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排隊放棄美國國籍：我不想成為一個專制國家的一員

與美國斷絕關系可能需要一年多的時間，花費數千美元。但保羅、埃拉、瑪戈和成千上萬其他人認為他們別無選擇。

今年早些，瑪戈去放棄美國國籍時，她無法在她生活了30年的英國做到這一點。倫敦領事館放棄美國國籍的等待名單超過14個月。悉尼和加拿大的大多數主要城市情況類似。許多歐洲城市目前的等待名單長達六個月。

問題是從一張塑封卡片上讀出來的，誓言流于形式，你的護照會被扣留——在請求獲批后，你可以要求拿回，但護照上會被打孔以示作廢。

在21世紀初，每年放棄美國國籍的人數只有數百；自2014年以來，已經達到數千人。今年預計將是一個豐收年（與2020年超過6000人的水平持平），因為在一場曠日持久的集體法律訴訟之后，美國政府收取的費用從2350美元（約 1.6萬人民幣）降至450美元（約 3075.61人民幣）。但據全球最大的放棄國籍律師事務所穆迪的負責人亞歷山大·馬里諾稱，如果你請律師，這筆費用與放棄國籍的真實成本相去甚遠，即使沒有任何復雜情況，費用也在7000到10000美元（約 6.8萬人民幣）之間。

但是，最初為什么會有人想要或需要放棄美國國籍呢？長期以來，美國人開玩笑說在國外時假裝是加拿大人，僅僅是因為來自一個以傲慢或例外主義著稱的國家而感到尷尬。但美國最近的事態發展——其氛圍、內部分歧以及外交政策——都達到了完全不同的量級。73歲的瑪麗于1987年移居加拿大，2006年成為雙重國籍公民，從未想過要放棄。她說，轉折點“實際上就是2016年大選的那個晚上。當時我在兒子家。到了午夜，看起來像是‘哦，天哪，這個人要贏了?！易罱K睡著了——伏特加也就只能做到這樣了——然后我在凌晨2點醒來，隔壁房子有一個巨大的屏幕，上面只寫著：‘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

居住在挪威的36歲的約瑟夫也同樣直言不諱：“我不想成為一個專制國家的公民。我覺得很多人認為對美國制度的考驗將在下一次總統大選來臨，而我認為他們錯了。我們將在今年十一月（中期選舉）看到這個政府是否愿意以民主方式放棄權力。我強烈懷疑他們是否會放棄權力。”

66歲的埃拉34年前離開美國前往德國。她在最終2021年脫離國籍之前，想放棄國籍已經十年了，但“我的丈夫阻止了我。他出生在羅馬尼亞，父母是德國人，他想回到德國，但多年來一直未能如愿——他經歷過被困在一個不被允許離開的國家的滋味。他說：‘如果歐洲發生戰爭，我們希望能住在美國。’”現在，美國似乎不太可能為她提供某種穩定的避風港，更有可能的是它會挑起戰爭。

也許是因為每個人都保持低調，也許只有律師會未雨綢繆，只有馬里諾提到了將于今年12月生效的立法，該法案規定美國公民將自動進行兵役登記。兵役登記系統并不強制要求服役，而是創建一個符合條件的公民（18至25歲）數據庫，以備在征召兵役時可以調用。該法案在美國通過時并未引起巨大轟動，但如果你有一個在歐洲長大的18歲孩子，比如說，并且你正在閱讀關于美國在伊朗的戰爭，你可能會對此感到恐慌。54歲的辛克萊爾從22歲起就居住在澳大利亞，最近放棄了國籍，他的女兒剛滿17歲。“你不能代表你的孩子放棄國籍，”他說。

馬里諾（其律所處理全球尋求法律建議的放棄國籍案件的四分之一）解釋說，放棄國籍的一個關鍵驅動因素——以及為什么需要律師——是美國的稅收政策。美國是世界上除厄立特里亞外唯一根據國籍而非居住地征稅的國家。

這產生了一些奇怪的小細節，比如如果居住在海外的美國公民與非美國公民離婚并分割資產，美國公民需要為前配偶的部分納稅。根據奧巴馬時期的《外國賬戶稅收合規法案》，外國銀行必須查明其美國客戶的身份并交出他們的信息?！笆澜缟蠜]有哪個國家會有權力讓其他國家簽署這樣的協議，”馬里諾說。

這不僅僅關乎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保住財富，它也影響到各個收入階層的人。埃拉說：“我在瑞士得到了一份工作邀請，薪水非常高”——她是一名研究科學家——“但我無法接受，因為沒有瑞士銀行愿意給我開戶?！?008年引入了一項離境稅，根據坊間傳聞（沒有人會正式承認預防性的避稅），這促使一些美國人在其凈資產達到200萬美元（約 1367萬人民幣）的門檻之前放棄國籍。

放棄國籍的經歷各不相同。辛克萊爾說，美國副領事“可能有點尖刻……有一種輕蔑的氛圍。就像‘哦，你這個白癡，你為什么要這么做？怎么會有人放棄美國國籍？’”瑪麗無法在她的家鄉城市多倫多預約到，于是預定了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并“進行了一次所謂的‘度假式放棄國籍’”。她形容這種體驗是最純粹的高潮后的平淡：“我準備好了，穿著可愛的衣服，背熟了所有臺詞。走進這個看起來像百貨公司三樓的領事館，它一點也不像政府機構。”57歲的邁克爾也對阿姆斯特丹領事館的破舊感到驚訝——噪音、混亂、什么都不好用，“感覺瞬間回到了美國”。

不過，放棄國籍并非總是那么簡單。約瑟夫在一家為挪威政府提供合同的數據科學公司工作。“如果你是伊朗人，你就不能接觸敏感數據，因為你會被視為安全風險。所以當出現像（特朗普威脅入侵）格陵蘭這樣的事件時，我會擔心——‘好吧，如果他這么做，我會丟掉工作嗎？’”如果美國真的入侵格陵蘭，挪威毫無疑問會站在丹麥一邊，這可能會使約瑟夫成為挪威國家的敵人。

約瑟夫面臨一個困境：如果他保留美國國籍，他的工作就有風險，而且美國政府所做的一切他都強烈譴責。他曾在美軍服役，為了支付大學學費，他于2011年入伍，三年合同變成了十年，因為“美國軍隊有很好的方式讓你覺得你所做的一切，即使只是在掃地，也具有全球重要性。你真的覺得你的生活有了意義。”在阿富汗，他曾相信“雖然我們可能不總是做正確的事，但我們至少初衷是好的。”但他對伊朗不這么認為?；蛘邔Ω窳晏m也不這么認為。

他還沒有和父母談過這件事：“我父親，我想，不會太在意。我母親是一個極右翼的MAGA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她會把這看作是一種政治表態，而且她會想爭論?！贝送?，他政治上頗為活躍：“作為現在的美國公民，我可以批評我的政府，我可以去抗議，我可以對我看到的事情進行抵抗，我擁有政治和社會上的分量。一旦我放棄國籍，就等于我在說，‘我認為自己不再有能力做出改變了?！保ㄆ渌艘灿型?，但只是很少一部分?，旣愓f：“只有我姐姐說：‘你可以留在這兒斗爭?！渌硕紱]這么說。”）

也許是著名的樂觀認知偏差，一旦你做出了決定，你總會覺得這是正確的選擇，但實際放棄國籍的人沒有一個懷念過他們的國籍。邁克爾說：“我有一種存在性的遺憾。我本想在一個我所信仰的國家長大和生活。有些東西我確實懷念——比如在空曠地帶連續開車六小時后，大腦發生的變化。但如果我再也不見到美國，我完全沒問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