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手闖入白宮晚宴，記者趴桌底開直播，特朗普卻借機推銷新宴會廳

恐怖主義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仿佛生活在一種被圍困的狀態中。當爆炸發生時，大多數人會逃離現場，但有兩類人會沖向爆炸點：急救人員和記者。因此，當一名槍手闖入特朗普出席的白宮記者晚宴現場時，數百名記者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撞上了針對特朗普的第三次刺殺未遂。他們立刻掏出手機，趴在桌子底下進行直播報道。

現場也出現了一些令人驚訝的鎮定時刻。有人一手拿相機，一手端著威士忌；有人繼續吃晚餐；還有記者順手拿走免費的香檳。如果借用《制片人》里的說法：如果你以為記者也是普通人，那你真該看看我們喝酒的樣子。不過，最鎮定的還是總統本人。他隨后召開記者會，說這件事恰恰說明他為什么需要一個新的宴會廳，一個“防無人機”、裝有“防彈玻璃”的宴會廳。

令人震驚的事，是否已經變得司空見慣？恐怕還沒有。一個令人清醒的畫面是，埃麗卡·柯克被拍到淚流滿面地離開現場，邊走邊說：“我只想回家。”去年，她的丈夫查理·柯克在一場大學辯論活動中遇害。

路易吉·曼焦內正因涉嫌殺害一名醫療保險公司首席執行官而受審。令人費解的是，曼焦內竟被一些人奉為民間英雄，理由不過是他長相出眾，又干掉了一個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及其一些追隨者口中所謂實施“社會謀殺”的人。這套邏輯無非是：只要你有錢，你就活該。

我們都熟悉極右翼對暴力的迷戀。但特朗普去年10月在一場圓桌會議上聽到的說法是，極左翼也開始擁抱一種革命化的審美，這種傾向表現為縱火、暴力滋事，甚至可能是暗殺。共和黨人認為，民主黨雖然譴責這類行為，卻也通過把保守派污蔑成法西斯分子，為暴力提供了動機。

特朗普此前一直拒絕出席白宮記者晚宴，原因正是現場的玩笑越來越惡毒。2018年，米歇爾·沃爾夫在開場段子里這樣說：“就像色情演員準備和一個特朗普上床時會說的那樣，我們趕緊把這事辦完吧。”

沃爾夫把特朗普政府比作《使女的故事》中虛構的神權國家“基列”。自由派也不斷把特朗普稱作想當國王的人。而如果這話被持槍的瘋子當了真，他們很可能會說：“既然如此，我們難道沒有道義責任殺了他嗎？”

當然，總統本人也不是和平主義者。美國早已把定點清除變成戰爭手段之一，幾乎毫無顧忌地消滅了伊朗大批軍官。華盛頓宴會廳里發生的事，在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已經成了政策的一部分。

我在教堂做禮拜后，曾和一位朋友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說：“這不一樣。因為伊朗領導層是邪惡的，而我們是正義的。你必須相信這一點，否則你會發瘋。”我也希望自己能相信這一點。但我內心那點良知始終在提醒我：目的正在壓倒手段，西方人正越來越習慣那些本不該習以為常的事，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本國。

難道你不覺得奇怪嗎？每次坐火車，廣播都在提醒你盯著身邊的乘客：“看見異常，立即報告，問題解決。”我們仿佛生活在一種被圍困的狀態中。恐怖主義已經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

我最近重看了1973年的電影《豺狼的日子》。其中有一幕，一個角色沿著唐寧街一路走到首相官邸門口，沒人阻攔，直接敲門。這在今天已經不可想象。198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在唐寧街裝上鐵門；1991年，愛爾蘭共和軍又用迫擊炮襲擊繞過了這些防護。

在模擬時代，防護措施終究有限。但“9·11”事件恰好與網絡安全時代的興起重疊，結果形成了一種陷阱：公民既是恐怖主義的“軟目標”，也是潛在嫌疑人的儲備池，持續受到官員審視。在一些人眼里，哪怕是愛國情感，都足以被視為一個公民準備反對國家的信號。

曼德爾森風波就說明了這一點。彼得·曼德爾森參加了一場也許并不存在的會面，據稱這場會面涉及首相和人工智能公司帕蘭蒂爾。帕蘭蒂爾同時持有英國國民保健制度和國防合同，目前還在與倫敦警察廳商談，幫助其實現情報分析自動化。

上周，奧利弗·羅賓斯就相關問題出席聽證時，不少觀眾都在問：他身后那個戴圍巾領帶的人是誰？那人叫安德魯·愛德華茲，是一名普通公眾，恰好喜歡旁聽議會委員會會議——這本來就是他的權利。

不過，許多納稅人恐怕甚至會驚訝地發現，原來他們是可以進入威斯敏斯特的。因為如今整個議會區域像機場一樣設有關卡，持槍警衛來回巡邏，外圍還豎起了一道丑陋的圍欄，讓人聯想到東柏林。

這就是日常監控的建筑形態，而它正在侵蝕自己原本想要保護的民主。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它在一個必須依靠開放心態和不設防之門才能保持自由的社會里，播下了恐懼。

它還會制造一種自我實現的偏執：如果我們整天高喊“壞事可能發生”，那些情緒亢奮、精神緊張的人反而更可能真的把壞事變成現實。它還會加劇“我們”和“他們”的對立，使得議員一旦當選，便消失在一座新哥特式堡壘之中。

政客總說自己“來自人民”。但他們若想真正如此，就必須走到人民中間，必須讓公眾熟悉他們，甚至——容我這么說——能夠切實感受到他們的存在。

比如白宮，之所以曾被稱為“人民的房子”，是因為美國人把自己視為這里的房東，而且在一段時間里，他們確實有權隨時進去看看這些“租客”在做什么。1842年，查爾斯·狄更斯曾受邀拜訪總統約翰·泰勒。他的向導在門廳里按鈴，卻無人應答，于是兩人“沒有再講究什么禮節，直接穿過底層房間往里走”。他們一路上碰見不少市民，有的人在里面閑逛，有的人“懶散地靠在椅子和沙發上……還有幾個人正仔細打量那些家具，仿佛要確認那位并不受歡迎的總統沒有偷偷把家具搬走，或者把固定陳設賣掉中飽私囊”。

政治中的不信任感，自古如此。但在民主早期，至少在原則上，是人民在盯著國家，而不是國家在盯著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