上移：無論是戰爭目的、行動方式還是參與戰爭的“人”，都被要求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宏觀維度中被重新理解與安置。這正是五角大樓作為美軍“大腦”發起的一切颶風般變革行為的起點。

當硅谷科技精英加入陸軍

從競選到再度執政，特朗普的一系列人事布局與政治姿態，對五角大樓“啟用AI 科技精英”產生了極為明顯的引導效應。特朗普競選期間力邀科技界明星馬斯克助陣，后者向支持特朗普競選的團體捐款超過2.59 億美元。勝選之后， 特朗普又與馬克·扎克伯格、比爾·蓋茨、貝佐斯等人緩和關系。圍繞就職儀式的政治姿態也帶有強烈的象征性：貝佐斯豪擲 100 萬美元，這遠遠超過了 2021 年他為拜登就職委員會提供的 27.6 萬美元。

根據競選財務記錄，2017年貝佐斯也曾向特朗普的首次就職基金提供資金，但只有區區 5.7 萬美元。這類象征性“和解”不只關乎私人關系，更在公共層面釋放信號：科技資本與新政府之間的互信渠道正在被快速修復。

在特朗普政府內部，AI科技精英的存在感陡然增強。目前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主任邁克爾·克拉齊奧斯曾任著名 AI獨角獸 Scale AI 公司董事總經理，并曾擔任斯坦福大學以人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員，參與并監督實施過《國家人工智能計劃法案（2020）》；OSTP 人工智能高級政策顧問斯里拉姆·克里希南職業生涯始于微軟，是 Windows Azure 的創始成員之一。科技精英進入白宮政策中樞，本身就是“上行示范”，其效應必然向國防系統傳導。

這種傳導在五角大樓層面表現得更為直接。2025年 3 月11 日，著名 AI 科技企業安杜里爾工業高管邁克爾·奧巴達爾出任美國陸軍部副部長。對此，英國《衛報》指出，這類任命可能將企業利益置于國家安全之上，進而使采購決策與戰略重點偏向利潤驅動議程。顯然，“產業高管—國防高位”的穿透式流動，本身就帶來制度風險：利益沖突的可能性上升，決策偏好可能被市場邏輯牽引。

但這些隱患并未成為特朗普的主要顧慮。2025年 6 月 13 日，帕蘭提爾首席技術官希亞姆·桑卡爾、Meta（臉書母公司）首席技術官安德魯·博斯沃思、OpenAI 首席產品官凱文·韋爾、OpenAI 前首席研究官鮑勃·麥格魯 4 名硅谷精英，以預備役身份宣誓加入美國陸軍新成立、負責變革的 201 分隊（Detachment 201），每年服役約 120 小時，未來將為五角大樓提供 AI 專業知識。據稱，該分隊名稱源自 HTTP（超文本傳輸協議）狀態碼“201 Created”，意為“新資源已成功創建”。這一象征性命名明確傳遞出制度設計意圖：以更輕量、更靈活、更“可插拔”的方式，把體制外人才納入軍隊變革鏈條。

上述4名精英加入陸軍，并不會直接增加訓練有素的武器操作手，也不會立刻增加運籌帷幄的戰區指揮官，但它向美國乃至全球展示了五角大樓不拘一格重視人才的制度導向：既是人事制度包容開放的見證，也是稀缺 AI 精英向國家機器集中化配置的必然結果。

2025年后，在肅穆的五角大樓內，一些反差感場景變得更為常見：正襟危坐的軍人、西裝革履的文職人員，與穿著舉止更隨意甚至身著奇裝異服、染著五顏六色頭發的 AI 精英同處一室。他們往往三五成群、自由組合，圍繞 AI 軍事化運用的關鍵問題，從軍事、商業、科技，甚至政治、道義、社會、文化等角度展開交鋒式討論，這類場景至少證明一點：五角大樓正在提升對精英文化的普遍容納度。

硅谷巨頭們的“妥協”

2026年 1 月 3 日，美軍在強行逮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的行動中，從事前情報分析至事后評估行動效率，全程使用了AI 科技企業 Anthropic 研發的 AI 工具 Claude。媒體對此事曝光后，Anthropic 立即向五角大樓表達不滿，理由是五角大樓破壞了該公司始終秉持的“禁止 Claude 被用于協助暴力行為、開發武器或進行監控”的原則。不久之后，五角大樓便給 Anthropic扣上了“供應鏈風險”的“大帽子”。

AI科技把“人—企業—社會—國家”的安全與利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度捆綁。美國國際數據集團預測，2026 年，40%以上的企業的生產資源管理將使用 AI 科技。這是值得美國 AI 科技企業狂歡的年份，更增添了美軍與 AI 科技企業之間連體式共生的時代意義。在 AI 時代，那些志在全球的 AI 科技企業，幾乎以支配性方式影響美國的安全感與危機感、自信與虛弱，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們以全過程、全要素、全方位的方式系統影響美軍——影響美軍如何看世界、如何理解敵友、如何構建能力、如何制定規則、如何形成優勢。

鑒于AI 科技的軍事價值，美國 2026 財年僅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統的預算上就撥出了 134 億美元，較去年大幅增長。如此誘人的市場利潤之于 AI 科技企業，如同美味蛋糕之于食客：無論是食不果腹者還是日食萬錢者，都難免垂涎。

2024年 11 月 5 日，智通財經 App 報道，Meta 公司將允許從事國家安全工作的美國政府機構和承包商，將其人工智能模型 LlaMa 用于軍事目的，并正在與洛克希德·馬丁等國防承包商，以及帕蘭提爾、安杜里爾工業等專注于國防的科技公司合作。2024 年年初，這家著名 AI 科技企業還信誓旦旦地宣稱，禁止在任何與“軍事、戰爭、核工業或間諜活動”等相關項目中使用其產品。

2025 年 2 月 7 日財聯社報道，谷歌刪除了此前仍存在的“我們不會追求的應用”部分，例如“造成或可能造成整體傷害的技術”，包括武器相關應用。兩家堪稱龍頭的 AI 科技企業改變業務與倫理底線，是 AI 產業助力美軍的重要縮影，也是它們在價值觀與現實利益之間重新配比后的結果。

比谷歌轉向更早的是OpenAI。2024 年 12 月，曾秉持“不制造殺人機器”理念而拒絕軍事化的 OpenAI，決定與安杜里爾工業合作為美軍發展 AI 反無人機系統。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爾特曼聲稱，此舉將有助于確保 OpenAI 技術保護美國軍人，并幫助國家安全部門理解并負責任地使用技術，以保障美國公民的安全與自由。OpenAI 強調，與美軍合作旨在減少美軍傷亡、降低戰爭對美國的傷害與損耗，這不僅不違背其和平理想，反而強化其“反對戰爭”的道德理念。

2025 年 6 月，OpenAI 正 式 推 出“OpenAI for Government”計劃，首個合作伙伴即五角大樓，并簽訂上限 2 億美元、截至2026 年 7 月的合同，應用場景涵蓋改善軍人及其家屬獲取醫療保健的方式、簡化項目與采購數據分析流程、支持主動網絡防御等。OpenAI 由“不制造殺人機器”轉向“制造不直接殺人的機器”，實現了一種可被公開論證的道義過渡。

這種以利益為基礎的道德感，在商業競爭中逐漸演化為一種表演性能力。亞馬遜創始人貝佐斯決定與五角大樓合作開發旨在落實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理念的AI 云平臺時，也刻意解釋其并非直接殺傷性武器，并強調未來將把相當比例的業務向國防領域傾斜。

AI 科技企業面對美軍的訴求，在利益與道德之間必須完成自我解釋，而這種解釋會導向一個深刻的命題：純粹道德若要成立，往往要求將其置于陽光下，接受公眾監督；但 AI 科技企業采集的數據、雇用的工程師、探索的算法與模型卻無法隨時見光，而恰恰這些內容又可能成為致命性 AI 武器系統的靈魂。因此，企業為追求美軍客戶帶來的可觀利潤，往往會不遺余力地進行道德包裝，但企業利潤與良善之德之間并不存在天然不可調和的對立。

同時，市場競爭也逼迫企業做出選擇。在激烈的競爭中，AI企業不甘讓對手拿走合同，最終在市場上死亡。蘋果、OpenAI、谷歌、亞馬遜、Meta、SpaceX 等巨頭之間，以及無數小型與初創科技企業之間，都會爭取手握巨額資金的五角大樓作為大客戶，這是增強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五角大樓領導者們的日常任務之一正是“發出積極信號，鼓勵所有 AI 科技企業基于市場與商業原則，為美軍帶來可預測的變革”。在競爭對手面前，沒有哪家企業敢輕視甚至無視五角大樓向市場投送的“誘餌”。

進一步說，AI 科技企業的成敗影響美國政府的財政稅收；若美國經濟衰退，其全球實力優勢也會衰減；若 AI 科技企業無法為美軍制造性能超強的 AI 武器系統，其他國家的軍隊就可能獲得同類武器系統，進而抵消甚至超越美國的優勢；若美國的全球影響力被削弱，AI 科技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的客戶會減少，境外運營也將缺乏安全后盾，它們又談何道德？

因此，AI 科技企業的成功——無論以堅守道德自我標榜，還是以市場利潤作為目標——前提都趨向同一：美國的安全、優勢，以及寄托于此的全球地位。

五角大樓還可能產生更強烈的欲望：主導制定甚至直接參與制定AI 領域國際規則與標準，尤其在數據、算法與模型等關鍵環節對他國進行引導與施壓，或誘導他國仿效，而將AI 異化為帶有意識形態偏見的地緣政治手段。五角大樓在帶有偏見的框架下采集全球數據、建立算法規則與模型訓練體系，既“理解全球”，也“影響全球”。例如，當美國企業開采的數據被他國政府或企業以合作方式共同管理時，后者也可能在數據結構與模型偏好中被美國文化塑形，潛移默化地成為美國敘事的受用者。

但世界終究是復雜的。戰爭與和平、道德與利益永遠交織在一起。科技進步用于建立公平正義基礎上的和平事業，才能成就文明；若單純為避免戰爭而罔顧文明真諦，要么是蒙蔽幼稚，要么是怯弱退縮。

作者 竇國慶｜作者簡介 國防大學戰略學博士后，陸軍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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