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侯鏡如登報找組織，卻無回應，16年后見到陳賡，才知為何

1945年深秋，北平城里風已經涼下來了。北京飯店的走廊里，人來人往，一個身著國民黨中將軍裝的中年人忽然愣住了腳步。迎面快步走來的人，他太熟悉了——周恩來。那人笑容溫和，聲音爽朗：“一轉眼，咱們也20年沒見了！”一句話，說得仿佛只是老友重逢，可當時在場的人，多數只當兩位舊日同學偶遇，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一句看似隨意的寒暄后面，藏著20多年剪不斷、理還亂的隱秘牽連。

那一刻的侯鏡如，早已不再是當年那個在黃埔軍校讀書的青年，也不是在上海、南昌槍林彈雨中的黨代表。他戴著國民黨中將肩章，身在北平警備司令的位子上，卻始終弄不明白一件事：1931年那次回到上海，為什么滿城找不到組織？為什么登報“喊話”也沒人回應？這一困惑，在他心里壓了十幾年，直到1949年與陳賡相見，才終于有了答案。

一、從“四眼粥”到黃埔軍校：一個河南窮孩子的路

1902年，侯鏡如出生在河南永城縣侯樓村，一個普通農家。那時中原戰(zhàn)亂頻仍，天災人禍交織，土地貧瘠，鄉(xiāng)親們要填飽肚子都不容易，更別說供孩子念書。家里為了讓他讀書，常年喝的就是所謂的“四眼粥”：粥稀得厲害，低頭一看，能在碗里照出自己的影子，人和影子，一共四只眼睛，鄉(xiāng)下人嘴里帶著苦笑，這就叫“四眼粥”。

條件難，卻沒有把他擋在學堂門外。侯鏡如從小讀書用功，家里再窮，還是咬牙供他。大約在1917年前后，他15歲高小畢業(yè)，揣著一點路費，只身去開封念書，考入河南省立留學歐美預備學校。這所學校，按照當時的設想，是給那些準備出洋深造的學生打基礎的，很多青年在這里接觸到了新的思潮。

從侯樓村到開封城，走的路不遠，卻是一個時代的跨度。民國初年，各路軍閥混戰(zhàn)，社會動蕩，傳統(tǒng)科舉已經廢除，讀書人想要“出頭”，要么出洋，要么從軍。對于一個窮苦人家的兒子來說，真正的留學歐美，幾乎只是紙上的夢想。也正是在這種現實和理想的拉扯中，他逐漸意識到，單靠念書、當個小職員，對改變這個支離破碎的國家，恐怕幫不上太大忙。

1924年，國共第一次合作，一所嶄新的軍校在廣州黃埔島上辦起來——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的宗旨很明確，要培養(yǎng)一批新式軍官，既懂現代軍事，又有革命理想。全國各地青年蜂擁而至，視其為“救國之門”。那一年，22歲的侯鏡如，在老師和同學的影響下，做出了一個關鍵選擇：放棄原本可以爭取的留學機會，轉頭報考黃埔軍校。

報名工作在上海設點，當時負責招生的，正是毛澤東等人。侯鏡如來到上海參加考試，科目不算復雜，但對一個窮學生來說，卻是人生賭注。他在考試中表現沉穩(wěn)，口試時談到時局和個人志向，提到“唯有練兵自強，方有出路”之類的看法，頗得考官賞識。經過初試、復試，他被錄取為黃埔一期學員，從此踏進了另一條道路。

黃埔的日子緊張而嚴苛，練操、戰(zhàn)術、政治課一個接一個。正是在那里，他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和國共合作的基本主張。1925年前后，在周恩來等人的介紹和考察下，侯鏡如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早期黨員。身為黃埔一期學員，又有中共黨員身份，日后他走到哪里，都注定不會是普通軍人。

二、北伐、上海、南昌：刀口上行走的人生

1926年夏，北伐軍從廣州誓師北上，打著“打倒軍閥，統(tǒng)一中國”的旗號。那年侯鏡如24歲，在部隊里已擔任第十七軍第三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這個職務，不只是政治宣傳那么簡單，還牽涉到對官兵的思想工作，甚至要在關鍵時刻做政治上的“定盤星”。

北伐一路勢如破竹，攻占武漢、攻入長江流域，但與此同時，國共合作內部矛盾也在發(fā)酵。1927年初，為了配合即將到來的政治斗爭，黨中央在上海發(fā)動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侯鏡如受組織派遣，需要到上海執(zhí)行任務，可他當時名義上是國民黨軍官，要請假離開部隊，并不容易。

面對時任上級何應欽，他只能用一個看似“尋常”的理由。那天，他一臉沉重，對何應欽說：“家母病重，恐怕不行了，請長官準假，讓我回去看看。”何應欽見他神情凝重，又知其一向謹慎，便批準了這次“回鄉(xiāng)”。實際上，侯鏡如直奔上海，在工人運動和武裝起義中忙碌奔走。

3月的上海街頭，工人糾察隊、罷工游行、路口封鎖，局勢一度站在革命一邊。但形勢變化極快。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借“清黨”之名，大舉逮捕和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那天的上海，槍聲不絕于耳，街頭人心惶惶。侯鏡如在掩護同志撤退時，不幸右胸中彈，鮮血浸透衣服，命懸一線。

負傷之后，他在秘密據點養(yǎng)傷。對很多人來說，遭遇這樣的打擊，很容易心灰意冷。然而在他身上，沒有出現這種退縮。傷勢稍好，他又接受安排，跟隨賀龍等人參與南昌起義。1927年8月1日，南昌城頭的槍聲，宣告了中國共產黨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道路，這是后來被視為人民軍隊誕生的起點。

南昌起義之后部隊三散，隊伍南下途中，組織多次調整，很多人失蹤或犧牲。侯鏡如輾轉間，被派回河南工作，擔任中共河南軍委書記，負責發(fā)動和組織當地的武裝斗爭。河南地處中原要沖，軍閥勢力盤踞，國民黨統(tǒng)治者對共產黨活動極度敏感。就在這樣的高壓環(huán)境下，他頻繁往來各地，聯(lián)系地方武裝和黨的基層組織。

1928年春，一次接頭行動中，他在開封不慎暴露，被敵人逮捕，關進開封第一監(jiān)獄。監(jiān)獄里刑訊逼供是常態(tài)，不少人挺不過去。侯鏡如與安子文等人關在一起，兩人后來都成為重要干部。當時他們只能相互打氣，用約定的暗語交流一些消息，盡量守住組織秘密。

這一關，就是一年半。到1929年7月左右，他們才在同志營救和多方運作下獲釋。走出牢門時，很多往日戰(zhàn)友已經見不到了，黨組織的聯(lián)絡線也被破壞得七零八落。失去聯(lián)系，再加上形勢劇變，對任何一個地下黨員來說，都是巨大的考驗。

三、上海登報找組織：一則“尋人啟事”的背后

出獄后，侯鏡如和安子文按照安排，去了上海尋找上級。那時的上海，是當時中國最復雜的城市之一：一方面工商業(yè)發(fā)達，租界林立；另一方面，白色恐怖籠罩，秘密逮捕和暗殺時有發(fā)生。中共組織在這里堅持斗爭，但轉移頻繁，絕不敢輕易暴露。

在短暫的接頭后，侯鏡如被派往香港、華南局工作，任務也常變動。直到1931年前后，他又奉命回到上海執(zhí)行新的聯(lián)絡任務。本以為可以順利找到組織，卻沒想到，這一次，他在上海的弄堂和茶館里，怎么也找不到原先的聯(lián)系人。

這里就牽涉到一個關鍵背景。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之一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后叛變，向國民黨當局供出了大量秘密情報。根據公開史料，情報人員錢壯飛及時把消息傳回上海，使中共中央機關得以及時緊急轉移，多數主要領導人躲過了大規(guī)模搜捕。這一事件的影響極大，很多地下聯(lián)絡點瞬間中斷，許多同志甚至在一夜之間消失無蹤。

侯鏡如抵滬的時候，正是在這種極端緊張的氣氛之后。原有的接頭地點沒人出現，以往掌握的暗號也派不上用場。他按照約定的程序等待、打聽，都沒有結果。上海看似車水馬龍、霓虹閃爍，可在他眼里，卻像一座沒了燈塔的暗城。

在別無他法的情況下，只能采取非常規(guī)辦法。為了尋找組織，他想到了登報。那是一則看似普通的“尋人啟事”，卻暗藏約定好的聯(lián)絡暗號。大致意思是：

“某某胞兄，我找不到你，心急如焚，你若再不來，沒有辦法，我就自己去找工作了……我始終是孝敬父母的——侯治國。”

“侯治國”是化名，“孝敬父母”這種看似家常的表述，也是事先定好的識別信號。按原本設想，只要有組織上的人看到，就能明白這是在找接頭，并按安排與他會面。但這一次，報紙出了，啟事登了，等來的卻只有沉默。街頭咖啡館里，他一次次翻著報紙，目光在廣告版上來回尋找，卻始終等不到那個人。

結合當時的背景，其實不難理解。顧順章叛變后，上海地下組織遭遇毀滅性打擊。處在最核心位置的領導機關，為了自保，必須徹底換地點、斷關系，很多邊緣聯(lián)絡點被迫“放棄”，否則一個環(huán)節(jié)出問題，很可能全線崩潰。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已經暴露過、又剛從監(jiān)獄出來的人，即便有再好的資歷，也極有可能被列入“暫不聯(lián)系對象”，以減少風險。

對侯鏡如個人而言，他只看到表面：登報之后杳無音訊，原本熟悉的組織仿佛突然間從世界上消失了。聯(lián)系不上上級，回不到隊伍，他不得不思考出路。多年之后，他曾對身邊人提到，當年在上海那段時間，是一生中最困惑的日子。既不能主動再多問一步，又不能貿然打出自己的真實身份，只能在夾縫中猶豫。

困守上海總不是辦法。同學和親友勸他：既然暫時找不到組織，就先去部隊謀一份差事，至少能有一個正當身份。此時日本侵略步步緊逼，全國抗日情緒不斷高漲。“抗日救國”逐漸成為許多人的共同選擇。經同學牽線，他加入了吉鴻昌部隊，從此轉入了另一條戰(zhàn)線。

四、在國民黨軍中抗日：從師長到軍長

進入吉鴻昌部隊后，侯鏡如的軍事才能有了用武之地。吉鴻昌本人以愛國著稱，后來因堅持抗日而為人敬重。在這樣的部隊里，主張對外抗戰(zhàn)的人并不少。隨著華北局勢緊張，東北淪陷，盧溝橋事變在1937年7月爆發(fā)，全面抗戰(zhàn)打響，他所在的部隊很快被編入國民黨正規(guī)軍序列。

抗戰(zhàn)初期，侯鏡如已擔任第92軍第21師師長，參與臺兒莊、武漢、棗宜等會戰(zhàn)。臺兒莊戰(zhàn)役是國民黨軍難得打得較為漂亮的一仗。盡管他所在部隊不在最核心的沖鋒位置，但在各條戰(zhàn)線配合作戰(zhàn)中，也承擔了應有職責。戰(zhàn)火中，他積累了豐富的實戰(zhàn)經驗，對日軍的戰(zhàn)術特點、后勤組織有了更直接的了解。

抗戰(zhàn)進入相持階段以后，軍隊調整頻繁，有的部隊士氣下降，有的將領忙于自己的地盤。但從總體來看，堅持抗戰(zhàn)仍然是主旋律。侯鏡如在部隊中作風比較穩(wěn)健，既會打仗，也懂得與上級、地方勢力打交道，慢慢地往上走。到1943年，他升任第92軍軍長，授中將軍銜。

從秘密黨員到國民黨中將，表面上看是一個位置的大轉身，但若只從抗日立場看，他始終站在抵抗侵略的一邊。不能與原有黨組織取得聯(lián)系，他沒有選擇退到后方養(yǎng)老，也沒有投靠漢奸偽政權，而是留在抗戰(zhàn)一線。這一點，在后來解放戰(zhàn)爭和起義的問題上，成為組織評價他的一個重要參考。

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內部矛盾迅速暴露，爭權奪利的暗流涌動。侯鏡如則調任武昌警備司令，不久又兼任北平警備司令，手握一方兵權。北平這座古城，在新的內戰(zhàn)陰云下，看似平靜，實則暗潮不斷。正是在這里，他與多年未見的周恩來再度相逢。

北京飯店那次見面，周恩來一句“20年沒見”，看上去輕描淡寫，實則是在保護他。在眾目睽睽之下，不能提舊身份、舊關系，只能以“同學相聚”自稱。會晤中，周恩來沒有追問他這些年為何在國民黨軍中升遷，也沒有提起當年上海聯(lián)絡的具體細節(jié)，而是著重談了形勢和對北平局勢的判斷。很快，組織方面通過安子文等人，向他發(fā)出了一封聯(lián)名信，安排了專門聯(lián)絡人，從此，他與黨的關系被悄悄接續(xù)起來。

五、遼沈戰(zhàn)役與“磨蹭”的十幾天

抗戰(zhàn)結束后，新一輪內戰(zhàn)爆發(fā)。東北成為雙方爭奪的關鍵。1948年，遼沈戰(zhàn)役打響，東北野戰(zhàn)軍在林彪指揮下，準備通過一系列戰(zhàn)役，徹底改變東北戰(zhàn)場的態(tài)勢。國民黨方面，蔣介石寄希望于海陸空聯(lián)合作戰(zhàn)，力保錦州、沈陽等要地不失。

在這種形勢下，侯鏡如所部第十七兵團，被部署在葫蘆島一帶，作為援錦的重要力量。他手下握有十余萬兵力，一旦全速向錦州推進，將對戰(zhàn)局產生不小的影響。蔣介石多次電令，要他火速馳援，打通錦州外線。

然而，從葫蘆島到錦州，百余公里路程，侯鏡如部隊卻走了10多天。途中各種理由都有：道路不佳、部隊需要整頓、與其他軍隊協(xié)調不暢等等。在軍事史研究中，對這段“遲緩行動”的評價不盡相同，有的認為他有意拖延，有的傾向于從交通、命令混亂等客觀因素解釋。可以肯定的是，客觀結果就是：當他的部隊真正接近錦州時，錦州保衛(wèi)戰(zhàn)已接近尾聲，解放軍在塔山阻擊戰(zhàn)中頂住了國民黨另一支援軍，錦州城終于被攻克。

從解放軍的角度看，侯鏡如兵團的“慢半拍”，無疑減輕了塔山防線的壓力，給予東北野戰(zhàn)軍更充裕的時間集中兵力。也正因如此，很多回憶錄里，都提到侯鏡如在遼沈戰(zhàn)役中“客觀上起了作用”。至于他當時的主觀盤算如何，現有材料并不能給出一個完全清晰的答案，但有一點值得注意：在這之前，他已經通過聯(lián)絡人恢復和中共的秘密聯(lián)系，對北平、華北乃至全國大局的走向有了更多了解。

戰(zhàn)役期間，中共方面也在通過各種渠道，爭取國民黨內部的愛國將領。侯鏡如這樣的黃埔一期出身、早期黨員，又有抗戰(zhàn)資歷，自然是重點工作對象。可以設想，在葫蘆島到錦州這條路上，他的思想斗爭恐怕不輕。繼續(xù)替蔣介石賣命，還是為避免內戰(zhàn)惡化“留點余地”？這在當時，是許多國民黨將領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六、1949年起義：16年的疑團當面問清

遼沈戰(zhàn)役之后，東北戰(zhàn)局根本扭轉。接下來是平津、淮海等一系列大戰(zhàn)。國民黨大勢已去，內部動搖不斷。對很多手握部隊的將領來說，是去是留，是戰(zhàn)是和，已經不僅僅是個人前途問題，更是生死抉擇。

1949年8月，在多方工作和慎重考慮之后，侯鏡如率部宣布起義，接受人民解放軍改編。這一舉動，對當時正在進行的華北地區(qū)戰(zhàn)事，是一針強心劑。他本人也從此公開回到革命陣營。對于一個早年入黨、中途失聯(lián)、在敵對陣營中輾轉多年的人來說，這一步并不容易，但最終還是邁出了。

起義后不久，他見到了多年未見的黃埔同學——陳賡。會面時，兩人年紀都已不小，一個是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一個是剛剛回歸隊伍的原國民黨兵團司令。氣氛說不上輕松，卻帶著一種特殊的復雜情緒。

據當事人的回憶，當談到當年那段往事時，侯鏡如終于忍不住問出口：“1931年我回上海，為什么找不到組織？登了報也沒回應，是不是組織把我給丟了？”這句疑問，埋在心里已經十多年，不問不快，問出來又怕聽到不愿面對的答案。

陳賡沒有回避，而是把當年的背景情況向他說明。顧順章叛變之后，為了避免更大損失，中央不得不采取最徹底的轉移措施。許多外圍聯(lián)系人、曾經暴露過身份的同志，在那一時期都被劃入“暫時停聯(lián)”范圍。不是不信任，而是風險太大。一旦敵人利用舊關系順藤摸瓜，整個系統(tǒng)可能付出更慘重代價。上海報紙上的那則啟事，當時未必沒有人看到，但在那樣的環(huán)境下，沒有人敢貿然出面接頭。

聽到這些解釋，侯鏡如沉默了很久。對一個在白色恐怖中摸爬滾打過的人而言，他當然明白組織的那種極端謹慎出于生存需要。只是，站在個人立場上，當年那份找不到組織的茫然和心里的郁結，是真實存在的。直到此刻，他才真正弄明白，自己并不是被“拋棄”，而是被迫留在最危險的那一層邊緣。

有意思的是，從1931年上海登報，到1947年前后收到賬面上的聯(lián)名信，再到1949年陳賡面對面的解釋，這個“缺口”整整跨了16年。這16年里，他經歷了坐牢、失聯(lián)、抗日、升遷、內戰(zhàn)，在國民黨軍中一路走高，也一步步遠離了最初的隊伍。等到重新接上這根線時，個人命運已被時代的大潮翻轉了不知多少回。

從歷史角度看，這段經歷頗能說明一個問題：在白色恐怖和密集斗爭中，組織為了整體安全，不得不做出很多看似無情的取舍。一些人被迫“留在外面”，失去聯(lián)系甚至被誤解，這種情況并不罕見。而另一方面，也有人像侯鏡如這樣，即便長期找不到組織，仍然以抗日為主軸，不愿投敵賣國，為后來的回歸留下了空間。

1949年之后，侯鏡如在新的政權下?lián)瘟艘欢殑眨^續(xù)工作多年，直到1994年在北京病逝，享年92歲。從黃埔少年到白發(fā)老人，整整一個世紀的風云，他都親身經歷。

如果把他的這一生串起來，會發(fā)現幾條線始終糾纏在一起：黃埔軍校的出身，早期共產黨員的身份，國民黨軍中將領的經歷，抗日戰(zhàn)場的磨礪，解放戰(zhàn)爭中的“遲緩行動”，以及1949年的率部起義。1931年的那則登報尋人啟事，則像一枚釘子，釘在這條時間軸的正中間。前面是滿腔革命熱血，后面是曲折的曲線。直到與陳賡那次對話，他才真正把這條線接上，也讓那多年來縈繞在心頭的問號，變成了一個可以安放的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