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父親臨終前，反復問鄧穎超：我兒子怎么還不來看我？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在北京逝世。

工作人員在整理他的遺物時，從他貼身穿的那件舊襯衣口袋里，摸出一個磨得發亮的小皮夾子。

可是，為什么是“遺像”？那個去世在1942年夏天、連兒子最后一面都沒見到的老人，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如果用一句話概括他的一生，那就是：一輩子四處奔波，月薪從來沒超過三十塊錢。

他十七歲參加縣試，沒考上秀才；跟著舅舅學做師爺，也沒學成。

父親為他花錢捐了一個“國學生”的名分，又捐了一個正六品的主事銜，聽著唬人，其實只是個虛的，連俸祿都沒有。

后來家里托人給他謀了個教書的差事，勉強糊口。

1897年，二十三歲的周劭綱娶了淮安知府萬青選的女兒萬冬兒。

一年后，長子出生，取名恩來。

但好景不長，家中變故接連而至。

1907年夏天，妻子萬冬兒病故，年僅三十一歲。

當時周劭綱正在高郵謀生，等報喪人乘船趕到時，他已來不及見妻子最后一面。

此后，他終身沒有再娶。

母親去世那年，周恩來才九歲，作為家中的長子，小小年紀便要典當家中物件給母親買藥，還要照顧兩個弟弟。

而父親常年在外謀生，收入微薄，連養活自己都勉強，更談不上貼補家用，父子倆一年到頭見不到幾面。

后來周恩來臨走前曾對侄兒說起父親，用的詞很特別，不是“敬重”，不是“感激”，而是“同情”。

這兩個字里藏著的東西，比他從來不說出口的那些要多得多。

1927年以后，周恩來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周劭綱多次從外地趕到上海看望兒子，老人還常常替周恩來去同志的住處傳遞口信、打探聯絡地點。

幾年里，他的工作從未出過任何差錯，甚至連黨內也沒有人知道，這個來傳信的老頭就是周恩來的父親。

那時候共產黨人每天都在面對被捕和犧牲的危險，周劭綱就這樣一聲不吭地走在上海的街巷里，用自己的方式護著兒子。

他從不阻攔周恩來的選擇，更不抱怨兒子干的是要命的事，只是默默地在暗處替兒子遮風擋雨。

1940年，周劭綱輾轉來到重慶，住進了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

老人被大家稱作“周老太爺”，鄧穎超叫他“老爺子”。

他身體本來不錯，平時穿一件夏布或黑綢長袍，忠厚老實，膽子也小。

大家怕他出門被國民黨特務騙走，安排他常住紅巖村，很少外出。

1942年入夏，重慶悶熱難耐，周恩來因操勞過度，膀胱炎和小腸疝氣同時發作，6月27日住進了歌樂山龍洞灣的國立中央醫院，準備做手術。

為了避免老人擔心，辦事處的人沒有把這個消息告訴周劭綱。

可就在兒子住院之后，周劭綱也突然發起高燒，病情來得又急又猛，鄧穎超提著水果去看望老爺子。

老人燒得臉頰通紅，神志已有些模糊，嘴里翻來覆去只念叨一句話：“恩來為什么不來看我？”鄧穎超心里清楚，丈夫剛動完手術，身子正虛，這時候絕不能告訴他父親的實情。

她只能扯出一個謊來：“恩來出差了。”老人似信非信，可燒得厲害，也顧不上深問。

到了7月6日，周恩來在醫院給鄧穎超寫信，還在惦記父親的生日該怎么操辦，想請人煮一鍋長壽面。

可就在同一天，鄧穎超看到老爺子的病情急劇惡化，瞞是瞞不住了，便給周恩來去了一封信，措辭盡量和緩：“告訴你一事，就是爹爹在生病。

他先發冷，后來發熱，胸胃發脹，不思進食，體溫四日來未退，診斷為瘧疾。”周恩來接到信后，兩夜沒合眼，回信說：希望他好生休養，靜等康復的消息。

然而就在他回信的同一天，7月10日晚上十一時，周劭綱因心臟衰弱、脾胃脹大辭世，享年六十九歲。

而第二天，7月11日，就是周劭綱六十九歲的生日，只差一天。

周恩來剛動了手術，大家想瞞著他這件事，但周恩來是什么人？瞞了一兩天尚且勉強，到了第三天，他就覺出了不對勁。

他一直追問身邊的人：“董必武怎么兩天沒露面？”大家含糊其辭。

第三天一早，周恩來不顧身體虛弱，乘車趕回了紅巖村。

他跨進辦公室的門，一眼就看見鄧穎超手臂上纏著黑紗。

他整個人像被釘在地上，嘴唇發抖，連問三聲：“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到底出了什么事？”鄧穎超低下頭，輕聲說了出來：“老爺子……去世了。”

話音剛落，周恩來身體一陣劇烈的震顫，隨即搖晃著坐倒在地上。

這個在敵人槍口前從不曾退縮的人，在父親的靈前，哭得站不起來。

他抬起淚眼，沖著鄧穎超吼出了心中所有的悲痛和憤怒：“你們怎么能這么做？他是我父親！你跟我這么多年，你還不知道我！”

當天，周恩來拖著尚未愈合的傷口，上山為父親守靈到凌晨。送葬的時候，他頭戴孝帽、身穿白衣，走在送殯隊伍的最前面。

之后，他和鄧穎超聯名在《新華日報》上連續五天刊登訃告。

訃告里寫道：“男恩來適因病割治于中央醫院，僅聞先父患癥，比于昨十三日遄歸，方知已棄養三日。悲痛至極，抱恨終天。”

毛主席從延安發來電報：“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節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

蔣介石等國民黨要人也發來唁電或親到紅巖村吊唁，但所有這些，都無法撫平周恩來心中的那道裂痕。

沒有見到父親最后一面，成了周總理一生無法愈合的傷口。

從那以后，他把父親的一張遺照放在貼身的皮夾子里，走到哪帶到哪。

一個人為國家做了那么多事，卻連父親最后一面都沒趕上。

歷史的聚光燈照在偉人身上的時候，總是明亮動人，可燈光照不到的角落，那些普通人一樣的遺憾和疼痛，才是真正讓人動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