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租要上漲了，我沒有權利說不嗎？

去年 6 月，單讀與藍書屋基金會聯合發起，支持入選的一位創作者在柏林駐地一個月，期待 ta 能通過對歐洲的觀察、體驗，提出 ta 在今天對“開放社會”的理解和闡釋，并探尋以這樣的理念組織起來的社群或具體實踐，也希望 ta 的寫作能為今天普遍迷茫、憤怒、恐懼的社會氛圍帶來一點新的可能性。

經單讀編輯部評議，獲得了在柏林駐地創作的支持。去年 10 月，她前往柏林，以“占屋運動”為切口，開啟了對柏林的探索。駐地結束后，她完成了今天分享的這篇文章：《“奪回我們的城市”——在今天的柏林尋找占屋》。

占屋是一群人趁主人不在，闖入家里，然后把好好的房子搞得亂七八糟嗎？如果只刷獵奇的短視頻，占屋可能會留給你這樣的印象。“但真實的占屋不是這樣的。”徐魯青與占屋的親歷者相遇，和他們走在今天的柏林街頭，也走回歷史的浪潮中。

她將一路聽來的故事，搜集到的資料，落成自己的文字。占屋的面貌逐漸具體、清晰起來：他們秉持的理念是什么？他們做過哪些社會實踐？他們如何與政府、資本交手？占屋后來為什么停了下來？在新自由主義的監管下，今天還有哪些事可以做？

徐魯青對柏林占屋運動的探究，始終帶著一個中國青年的視角。她帶著自己在上海租房的切身之感與柏林展開對話，有時“這和我有什么關系”的疏離感倏爾而至，而在歷史中見到與中國相似的情境時，她又會興致勃勃地追問下去。

文章標題“奪回我們的城市”取自柏林的一個藝術小組。站在全球房價高漲的時期回看占屋，只能遺憾承認它的不可復制，但那些觀念、人際網絡、另類空間的可能性，堅韌地留了下來，徐魯青將“奪回城市”的可能性也留給了我們。

“奪回我們的城市”

——在今天的柏林尋找占屋

撰文：徐魯青 編輯：何珊珊

關于占屋，我有很多美好想象。我身邊的朋友們也是，我們打工、租房，討厭當公務員，但上過的每一個班，社保都只繳最低檔。我們每個月要拿出一半的工資，打到房東的賬上。

我們早就想占屋了。

2023 年，我住了一年的出租屋到期，被房東扣了兩千多押金，最后一點信念，最后一根稻草。我想離開上海，去一個能住得更舒服的地方，至少舒服一點。

我決定先不租房，靠人情先在這座城市里漂幾個月。一些網友愿意給我住處，他們有的多出了一間空房，有的偶爾要出差，我可以幫忙照顧貓。那時正是年末，天空和街道都灰撲撲的。我每天都穿同一件黃毛衣，提著箱子，從一個房間流竄到另一個房間。

在找房的帖子里，我寫下為什么不想再繼續租房：“在交易和雇傭關系以外，我想要更多其他的關系構成我的生活，關于人和人之間互惠與關懷的關系。”

但兩個月后，我只想要穩定的水電。一把鑰匙，穩穩插入一把鎖，擰一下，就能打開我的私人空間，沒有人會奪走它，沒有人要我等待廚房和廁所，給貓鏟屎，從一個家搬到另一個家。它似乎只能靠交易關系實現，我重新下載了貝殼。互惠、關懷，我連合租都不愿意了，我只看一室戶。

和 Uwe 聊起這個故事的時候，他笑得很大聲。我們喝了太多啤酒，坐在一家叫 Syndikat 的酒吧里。

Syndikat 是一個柏林的街區酒吧，它存在了三十五年，而 Uwe，在這附近住了十五年，認識老板、員工、大多數酒客。我們進來，大胡子老板碰了一杯。

Uwe 在柏林的東邊出生長大，是東德人的小孩，這對 1990 年出生的他來說，既沒什么意義，又有很大意義。他告訴我，柏林墻垮掉后，父母都失業了，他們住的房子很快被重新處置。東德的產權不屬于個人，一些西德人馬上用非常便宜的價格，買下了他們居住多年的房子。

“所以你看，所謂‘產權’到底算什么？”他兩手一攤。

Uwe 在柏林做了十多年的住房運動。最初，他只是一個住在普通公寓里的普通租客。有一天房東突然宣布要翻修樓道，裝修后房租會上漲兩倍，他如果付不起，就必須搬走。這不合理，為什么定價權都在房東？他開始逐戶敲門，組織整棟樓的鄰居一起談判，最后他們爭取到了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從那以后，他沒有停下來。

Uwe 向我解釋了他現在在租戶聯盟的工作，他拿工會打比方。

“如果一棟樓的水管壞了，房東不愿意修，或者要租客自己掏錢修，一個人去理論是沒有用的，但如果七八成的住戶一起告訴房東，你必須修，否則我們就集體減租，事情就不一樣了。”

柏林現在的大型租戶聯盟，最大的有十五萬名租客，Uwe 工作的這家排第二，擁有三萬租客。他們每周接待不同的來訪者，剛落腳的移民家庭、討價還價失敗的租客，還有被迫關門的小店。

Syndikat 在德語里有聯合體的意思。它和租戶聯盟離得不遠，有時晚上想喝一杯，走進 Syndikat，會發現白天在租戶聯盟碰到的那個人，就坐在鄰桌。

1985 年，Syndikat 剛開張的地方，只是柏林的邊緣地帶，一片廉價、混亂的街區。80 年代，從酒吧門口往外望，往右看是工廠區，往左是土耳其面包店，街角的電車站堆著啤酒瓶。附近沒有精致咖啡館，Syndikat 的啤酒只要兩馬克。

四十年后，誰也沒想到柏林房價會漲得那么快，一度成為全球漲幅最大的城市之一，Syndikat 也慢慢變成房地產商的目標。2018 年，一紙租賃終止通知送到酒吧。房東告知，整棟樓已賣給英國的威廉·皮爾斯集團（William Pears Group），一個在歐洲擁有上萬處房產的大型房地產集團。Syndikat 要關門了。

Uwe 在這里喝了十多年酒。晚上坐在吧臺，總是會遇到來喝一杯的鄰居，附近的政治活動小傳單，從一只手遞到另一只手，最后都堆在 Syndikat 的木質吧臺。

收到租賃終止告知后，Syndikat 拒絕搬走，街區居民們也開始組織抗議。大家覺得，跨國集團通過空殼公司收購整棟樓，既沒有正當的驅逐理由，也破壞了柏林的社區穩定性。他們在窗戶上掛起了條幅：“Syndikat Bleibt”（辛迪加留下）。抗議持續了近兩年。

2020 年的清晨，Syndikat 還是關門了。運營者沉默了一段時間，直到三年后才在附近開出新址。我和 Uwe 喝酒的這家，正是重新開的新酒吧，抬頭，還能看到酒吧的墻上貼著驅逐時的抗議照片。

曾經的 Sydikat。（拍攝者：Joe Mabel，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01

起初我以為，占屋是持續不斷發生的，街上的涂鴉一層蓋上一層，政治標語一張蓋上一張。房子也是，白人嬉皮士們晃到空置屋子里，就這么住下來，唱歌、跳舞。幾個月后房東打開門，大驚失色。抖音里很多這樣的視頻。

但真實的占屋根本不是這樣，人們不會去占據有明確產權人的房子，那在法律上很麻煩，更不要說還有人住在里面。被占領的房子往往長期空置，幾年，幾十年，沒有人知道它們到底屬于誰，與之同時發生的，是越來越多人找不到能住的地方。

有一天，我去一個地圖繪制工作坊，卷發小哥給我們展示了一張歐洲移民圖，上面畫了許多箭頭，從非洲、中東四面八方指向歐洲，整塊大陸就像磁鐵的中心。

“這幅地圖有什么問題？” 卷發小哥問我們。

“首先，箭頭是棕色的，不是藍色或者白色。這好像在暗示皮膚。”左邊戴鼻釘的女孩說。

“這些箭頭都是從歐洲以外指向歐洲，好像只有外來者在流動。但實際上歐洲內部的流動更頻繁，為什么他們不算移民？”旁邊的男孩接著說，大家點點頭。

還有人指出圖中的移民數量條形圖使用了紅色填充，“一種讓人焦慮的顏色”。

“是的。”卷發小哥點頭，“地圖從來不是客觀的，它隱藏了不愿明說的東西，也標記它希望強調的東西。制作一張地圖，就是在制造一種敘述。”

不久后，我找到了 Berlin Besetzt，一份讓我更加理解占屋歷史的地圖。它標注了自 1970 年以來，柏林所有被占領過的空間：住宅、公園、臨時搭建的帳篷。Besetzt，在德語里，意思就是“占領”。

打開他們的網站，是一張柏林鳥瞰圖。灰線是街道和水域，紅色線條勾勒柏林墻的位置，圈住了半個城市。直到現在，站在這堵消失的墻朝東西望，仍然能看到景觀上的不一樣。西邊點綴著小洋房，粉撲撲的干凈墻面，金頭發老人住在里面，陽臺上探出幾支紅薔薇。再看向東邊，灰水泥單位樓成排站立，街道筆直，盡頭的電子塔閃爍舊光。

記住這堵墻，它對柏林的占屋歷史很重要。

地圖上，占領事件以不同顏色標記。80 年代是紅色，90 年代是橙色，灰色意味著“已被清理”。在密集分布的小房子圖標中，灰色最多，其次是紅色，而在 2010 年之后，圖標幾乎消失了。

Berlin Besetzt 的網站頁面，紅色線條為柏林墻。

如果給柏林的占屋史做一個比喻，從 1970 年到現在，它就像兩股間隔十年的大海浪，密集，劇烈，迅速涌現，又迅速被清除。它們分別出現在受反文化運動影響的 80 年代初，和柏林墻倒塌后，產權概念突然失效的 90 年代初。每場浪退之后，都會留下一些新的法律條文，還有下一輪進場的房地產公司。

80 年代，是柏林占屋運動的第一次大浪潮，它更深層的動力來自 1968 一代的政治遺產，這是一條從學運延伸出來的地下水脈，流入柏林左翼場景，在城市改造與住房短缺的壓力中冒頭。朋克、自治與酷兒社群、生態運動、反核運動在幾年里相互疊加。很長一段時間里，占屋幾乎是柏林政治繞不開的主題。高峰期曾有多達約 5000 人住在占屋里，聲援示威的人數常在兩萬人左右，但運動也持續遭遇清場和血腥沖突。1981 年，在反對驅離的示威沖突中，18 歲的 Klaus-Jürgen Rattay 被公交車碾壓身亡，這起死亡也成為西柏林占屋年代最刺痛的注腳之一，更反過來影響了參議院內部對“強硬清場”路線的調整。

我住在柏林西南角的 Charlottenburg，一個中產老人的街區，附近密集分布高級診所、設計店和狗。Berlin Besetzt 在 80 年代的注釋里如此評論，“甚至連 Charlottenburg，在 80 年代初也曾出現過占屋”。當時全城有 165 棟房子被占，其中 Charlottenburg 出現了 12 棟，占屋運動廣泛地滲進整座城市的肌理里。

第二波占屋浪潮則在 90 年代初出現，與 1990 年的柏林墻倒塌同步到來，隨著東德國家機器崩塌，產權失去效力，制度性的真空出現了。在東柏林，人們在許多空屋直接住下，廢棄的國營工廠和單位宿舍，這是占用大量空置房屋的窗口期。直到 1990 年 7 月 24 日，市政府發布命令，宣布此后不再允許任何新的占領，到此為止，東柏林已有 130 棟房屋被占，其中約 100 處后來獲得合法化。如今排長隊的柏林俱樂部 Berghain，它的前身 Ostgut 就曾占用了一處舊鐵路維修/倉儲建筑群，Ostgut 于 2003 年因城市開發計劃關閉，隨后才在一座廢棄電廠里轉生為 Berghain。

Berlin Besetzt 的注釋這樣總結：

從 1970 年到 2015 年，我們共記錄了柏林 641 起房屋、房車社區，以及公共空間的占領事件，其中約 200 起最終實現合法化。更多的是消失、清理與拆除。

90 年代中期之后，前柏林內政參議員 Sch?hnbohm 推動了一波更大的驅離，占屋很少再發生，即便發生，通常也會在所謂 “24 小時政策”“柏林線”（Berliner Linie）下被迅速清場。也就是說，一旦發現有新占領，警方要在 24 小時內完成清場。

大浪在此之后退去，占屋在柏林基本只剩下零星的水花。

在 Berlin Besetzt 的網站右下角，有一個郵箱，沒有名字，也沒有落款。我幾乎沒抱希望，寫了封郵件發過去。我想知道，制作這張地圖的人是誰？Ta 在地圖里隱去了什么？又在強調什么？

幾天后，手機上彈出一個通知：“Hey。”

對方說，明天，下午，我們可以在 Kreuzberg 車站旁見一面。署名，Berlin Besetzt。

02

“Berlin Besetzt”比我到得更早，我們約見面的 Kreuzberg，也是網頁上提到的 80 年代西柏林占屋集中地區，在車站，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遠遠地朝我揮手。

Kreuzberg 街頭，這里一半的樓都和占屋歷史有關。（作者拍攝，如無特別注明，圖片均由作者拍攝）

Tony，他和我握手。

灰外套和雙肩包，很普通的穿著，他看起來像搭地鐵來上班的，和占屋沒什么關系。

Tony 在柏林長大。幾十年里，他主要干的事是涂鴉。他活躍在 Reclaim Your City（奪回你的城市）藝術小組，這個小組為占屋空間創作了很多集體壁畫。他和朋友們在城市里游蕩，橋洞、屋頂、隧道口，有時他們會攔下一輛正在行駛的動車，沖上鐵軌，涂滿整個車窗。

與此同時，他另外的朋友則在占屋房里忙著別的事。他們對 Reclaim Your City 說，讓我們墻上有點東西，Tony 和朋友們就拎著噴頭去畫畫，他們從一個屋子畫到另一個屋子，有時候在夜里，有時候在白天。

城市的殘酷之處，常常表現在金錢與身份決定了誰可以留下，誰必須搬走。在上海，星巴克們搬到了我住的街道，房租很快就漲起來，我的工資不夠，就需要打包行李，搬去沒有星巴克的地方。

但在租金上漲之前，有一個更早發生、更不被察覺的過程，一些無法進入資本審美的東西，會在現實里率先被輕視。比如漂亮咖啡館會被看到，安徽小炒店更難被看到。占屋和涂鴉是相似的行為，涂鴉是一種視線意義上的占領。

做 Berlin Besetzt 的時候，Tony 在一家電子樂俱樂部工作，疫情說來就來，俱樂部很快就不能正常營業。后來，政府給這些地方發了一筆補貼，Tony 于是可以不用去上班，領上一份穩定工資。因為去過很多占屋房畫涂鴉，他和朋友們發現從來沒有檔案在系統記錄這些房子，于是想到可以做一張地圖，把曾經柏林被占領過的空間全標記出來。不用上班，待在家里沒什么事，他慢慢開始找資料。三年時間里，他們一起把 Berlin Besetzt 搭了出來。

我們見面的 Kruzberg，如今是柏林的中心地帶，但在 80 年代，這里一度是空房與廢墟，也是柏林占屋最集中的片區。那時候，柏林墻還豎立在此，街道緊貼著這面墻延展，許多房子都建在墻的陰影之下，甚至前窗是西邊，后窗就是封起來的東邊。邊緣的地理位置，造成任何政策都在此處難以落地，租金低廉，監管與執法也更加不穩定。

占屋潮正是在此時出現的，70 年代末，西柏林在這一帶推動了 “都市更新”（Stadterneuerung），政府想把 19 世紀遺留下來的老舊 Mietskaserne（出租兵營式公寓，典型的密集租賃住房）成片納入拆除與重建計劃，并用更現代的住宅取而代之。規劃一旦啟動，原有住戶往往先被遷出，但隨后因為財政、審產權等問題，推土機并沒有按時到來，改造的時間表也一拖再拖，成排的老房子在幾年的時間里空置、漏水、斷電，慢慢變成一大批政策性廢墟。

最早的占屋，很多時候都是實用與政治交織在一起的決定。房子空了那么久，人們就搬進去，他們帶著工具修理水管、補屋頂、貼防寒膠條，把原本無人維護的空間重新收拾成能住人的屋子。漸漸地，樓上開始掛出橫幅，房間里出現了晚餐會、集體會議，對住房政策的直接對抗漸漸在街區變多。警方記錄顯示，當時整個西柏林約有 165 處被占房屋，其中 86 處集中在 Kreuzberg，柏林墻蒼穹下。

Frank Jackson，當時就住在 Kreuzberg 一處占屋樓里，在一篇報道里 [1]，1981 年的他回憶：“至少在過去五年里，占屋一直在發生。真正的轉折出現在 1979 年：Kruzberg 東部那些最破敗、清拆最激烈的地帶開始成為風暴眼。房子一棟接一棟被占領。1980 年圣誕節前夕，警方清場了幾處據點，占屋者隨之而來的反抗，被后來的人統一說成是‘暴力’。”

Oranienstra?e 198 與居住其中的占屋者。該樓于 1980 年 10 月 10 日被占據，1983 年 6 月 18 日遭清場。（圖片來源：Umbruch Bildarchiv）

“很多人長期住在擁擠破敗、條件糟糕的房子里。我們當時統計出，城里大約有一萬套空置公寓。我們試圖通過法律手段對參議院施壓，要求把這些房子租出去。一開始我們得到很多口頭上的讓步，還以為已經爭取到了什么，但最終并沒有任何真正的進展。” Frank 當時正在一家租房聯盟工作（Uwe 的老同行），他告訴記者，一邊是大量空間空置，一邊是大量人無家可歸，資源沒有短缺，只是制度性地抽離使用，占屋者開始反對其中的默許邏輯。

Tony 帶著我從 Kreuzberg 車站出發，順著主街 Oranienstra?e 往前走。街道兩側是成排的老樓，灰黃色的外墻上斑駁著多年的涂鴉。有一棟樓的陽臺上，兩個人靠著欄桿抽煙，看見我們，抬手打了個招呼。Tony 也揮了揮，那是他朋友。

“這棟樓也是 80 年代被占下來的，現在已經合法化了，到現在幾十年，他們一直住在里面。”

Tony 指了指我們走路的整條主街，也是如今的“柏林亞文化”最熱打卡地，酒吧、古著店、livehouse。“這條街上，百分之五十的樓和占屋歷史有關。”

后來的學者，把 80 年代的這波占屋稱為“修繕式占屋”（Instandbesetzung），占屋者公開宣稱自己占領的目的，是把破舊的老房子從拆除中救回來，親手修到可以繼續住人為止，這并非傳統想象里的，只是為了短期棲身，然后把一棟中產階級好房子破壞得亂七八糟。“修繕式占屋”往往發生在即將拆遷或大規模改造的街區，居民遷走了，房屋卻因為規劃遲遲無法動工，于是在原地空置多年，有時為了防止房屋再次被使用，甚至會出現故意破壞建筑結構的行為，為了保證它只能是即將拆除的廢墟。

修繕式占屋就是在這種灰色地帶里出現的反向工程，占屋者搬進去，開始維修水管、屋頂，恢復供電與供暖，清理垃圾，把房子重新變成居所。而修繕本身也是一種證據：我們是對這棟房子有持續、具體投入的人，我們是在把城市的存量住房重新修理成可用狀態，不是你們口中破壞房子的短暫闖入者。這種做法讓爭論很容易從“非法侵入”轉向討論“誰在浪費住房”。在柏林，占屋墻上常能看到一句口號：“寧可修繕式占屋，也不要把房子占著不修直到壞掉”（Lieber instandbesetzen als kaputtbesitzen）。

80 年代柏林占屋場景也包括街頭對峙與死亡。1981 年 9 月 22 日，柏林當局出動約 2000 名警力清場 8 處被占房屋；就在內政參議員在剛被清空的 Bülowstra?e 89 舉行記者會時，18 歲的示威者 Klaus-Jürgen Rattay 在警方驅趕中被一輛 BVG 公交車撞倒并拖行致死。當晚隨即爆發了悼念游行和激烈沖突。今天，在他死亡的路口仍立有紀念牌。（圖片來源：Umbruch Bildarchiv）

03

做 Berlin Besetzt 的時候，獨立檔案館幫了 Tony 很大的忙，灰色、邊緣的小東西，沒有進入國家檔案系統，卻在獨立檔案館們更容易被找到。海報、傳單和貼在電箱上的貼紙，作為歷史的邊角料，組成了另一種敘述。

許多獨立檔案館都與占屋歷史緊密相連，它們在占屋社群發源，也常常生存在占屋空間里。Tony 帶我去了做地圖時經常找資料的檔案館 Plakatearchiv，就建在一棟占屋樓里。這棟樓叫 Bethanien 舊醫院，是一棟典型的 19 世紀中葉慈善醫院建筑，走廊像修道院一樣往兩側深深延展，也是西柏林占屋史的重要地點。

Bethanien 舊醫院，位于 Kreuzberg。它既是 19 世紀留下來的醫院建筑群，也是柏林占屋史的重要地點。

Plakatearchiv 一開始成立，只是源于占屋房里幾個朋友的習慣，他們去很多街頭活動，自己印刷也收集一些傳單海報，做完就丟掉太可惜了，于是有人開始按年份和議題把它們收起來。材料越積越多，檔案館也在不同空間之間輾轉，直到 2006 年，他們搬進了 Bethanien 南翼，才第一次有了相對穩定的空間。

在 Plakatearchiv 網站上，簡介里這樣寫：“這是一個靠自籌、捐贈和志愿勞動維持的‘活的檔案館’。館藏聚焦社會與政治運動相關印刷品，同時還有一個規模很大的海報收藏（‘幾千張’！），且持續增長。”檔案館把材料出借給外部，讓它們繼續產生知識，他們也提到了 Berlin Besetzt 正是這類延伸——“一張互動地圖加數字檔案，試圖把柏林歷次占屋/占地的地點與故事整理出來，讓人看到城市空間并非自然生成，而是一次次爭奪的結果。”

Bethanien 側門。除了 Plakatearchiv，這里也是 New Yorck 的入口——一個由占屋斗爭延續出來的重要獨立政治空間，長期容納柏林左翼、反種族主義和女性主義團體在此組織開會與活動。

“城市空間并非自然生成，而是一次次爭奪的結果”，檔案室所在的 Bethanien 就是一個例子。作為柏林最早的占屋空間之一，1970 年，Bethanien 醫院停止了作為醫院運作，所屬的教會把這處巨大院落以 1050 萬德國馬克賣給柏林市，但接下來圍繞是否拆除、如何再開發，以及最終用途歸誰決定的爭議一直懸而未決。拆除與新建方案曾被提出，又在抗議與文保壓力下反復搖擺，院落因此長期空置，它就像 Kruzberg 其他的成排廢墟一樣一直空置著。

一年之后，懸置被一次動員行動打斷。1971 年 12 月 8 日，幾百名年輕人在柏林工業大學參加了一場活動，一方面紀念左翼活動者 Georg von Rauch 的死亡，另一方面討論 Bethanien 這處自 1970 年停用后一直空置的院落是否能被接管成一個“自由共和國”式的空間。討論后，人群順勢涌向了 Bethanien，他們把床墊和樂器都搬了進去，一夜之間，它被占領了，他們掛出“BESETZT”的橫幅，給它取名“Georg-von-Rauch-Haus”，即“Georg von Rauch 之家”。

隨后幾年，當地的年輕人和藝術家陸續開始占用 Bethanien 其他空置的附屬樓。每占下一間房，相當于向政府又施加了一層壓力，更難再用“這里無人使用”來合理化拆除，相反，這里正在被我們使用，正在卷入我們的社區生活。

1973 年，Bethanien 主樓最終被重新命名為“文化與社會中心”。如今醫院的老病房低價租給獨立組織們，走廊依舊深長，墻上貼滿了活動海報。

Bethanien 只是與“爭奪”相關的一個例子。沿著這條線往外看，柏林擁有許多自治酒吧、書店、小劇場，它們像菌落一樣散布在整個城市，很多都與占屋史有關。在某個歷史節點上，人們從產權懸置里奪回了這些空間，一批不必按商業租金自證值得的空間。

Georg-von-Rauch-Haus 的住客們，1971 年 12 月被占據后，這里成為一處自我管理的居住集體。它以柏林城市游擊隊成員 Georg von Rauch 命名，后來長期被視為無家可歸青年的聯絡點，至今仍自我定位為一個面向弱勢年輕人的自助項目。（圖片來源：Umbruch Bildarchiv）

我和 Tony 走到一個十字路口，車流在腳邊散開又匯攏。

“看到樓上的字了嗎？”Tony 抬手指向街對面。一棟五層樓的立面顯出了褪色的黃，樓底層掛著幾塊手繪招牌。順著他的指尖望去，頂樓的墻面上印著幾行舊字：“Luisenstadt, 1986.”。

1986 年，“Luisenstadt”成立了。也是在 80 年代后期，政府開啟了占屋運動清場，占屋者被告知必須離開，但他們已經在這些廢棄房子里生活多年，修理好了它們的屋頂、墻面、樓梯間。他們向政府提出了另一個想法，自籌資金，以“長期使用權”（Erbbaurecht）的形式，從政府手中接管這些原本年久失修的樓房。法律上，房屋歸合作社集體所有，不得流入市場。每位成員都擁有不動產權，但無法賣出。

這是一個拒絕市場邏輯的住房模式，更通俗一點講，一種永久會員制公共住房。Luisenstadt 合作社就這樣誕生，出資加入的人，能夠獲得一套公寓的永久使用權，支付穩定可控的租金，擁有無限期的居住安全，但沒有轉賣的可能。沒有人真正“擁有”它，但要不要修廚房、刷油漆、換新水管，由住戶共同決定。

占屋者后來能采取這一策略，主要靠的是兩件事，資產結構和組織形態。

在不少案例里，這些年久失修的樓房掌握在城市的資產盤里，它們并非私人房東所有，而政府既想結束占屋糾紛，也需要有人承接維護責任。Luisenstadt 所利用的 Erbbaurecht，常被譯成“長期使用權”，意思是：土地（往往連同建筑的最終歸屬）仍在公共方手里，但公共方把一棟樓的長期使用與改造權租給某個主體，期限動輒幾十年，甚至接近一個世紀。使用方每年支付地租（Erbbauzins），能在合同期內像“業主”一樣去運營；與此同時，公共方也能把用途和轉讓限制寫進合同，比如“保持社會租金”“不做投機轉賣”，這些都是有違約后果的條款。

另一方面，Luisenstadt 之所以更容易在德國落地，也因為合作社長期以來在制度上就是一個可操作的主體。eG（合作社）是一種成熟的法人形式，能開賬戶，貸款，并持有資產，也擁有穩定的內部治理規則。德國的公共住房與城市更新體系長期習慣與這類集體主體打交道。

街角黃色的樓由 Luisenstadt eG 管理，80 年代的一部分房子后來通過合作社形式被保留下來，成為柏林去商品化住房實踐的一種延續。

2022 年，Luisenstadt 繼續接手了 Kreuzberg 的一棟舊樓，15 個住宅單元、4 個商業單元。出售的前提是“保持社會租金”，也就是交易后繼續維持住戶可負擔的租金水平，保護現有租約，避免賣房變成漲租起點。為此，賣方接受了明顯低于市場價的成交方式。合作社買下后再把房子鎖進非投機結構，使其難以轉賣套利，租金也不再按市場上浮。

從市場手中拿回空間，再封鎖它的商品屬性，這是他們一貫的策略。合作社住房或許是一種去商品化的自由，生活不被市場左右，不必靠投機才能維系一個穩定生活。

如今， Luisenstadt 在柏林一共管理著 21 棟房屋，住戶超過 400 人，房子的一層通常是酒吧、書店，或者非盈利的小空間，合作社有自己的篩選標準，要求的租金大幅低于市場價格。小店維持著人流和文化網絡，上層則是普通居住單元。

“如果所有空間都按商業租金收錢，那你每做一場演出，就得先計算票房，但要是有很多空間可以不按市場租金定價，情況就不一樣了，它能讓沒有錢、沒有資本的人，也有空間堅持自己的想法。”Tony 覺得，Luisenstadt 改變了這一帶。因為它掌握了分配權，合作社能決定底層商鋪交給怎樣的經營者，這看起來只是選租戶，但它實際決定的是讓什么樣的生活繼續在這里發生。直到現在，即使 Kreuzberg 是柏林熱門旅游區，但許多房子和商鋪都以長期非營利的方式維持著。

“公共不等于政府所有。政府也曾經賣房，驅逐窮人，和開發商合作，因此公共性不能被簡單地交托給國家，需要通過民間不斷定義。”Tony 說。

Luisenstadt 在 Kruezberg 所管理的街區的一層鋪面，既有政治海報店，也有像 Piko 這樣的鎖匠與配鑰匙店。

Schokofabrik，也位于 Kreuzberg。1981 年 5 月，一群來自自主女性運動的女性占據了這座原巧克力工廠舊址，并將其設想為一個女性街區中心。此后，這里從占屋延續為長期存在的女性主義基礎設施，至今仍容納咨詢、活動、體育、工坊和兒童項目。

Schokofabrik 內部的的歷史說明牌：從 1888 年的巧克力工廠，到 1981 年被女性與女同性戀者占據并改造為女性中心，再到 2000 年代由女性合作社購下房屋。

04

我和 Tony 一起逛的 Kreuzberg，是 80 年代占屋浪潮最踴躍的地帶，而到了 90 年代的第二波大浪潮，他發現很難找到相關資料。檔案館里的報紙傳單，一下就變少了。 “80 年代的材料還算完整，90 年代基本是空白的，那個時期的占屋發生在東德，柏林墻倒塌的那個瞬間，是一件更自發、更偶然的事情。”

實際上，柏林墻倒塌后，許多西柏林原本就有占屋經驗的人也向東移動，但長期以來，第二波東德的占屋浪潮和第一波西柏林的占屋，是被割裂講述的，Tony 做完地圖才第一次直觀地看到兩場運動在空間里的交匯。

不久后，我就遇到了 Rainer，他經歷的正是 90 年代，和東德有關的占屋。

來德國之前，朋友打電話要我盡量早一些到，最好趕在國慶之前。“今年的國慶會很熱鬧。”她在電話里說。今年（2025）是德國統一三十五周年，“街上一定會有很多人的”。

街上的確有很多人，在勃蘭登堡門附近的廣場，白人老人們成群結隊，舉著歐盟的小旗幟，臉上貼十二顆星紀念貼紙，擺出拍照的造型。我是在那個國慶遇見 Rainer 的，他的藝術工作室離廣場不遠，米特區 Linienstra?e 144 號，走下幾級石階，推開一扇沉重的黑鐵門，是一間狹長的地下室。這里原本是一座東德的熔爐鑄造廠，那天，他對外開放了參觀。

“國慶”這個詞并不是德文直譯，更準確一點，應該叫做“統一日”。在德國，對國的定義就足夠吵上好幾天，比如 Rainer 就曾經是一個東德人，可以說在 1965 年，他出生的是另一個國家，在那個政權里度過了漫長的童年和青春期。三歲，他的父親因為散發非法政治傳單被逮捕，出獄不久后就自殺了。Rainer 做出一個用槍崩頭的動作。

Rainer 父親當時發的傳單，意思是：柏林人，別忘了這堵墻。因此，請要求這座城市重新歸于一體。不要支持任何維系這種不公的事物。大多數人已經厭倦了他們的謊言。對邊防士兵來說也是一樣：殺人就是殺人。

十五歲，Rainer 開始在工廠打工，下班之后他不愛和同事喝酒，總是自己在家畫一些畫。沒多久，他被選進了藝術學校，那是 80 年代后期的東德，壓抑和混亂并存，整個國家是一臺即將崩潰的巨型機器，史塔西雖多，但并非無孔不入，而且大多數都沒有真正在工作。

Rainer 喜歡混跡在東德藝術小團體里，他們會偷偷鉆進東德各地的空房間。在東德，房子由政府分配，公務員們看報喝茶，沒人真的檢查每間房到底在干什么。整個國家四散著空置房，像星星一樣閃閃放光。誰都不知道鑰匙是怎么來的，只是從一個嬉皮士遞到另一個嬉皮士的手里。“占屋”這個墻對面的詞，在東邊沒有人聽說過，大多數人只是叫它Schwarzwohnen（“黑住”），偷偷住下，在空置的小公寓，辦小型展覽、派對、讀詩會。

Rainer 在東德時期和朋友們的藝術實踐記錄：1982 年，他們在柏林環城高速附近的廢輪胎堆中進行了一次帶有行為藝術性質的“攝影行動”。

Schwarzwohnen 在東德并不罕見，甚至牽涉到成千上萬人，因為行政體系里監管的人手不足，流程遲鈍，很多事情只要沒鬧大，就可以暫時不處理，于是整個國家散落著大量黑住房間。

80 年代的最后幾年，東德的年輕人們就這樣生活著，沒人想過墻真的會消失，直到那一天真的到來了，幾天時間里，西邊的年輕人涌入東柏林，他們帶來了更成熟的占屋經驗，這讓另一種更公開、更帶對抗性的占領出現了。但對 Rainer 來說，這兩種占屋經驗之間并不那么割裂。

在他的工作室，我們一起參觀了他對東德的回憶——在國家突然消失的手足無措里，他和朋友們提著袋子到停擺的東德老工廠撿到的金屬垃圾。他們管這些叫做“碎片”，“是增長驅動的社會，面對崩潰時產生的碎片”。

他突然停下來，拉住我，指向柜子里的一塊鐵制說明。上面印著簡體中文：

直流工業電機車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一架來自中國的機器。三十五年前，它和其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鋼鐵一起轟隆隆在工廠運轉著。

Rainer 指給我看的來自中國的鐵制機器說明牌。

臨走前，他遞給我一支細圓珠筆，我在紙上寫下郵箱。Luqing，大多數德國人念不準這個名字。“Luqing。”他又念了一遍。我們擁抱，再見，東德小屋。

回去后在郵件里，我告訴 Rainer，他工作室里那些社會主義破洞爛鐵，也是我從小家里堆滿的東西，在湖南縣城，六十平米公家宿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和我們同一陣營的好兄弟，也是一個聽上去那么遙遠的地方。他的“黑住”時期，和我外婆的青年時代在時間上交錯重疊，只是在湖南，沒人知道占屋是什么。我還想知道他的青春期是什么樣的，他有過單位嗎？他是怎么占屋的？

過了幾天，我收到了他的回信：

親愛的 luqing：

非常感謝你來我的地下空間。這次參觀非常有趣。我在想，也許我可以用德語寫一些內容，再讓 KI（一個人工智能）來幫忙翻譯，這樣可能進展會更快。

你問我當年的占屋故事，需要說明的是，我的視角是一名來自前東德社會主義親歷者的視角。在上世紀 90 年代的許多占屋場景里，東、西德人的實踐交織在一起。與此相對的是，在國家敘述中，至今仍是西德的立場在主導話語。

關于我們當時是如何占屋的，我可以簡單回答。

A：柏林墻倒塌的時候，那棟房子正在計劃翻修，但工程中斷了，整棟樓幾乎是空的，只有一間老舊的畫框作坊還在使用。我們最先在里面辦了一間“場景畫廊”和一個小酒吧，并且居然順利運作了一段時間。

這一切之所以在當時可能，是因為正好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空檔期，東德的法律已經不再真正生效，而西德的法律又尚未完全接管。對我們東德年輕人來說，90 年代初是一個“盛大的派對時代”。

柏林墻倒塌后，我們組建了一個東西德藝術家團隊。后來我們找到了房子最早的房主，幫助她重新取得在社會主義時期失去的產權，再以我們能夠承擔的、相對合理的價格，從她手里買下了這棟樓。

當時的柏林在動蕩里，市政府組織過一系列“支持和平住房項目”的計劃。這些計劃其實是從 80 年代的西柏林占屋運動中發展出來的。

（而在柏林墻倒塌之前的東德，事情又有些不同。更常見的是人們對單個公寓的占用，并非像我們這種整棟房子。有段時間，我自己在德累斯頓、萊比錫和柏林各自都有一套我和朋友們占用的公寓。）

后來，我們通過大量親手勞動，終于把這棟房子擴建并修繕完成。如今房子已經真正屬于我們，貸款也全部還清了。如果沒有當年的那場占屋，像我們這種尚未站穩腳跟的藝術家，根本沒法在今天租金奇高的米特區繼續生活。但這是一個少見的積極例子，大多數占屋最終都以被驅逐告終。

B：從更大的歷史視角來看，獨立空間的前景目前相當黯淡，因為這座城市正越來越多地被單純的逐利邏輯所支配。

到了 2025 年，許多曾經被占領的房子，已經從當年的非法占屋轉變成了合法形式。不過，資本主義的產權控制體系，使得如今的選擇空間，遠比過去東德“疏于管理的社會主義”要少得多……

附注：我只能希望人工智能翻譯得夠好。今天我寫到這里，接下來幾天我會繼續回信。

祝好！

他在德累斯頓、萊比錫和柏林各自都有一套被占用的公寓！讀完信我只記得這件事了。我回了郵件，Rainer，你說的“資本主義的產權控制體系更加嚴密”是什么意思？

不久后，我們在他郵件里提到的、年輕時占下的屋前見上了面。它坐落在如今柏林最中心的地帶，路的盡頭是柏林塔，太陽快下山時，道路會閃爍明亮的反光。再往西邊走幾分鐘，就是柏林墻公園，周末有大型跳蚤市場（另一個“柏林亞文化”旅游打卡點）。很難想象這里成排都是空置樓的樣子。

我走近那棟樓，Rainer 穿著花襯衫，朝我遠遠揮手。

這是兩棟五層高的老樓，中間圍出一個安靜后院。每一層至今還住著當年藝術小組的成員，以及他們后來組建的家庭。側樓一層被改成陶藝工作室和小型畫廊，對外開放，靠街的一間店面，以很低的價格租給了一家小書店。我們路過時，陶藝工作室的女主人正在拉坯，她是這個社群的老成員之一，看到我們抬頭笑了笑。

Rainer 和朋友們一起住的社區后院。

Rainer 和朋友們用低于市場的便宜價格把一樓鋪面租給了一家書店。

他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得到了這幾棟樓，住了進來，90 年代是漫長的、閃光的十年派對。到了新自由主義加速的 2000 年，以及“資本滲入每一處縫隙的 21 世紀 10 年代”，這里變成了房價最高的地方，年輕藝術家們都老了，他們拖家帶口都住在里面。

“你們當年多少錢買下它的？”我問。

都記不起來了。那時候用的還是馬克，馬克和現在的歐元又該怎么換算？但總的來說，那不是一筆大錢。

Rainer 帶我去了他的家，在頂樓，一間結構復雜、窗戶很多的舊房，非常大，除了住，也能當他和伴侶的工作室。這棟東德建筑已經很老了，聲控的黃燈泡，咳嗽一下，就散開漂浮的灰塵。

回來后，我給他寫了一封回信：

親愛的 Rainer：

謝謝你今天帶我參觀你的家。

你寫到 90 年代初柏林墻倒塌后的占屋經歷，我能理解那時候政權混亂，處于短暫的歷史真空期，人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我比較意外的是，你說你在德累斯頓、萊比錫和柏林各自都有一套占用的公寓。那是更早的東德時期，為什么在治理如此嚴密的社會，占屋仍然有可能？你是怎么占領它們的？

祝好！

Luqing

05

一個人很難在柏林賺到錢，免費的東西太多了。街邊欄桿時不時會掛著幾件衣服，是附近的人不穿了，晾出來給路人順手帶走。一些大紙箱偶爾出現在路邊，里面堆著不用的舊書、唱片，馬克筆用德語寫著：“免費取需”。

往城市的東邊走，能找到更多免費晚餐，人們叫其“Küfa”，Küche für alle，“人人廚房”。很多占屋樓里都能吃到 Küfa，總是素咖喱，熱氣騰騰，煮上一大鍋，淋在米飯上。大鍋旁放著舊錢盒，自由捐贈，食物就這樣一天天流轉下去。我經常從西邊的住處，搭地鐵到東邊，去不同占屋房排隊吃 Küfa。

走在柏林街頭，街邊欄桿時不時會掛著幾件隨機流轉的衣服。

在 Rigaer 94，我吃到了最好吃的 Küfa ，番茄、紅豆和茄子，煮成稠稠的醬汁，還配上炸過的糯米球。旁邊的老女人和我并排坐，吃了一半，突然對我說幾句德語，我搖搖頭，她指指我的藍頭發，“I like your hair”。

她是這里的住戶，這里，是柏林唯一沒被合法化的占屋房。

在 Tony 畫下的地圖上，柏林歷史上的六百多處占屋，大多數被清除，剩下的一部分，在另一種更溫和，也更漫長的方式里被處理——Rainer 信中提到的“和平住房項目”，和政府或房東簽約，占屋變成低價租賃的社會住房項目，走向合法化。這些房子還保留著占屋留下的自治條約，以及墻上的涂鴉，但在法律意義上，它們已經回到系統之內。

這是柏林處理占屋的經典方法，政客與住客，互相妥協一點點。對占屋者來說，有合同意味著不用再隨時面對警察清場，還可以用低價把空間租下來，繼續自己“別的生活方式”（alternative life）。但另一方面，也有房子始終拒絕合法化，這被稱作“不談判的房子”（Nicht-Verhandlerh?user）。

Rigaer 94 由于產權混亂，還有住客的堅持，一直是一棟“不談判的房子”。

這棟樓是 90 年代第二波占屋浪潮留下的，如果把柏林想成一張靶紙，Rigaer Stra?e 在靶心偏東的位置，它所在的街區在東德城市結構里是很典型的工人普通住宅區，很多房子年久失修，也沒有足夠的預算翻新，一直空置著。柏林墻倒塌后，僅 1990 年，東柏林就有約 130 棟房屋被占，Rigaer 大街是最顯眼的那一片。

Rigaer Stra?e 94，1990 年前后東柏林占屋潮中留下來的自組織住宅項目之一，也長期被視為柏林自治左翼與反士紳化運動最鮮明的象征之一。

很容易把 94 號樓和周圍建筑區分開來。涂鴉，從屋角蔓延到屋頂。走到門口，大門旁排著十二個門鈴，像十二塊黑巧克力，只有一個鍵是能按的。

新來的人，我，站在 Rigaer 94 門口很快會感到不安，滿墻涂鴉看著我，這里歡迎一個陌生人嗎？我看起來居心叵測嗎？還好我是個戴著眼鏡的亞裔，可是我是個戴著眼鏡的亞裔。我去了四次，沒有一次看到過別的亞裔。

很快有人開了門，她什么也沒盤問，微笑帶我走過長長的走道，就這樣進來了？前樓是普通的出租房，后樓和側翼是占屋的核心，樓里除了住的地方，還有一部分是地下室廚房。每周的 Küfa、全樓會議和派對都在這里。空氣里混著啤酒和煮菜的味道。

一周兩次 Küfa，住戶輪流做飯。廚師們搖搖鈴鐺，不到一會兒，住客們就端著盤子陸續走了進來。放眼望去，來吃 Küfa 的人大多數互相認識，朋友帶朋友。地下室廚房空間不大，墻上貼著抗議傳單。幾乎每個 Küfa 都有主題，比如“為 Bleiberecht（居留權斗爭）籌款”的 Küfa，吃完飯之后總是會有人繼續組織討論會。

Rigaer 94 里的宣傳單，來自雅典占屋社區 Prosfygika 的募款與分享活動，不同國家的占屋網絡之間常常保持著聯系。

有人在這里住了十幾年，大多數人是三四年。最近幾年，頻繁的警察上門讓人們越來越疲憊。大概兩個月前的一個清晨，兩百個警察進來搜查證件，為了推進房東的驅逐訴訟，法院要求弄清楚到底誰住在這棟樓里。

整座城市一直在收緊。2016 年，五百名警察包圍了 Rigaer 94；到 2020 年，這里的地下酒吧被迫關閉。住在前樓的一位租戶 Maria 在《每日鏡報》的采訪里說，她每天穿著職業套裝出門，沿著貼滿海報的樓梯往下走，跨過警方設下的封鎖線去上班，有一次，警察用工具鋸開大門時，她正坐在廚房里吃飯。

Rigaer 94 的門口像一塊持續被改寫的公告板。 左側窗上寫著“找 Akelarre 請按 Kadderschmiede 的門鈴”，上方貼有 “Feminist Popular Education AKELARRE” 的告示；右側則密密麻麻疊著各類政治貼紙和海報，包括 “FEED THE PIGEONS”“FREE PALESTINE”“ANTIFA SOLIDARITY – FREE THEM ALL”，以及支持性工作者權利的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在 Rigaer 94 被圍堵的時候，更多房子走向的是另一條路徑。簽合同，進入 Rainer 信中提到的“和平住房項目”。

這套占屋合法化機制，大致在 90 年代初逐步定型。它最早借鑒的是西柏林 80 年代的經驗，那一波占屋來勢洶洶，警方與占屋者在街頭正面對峙，沖突不斷升級。后來，政府決定把處理方式轉向妥協，久而久之，這些被合法化的占屋房被統稱為 Hausprojekte（自管房）。

兩德統一之后，這套機制幾乎是整套搬進了東柏林。墻倒之后的幾個月里，占屋在東邊集中爆發，隨后市政府在 1990 年 7 月 24 日之后明確表示“不再容忍新的占領”。Mainzer Stra?e 在 1990 年 11 月的清場，常常被視為占屋浪潮的轉折點，當時警方出動了三千多人，對峙持續多日，最終有 417 人被捕，在那之后，市政當局也更傾向于把剩余的占屋導向談判與合法化，而不是無限期地打街壘戰。

我的好朋友 K，就住在這套歷史延伸下來的自管房里。

K 去年搬到了柏林讀博士，我去找她那天，冬令時剛剛開始，下午四點過后，天就黑了下來。我們裹緊圍巾往她的房間走，風沿著街道灌進我們的身體。

這座自管房也在 Rigaer 94 附近，1990 年前后，作為東柏林占屋最密集的地區之一，這一帶有一百多棟樓被陸續占下，K 住的這棟樓就是其中之一。一棟六層建筑，1990 年被占，不久后合法化，一直沿用至今。

在 K 所住的自管房客廳，也貼著其他占屋房的運動海報。Liebig 34，是柏林最有標志性的占屋之一：它位于腓特烈斯海因（Friedrichshain），1990 年前后在柏林墻倒塌后的空置房浪潮中形成，后來發展成一個無順性別男性參與的無政府、酷兒、女性主義自組織住宅項目，也長期被視為反對驅逐、反對地產投機和城市紳士化的象征。2020 年 10 月，這座存在了約三十年的房子被警方清空。

當然，同樣是合法化，走到今天已經高度分化，有的變成合作社，住戶成員鎖定使用權，房屋不再具備市場意義上的升值通道，也有相當一部分——比如 K 這棟——仍然是私人產權，靠長期租約把租金維持在低于市場價的位置。它們看起來像普通住宅樓，但在生活方式上仍保持某種自治的結構。

每個搬來柏林的人都會經歷地獄式找房階段，K 在半年里搬了四五次家，直到她在一個另類租房平臺看到這棟房子在招人。之所以用“招人”，是因為在柏林租房就像找工作一樣難，租客要提交申請，層層面試，最后拿到租房 offer，才能住進一間可以長租的房子。她提交了申請，經歷兩輪面試后，最終被選中。

房子一共六層，上樓梯，大門上貼滿了標語貼紙，但走道看起來比 Rigaer 94 要干凈得多。她說房東不讓他們隨便涂鴉。房東是早年的占屋一代，在這條街上還有幾套房子，現在都租出去了。

“他就是個生意人。” Sofia 說。

Sofia 是 K 的室友。我們坐在餐桌邊聊天時，她從房間里出來做飯。這棟樓在三樓和五樓有一個大廚房，是住客們常常碰面的地方。晚飯前，總有人在灶臺邊做飯碰上，簡單說幾句話，又各自回房。

K 從袋子里拿出土豆、花菜和胡蘿卜，開始煮咖喱。房子里各自買菜，最后做著做著，總會混在一起。每個人很多時候會多做一點，放在公共的鍋里，后來的人想吃可以隨便盛。

但她告訴我，現在樓上樓下之間，幾乎沒有什么真正的往來。

樓里的一些活動通常會設“正常價”（normal price）和“團結價”（soli price）兩檔，愿意的人可以選擇多付一點，額外的部分會用于支持左翼行動。有的移民覺得不合理，自己的生活已經很拮據，或者說，本身就是需要被支持的對象，為什么還要和德國本地人交一樣的錢？

“分歧也是一點點積累起來的。樓里每兩周會開一次會，參會的人當場討論、投票，沒有到場的人也可以事后在群里表達意見。但大家沒有建立起一套清晰的決策機制，比如什么事可以少數服從多數，什么事必須經過所有人同意。”

屋子里住著一個房客，是最早期的成員，他擁有一個很大的房間，住了快二十年。二十年，他或許早就厭倦了社區生活，厭倦了和其他人協商、討論一切。他基本不參與房子里的事情，也不愛和人打招呼，有時候他來開會，但明顯興趣很低。

我們泡了不知道是誰的薄荷茶，窗外完全黑了下來。

在自管房的公共廚房，我們用其他住戶留下的蔬菜做了一頓晚餐。大家會把快吃不完的菜發到群里，做飯的人就盡量全部用掉，避免浪費。

“我爸是做基層工作的。” K 告訴我。她爸在縣里什么都干過，知道怎么開會，怎么吵架，怎么撕破臉之后和人繼續好商好量，她后來給他爸打電話，問屋子的人吵架怎么辦，

“我跟他說，我們開會是自愿參加的，時間定好，來的人就投票，不來的人也算進去。我爸說這不對。”

電話里，他爸教她該怎么開會：“你們要規定多少人到場，投票才有效。其他人就必須接受。就算你不來，也是你自己選擇不來的。”

要先確立規則，再討論別的。她問了一圈其他自管房，發現大多數也沒有清楚的規則。“沒有哪個屋子是不吵架的。”

大多數沖突都和政治有關，更深的一層是，“大家不知道自己的優先級是什么，也不清楚這個屋子到底是干什么的”，K 說。Sofia 做好了飯，端來盤子和我們一起聊天。她住的時間比 K 久，面試的時候，她沒有明確告訴 K 這棟房子是什么樣的，想要一起做什么，房子很早就失去了一致目標。但他們希望來的那個人政治立場是盡量包容的。“你看我們門口的貼紙，”她說，“貼什么政治標語都有，你就知道我們是什么樣的房子。”

許多貼紙從語言上，仍然繼承著過去年代的政治詞匯，比如“反資本主義”“自治””“合作社”。但自管房生存方式已經進入制度內部。

“現在有些人，一個月賺三千歐，也住在這種房子里。”Sofia 說，“他們還會跟別人炫耀，覺得這樣很酷。但自管房明明是社會性住房，是給更需要的人住的。”Sofia 覺得很多新住進來的人，首先是被柏林艱難的租房市場逼來的。首先這里是一個能住的地方，其次才是政治空間。

最近因為巴以沖突，這棟樓一度分成了兩派。甚至有人提出請調解員，兩天收費兩千歐。在柏林的占屋樓里，巴以問題是最容易引爆爭吵的話題之一，德國的歷史讓問題變得更加敏感。

“我跟幾個人說，從我們現在的狀況出發，其實不太適合站隊。”K 說。

“什么叫不站隊？”

“就像你跟你爸媽討論政治立場的時候，你們意見也不一樣。這個房子本質上不是政治組織，但怎么組織自己的生活本身就是政治的，比如怎么分配廚房時間，開會時怎么發言，要不要請翻譯，這些事本身就是政治。”

茶涼了，K 總結，最重要的是要辦個 party。

“你不能一天到晚開會。”她前晚剛去了另一棟自管房的派對，她對 Sofia 說，我們平時沒有自然的接觸，只靠討論和投票總是會冷站，你是反德左翼 [2]，我支持巴勒斯坦，根本說不到一起去。但如果每周都有 Party，大家能坐在一起喝點酒，事情就會變得容易起來。

06

流竄在不同的占屋房和 Küfa 桌，漸漸地，我開始認識更多的人，比如 Alak，在 Rigar 94 吃飯時，她坐在我的對面，先用德語和我搭話，我搖了搖頭。這個女孩畫著好看的白色眼線，看起來比其他人好相處。Alak 告訴我，她來自德國南部小鎮，大學時搬來了柏林，她此前一直在一輛房車里生活。他們一大群人，開著好幾輛房車，停在城市不同的空地上。后來她又去住過別的自治房，但和那里的政治立場合不來，沒多久就搬走了。

所謂 “政見不合”，在柏林年輕人里，一般指的都是巴以問題，Alak 受不了“那些反德左翼”，說到這里，蹲在一旁聽的 Tom 也做出了一個嘔吐的動作。在“反德左翼”大樓里住了幾個月后，Alak 就搬到了這里。

那天 Küfa 后，有一個關于墨西哥薩帕塔原住民社區的分享會，分享的人去了恰帕斯山地，告訴我們在這里，薩帕塔人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村莊，一個在現實中已經運作了三十年的去國家樣本。地下室清出來一塊不太規則的空地，三四十個人圍著坐，兩個女孩輪流讀著她們在薩帕塔寫下的日記。“comrade”，她們互相這樣稱呼彼此，同志，Alak 在我旁邊淚眼盈盈，德國男孩女孩們沉默著。我心情復雜，環顧整個房間，心想這里沒人比我更懂這個詞。

往來在占屋房，聽人吵巴以問題，聽人互稱“同志”，我慢慢開始感到虛無，這一切和我有什么關系？不久后，我收到了 Rainer 對于我之前問題的回信，他告訴了我一些更感興趣的事，比如當時，他是怎么在東德體制里自由活動的：

在許多與冷戰有關的敘述中，東柏林常被描繪為一片沉寂、灰色的空間。但它遠比想象中更活躍。東德曾有大量的黑住戶。1979 年在腓特烈斯海恩（Friedrichshain）的一次清查中發現 534 套被非法占用的空置住房，而 1987 年普倫茨勞貝格（Prenzlauer Berg）的住房部門登記了 1270 套租賃關系不清的住房。歷史學者后來形容，這是一種“謹慎的占屋者，與克制的官僚之間的默契”。

黑住戶的大背景是，東德長期存在住房短缺，要是想通過官方分配獲得一間住房，通常要先在住房辦公室登記排隊，有時候要等上十年。不少人索性繞過制度，直接搬入這些無人管理的空置房。街道干部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他們知道自己沒有資源維修這些老房子，也不能給所有申請者分配新房。有時候，干部們象征性開出罰單，五十馬克，一百馬克，然后補簽一份租約。

W?rther Stra?e 37，1985 年。像這樣的舊樓修繕項目，是東德晚期住房危機中的另一條線索，在更多未被正式修復的老房子里，黑住戶以私下占住和自行修繕的方式進入住房體系的灰色地帶。（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親愛的 Luqing，Rainer 向我寫道：

或許可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在柏林墻倒塌之前，在那個自稱“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民主專政”的體制中，80 年代的東德，仍然能出現一些自由的小空間？

原因很簡單，很多公寓破舊不堪，長期缺乏投資，而投資意味著控制，當國家的投資力不足，控制力也就隨之減弱。行政系統難以應對一切，因為政治控制本身就已消耗大量精力。

從 80 年代末到共產主義崩潰的那段時間，是一個小空間時代，半合法的畫廊、被默許的占屋，還有被默默容忍的地下活動。沒有人真的敢走上街頭，畢竟那仍然是社會主義，沒有人富有，但也不存在如今真正意義上的貧窮與無家可歸。

我現在正在鄉下工作，沒有網絡，直到周一才會上線。

致以最好的祝愿，

Rainer

在這種“因為政治控制本身就已消耗大量精力”、巨大機器即將崩潰的灰色狀態里，地下文化在東德蓬勃發生著。什未林，一個劇團搬入了原本要拆除的樓房，在廢棄客廳里演出；耶拿，黑住的房子發展成了文化反對派的聚集地；萊比錫，“憤怒的沖動”樂隊偷偷占據空置公寓，在里面排練，后來那里成了東德朋克聚會的據點，直到 1982 年被迫撤離。

特別是 1986 年以后，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是萊比錫和柏林，冒出了越來越多的黑咖啡館、酒吧、非官方畫廊。據統計，當時東德約有四十多個私人展覽空間，其中許多設在黑住戶的地方。

我回復 Rainer：

我最近想到了你曾經告訴我的，“東德從上世紀 80 年代到共產主義崩潰，是一個擁有許多小空間的時代”。即便是最僵硬的系統，也總會有裂縫，它和我現在面對的處境很接近——治理看起來很集中，但仍然有許多小小的自主空間在出現。

這個月在柏林，我經常想到這種對照。我和占屋的年輕人聊天，提到中國也有自組織空間，很多人并不覺得我們在做的事足夠嚴肅，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正面沖突，他們會問如果這樣的空間被關掉，我們會組織起來做點什么嗎，但我們不會這樣做。

這個月，我看到了很多占屋的例子，但我發現歐洲對于替代性生活（alternative life）的爭奪，和中國環境里出現的爭奪，其實很難直接比較。

你回憶里的東德黑住時代，是我更想理解的事情，那些存在于高壓系統裂縫里的小空間，我想聽聽你的看法，為什么在看起來不夠自由的社會環境里，這些空間仍然可能出現，甚至你認為相比于現在，東德有過更多可能的空間？（如果這不是一種懷舊情緒的話。）

東柏林，1982—1984 年，室內聚會場景。它未必能被明確指認為黑住房間，但與 80 年代東德非法居住空間的文化功能高度貼近，許多黑住的房間，也會成為創作者聚會、朗讀和派對發生的地方。（圖片來源：Barbara Metselaar Berthold，Parties in East Berlin, 1982–84 系列，轉引自 WePresent）

07

每當我對德國人說，我過來一個月，來寫這里的“占屋運動”，他們都會愣一下，問我，“現在還有占屋嗎？”

沒有。我搖頭。柏林現在已經沒有占屋了。

占屋可以發生，是因為房子真實地空著。八九十年代的柏林遍布空置房屋，是一張能被書寫的白紙，但對 90 年代末的一代來說，白紙上已經填滿了網格。

還記得在租戶聯盟工作的 Uwe 嗎，時不時，我會和他在 Sydikat 見面喝一杯。

“你怎么理解占屋？”我一直想問 Uwe 這個問題。他很少向我提起占屋，即便他的工作和占屋一樣，都屬于廣義的住房運動。Uwe 告訴我，距離上次他去 Rigaer 94 吃 Küfa，已經是很多年前了。

“占屋是一種‘直接行動’。如果你要一個住的地方，這里又有很多空房，那就直接住進去。空置的房子，能有人去住是好事。”

東柏林真空的那些年，“直接行動”像呼吸一樣自然。邏輯很樸素，申請和審批只是國家機器的虛張聲勢，需求與空間之間沒什么不可逾越的東西。

但 Uwe 覺得單靠占屋，永遠解決不了柏林更大的住房問題。因為就算把所有空屋都住滿，仍然會有成千上萬人沒有房子。

空房消失的速度比運動本身還要快。90 年代初，統一后的柏林背負著巨額債務，政府需要盡快變現資產來填補赤字，原本屬于市政的社會住房被成批出售。光是在 90 年代末到 21 世紀初，就有二十多萬套公共住房被推向市場，住房也相應變為了基金報表里的數字。

最關鍵的一筆交易發生在 2004 年。柏林市政府一次性將 6.5 萬套市屬住房整體打包，賣給由高盛與博龍牽頭的投資者財團，理由是債務與財政困境，成交價大約 20 億歐元，這也是柏林租賃住房金融化的重要節點之一。原本帶有公共屬性的存量住房，被交給了金融資本的收益邏輯來管理，房屋隨后幾經并購，最終集中到了今天柏林人最熟悉的兩個名字手里，Deutsche Wohnen 和 Vonovia。

“這兩家公司，控制了全城將近四分之一的住房。”Uwe 對我說，35 萬套。

研究者 Manuel B. Aalbers 與 Andrej Holm 在 2008 年梳理柏林住房私有化時指出：自 1990 年以來，柏林約有 20 萬套公共住房被私有化，其中相當大一部分發生在統一后的數年內。

這是一種新自由主義機制，Syndikat 的木桌前，Uwe 向我說起了這個概念。“二戰”之后，德國曾經有過更強的社會民主住房安排，公共住房、長期補貼與租賃監管更明顯地存在著。但在柏林，這套體系在 90 年代被迅速改寫，財政壓力與市場更有效率的想象疊加在一起，大量公共住房被賣向房產商。

那時候，新自由主義的浪潮席卷了世界，柏林也不例外。英美主導的市場化改革在 80—90 年代成為一種國際趨勢，私有化、放松監管、讓資本更自由地流動，擴展為一種市場優先的治理方式。

與此同時，帶有社會住房性質的住房存量還在因為補貼到期而持續減少（2022 年就減少了 23,266 套）。公共承諾退場，市場定價也加速擴張，住得起的空間于是加速收縮。

“水、電都走過同樣的路。” Uwe 說。水務在 1999 年部分私有化，后來柏林在 2012 年開始逐步回購并重新實現公有控制，電網也在拉扯多年后于 2021 年回到柏林州政府名下。但住房至今仍主要在私人資產結構里運轉。“我們現在希望做的，是讓住房重新變成公共的。”Uwe 說。

2021 年 9 月，柏林市民以 56.4% 的支持率，通過了“征用擁有 3000 套以上住房的大型房企”的公投。這是德國戰后第一次，通過全民投票表達出如此大規模的反住房金融化訴求。

這場公投的海報上，寫下的口號是“住房不是商品”（Wohnraum ist keine Ware），這句話最早出現在 80 年代 Kreuzberg 的占屋墻面上。從“修繕式占屋”到現在，它成了一條跨越年代的暗線，把早年的占屋運動、今天的租戶運動、公共化項目串聯在一起。

一張柏林住房運動的活動傳單。上面寫著“Mietenpolitischer Ratschlag”，意思是“住房政策討論會”或“租房政治協商會”；時間是 2025 年 11 月 2 日 13 點，地點在 Dragonerareal。斜著印的 “Mietenwahnsinn” 直譯是“租金瘋狂”，也是柏林住房抗爭中很常見的口號。

這張時間線梳理了 2011 年至 2022 年間柏林住房運動的重要節點：從公投、示威、占屋清退，到租金上限政策與“大房東社會化”討論，住房問題如何一步步從街頭沖突進入制度議程。

資產化不只意味著房租上漲，也改變了與住房有關的語言，它們開始更多與估值、回報相關。Uwe 說：“我們越來越多的時間和注意力被吸進市場波動的軌道里。”為了負擔租金，人們要改變工作節奏，為了通勤不得不搬家，遠離曾經的朋友。居住成為被持續評估、不斷調整的風險管理行為。

“所以說，占屋對柏林來說非常重要，它們改變了城市的氣質。但它們大多數是脫離日常生活運轉的，我會說，他們是一群很酷的年輕人，但它終究只是‘熱鍋上的一滴水’。”

Uwe 抬起手，比了一個動作。那是一句德語老諺語。一滴水，濺在燒得滾燙的鐵鍋上，激起一聲清脆的滋響，但幾秒鐘后就蒸發了，鐵鍋沒有任何變化。

那天逛完 Kreuzberg，Tony 和我在一家咖啡館坐下。他用手指在桌面上畫了一個圈：圈里是柏林，圈外是柏林以外的德國。

“柏林在之前就是一座孤島。‘二戰’之后，整座城市被墻圈住，像一塊被遺落的飛地。因為特殊的政治安排，當時西德普遍要服兵役，西柏林卻是例外，于是所有討厭軍隊的人都往柏林跑。當時的物價非常便宜，任何人都能找到一個落腳的地方。”

我在柏林見到的所有人，都會和我抱怨這十年里，物價漲得飛快。

現在的年輕人很難再闖入一棟建筑，街上不再有空屋，于是他們開始創造像 Luisenstadt 合作社、Uwe 的租戶聯盟、Berlin Besetzt 等其他的爭奪方式。

“對我來說，它們都是同一場斗爭。” Tony 說，在一個被資本高度組織的城市里，任何不完全按市場邏輯運行的空間，都是一種抵抗，只是人們在用不同的方法，拿回通往城市的權利。

Tony 帶來的 BITTE LEBN。這本由 Reclaim Your City 藝術小組編寫的書，試圖從行動者內部梳理 2003—2021 年柏林的亞文化與“城市權利”運動，許多墻面、屋頂、街頭行動和消失中的開放空間，都被收進了這本檔案里。

Kreuzberg 的 Kottbusser Tor 車站前，Kotti & Co 搭起的 Gecekondu 抗議小屋。2012 年，社會住宅住戶在這里持續集結，反對租金上漲和搬遷壓力，它后來也成為柏林住房運動里最著名的街頭據點之一。

過了幾天，我收到了 Rainer 的回信，他試圖回答我的問題：

我認為每個系統都會有壓制性的規則，關鍵在于它們服務于什么目的。當一個大系統開始管得太多，過度規訓就會變成一種自我循環——規訓本身不再是手段，反而成了維持權力的目的。

權力運轉得太過用力，會讓國家組織和它的機構變得笨重、遲緩，難以靈活運作（當然，管得太少也同樣有害）。這有點像自身免疫疾病：本來用來保護整體的機制，一旦過度，就會反過來傷害整體。

而在所有逐漸變得僵硬的結構之間，總會不斷出現更小、更靈活的空間——自由的空間。總有一天，這些空間會匯流起來，被錯誤攔住、被堤壩蓄起來的水，會形成新的自由力量，而沒有出口的堤壩和圍墻，終究會被沖破。

東德當年，就是如此。

1990 年后，堤壩崩潰了，但水并沒有一直泛濫。很快，那些曾被默許的灰色地帶開始被逐一清點，新一輪更精密的測量開始，這也就是 Rainer 在信里寫的，“資本主義的產權控制體系，比當年甚至更加嚴密”。

而他們那一代人，橫跨在兩個制度之間，一邊是正在解體的鐵幕世界，另一邊是正在成型、還未收緊的資本市場。系統尚未定型的短暫窗口，是可能性最大的時刻，空房、不知所措的警察、懸置的權屬，他告訴我，現在的柏林年輕人，再也無法看到那樣的縫隙。

最后一次打開 Rainer 的工作室網站，我看到他下個月又要做一次工作室導覽。日期是 11 月 9 日，也是柏林墻倒塌的那一天。頁面最末，他留下一句像注腳一樣的英文：

Never before have so many new walls been built, as since the fall of the Wall.

或許墻并沒有真正消失，只是變化了形狀，成為算法、報表、金融機構的利率曲線。它不再被看見，于是我們該怎樣談推倒？

注釋

[1] “Interview with a Squatter—Frank Jackson”, libcom.org, April 6, 202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Bar Fax, August 1981, https://libcom.org/article/interview-squatter-frank-jackson?utm_source=chatgpt.com.

[2] Antideutsche 是德國特有派別，他們的一般邏輯是，德國有反猶歷史原罪，所以必須無條件支持以色列。這一派別在 1990 年后在柏林左翼圈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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