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周恩來衛士被懷疑偷盜原子彈部件，總理得知后如何處理？

1966年9月1日凌晨，人民大會堂的夜燈還亮著，值班電話忽然急促地響起。接線員把耳機捂得緊緊的，只聽一連串“906廠”“G-1107”“丟失”幾個關鍵詞，頓時出了一身冷汗。數千公里外的西南深山，一件重量不到五公斤的金屬容器不翼而飛，驚動的卻是中南海的最高首腦。事情要從三天前那場突如其來的“失蹤”說起。

云貴川交界處的906廠向來戒備森嚴，廠區三道崗，一天三次簽到，連送菜的卡車都得卸輪檢查。當日上午，總裝車間剛把代號G-1107的“能量轉換裂變容器”遞交試壓室。試壓室本應四人值守，可趕上“十六條學習班”，兩名操作員被抽走，只剩班長酈福林和操作員何家聲。不到半小時，兩人先后離崗，一個去廁所，一個打飯，回來一開保險箱——空了。

廠保衛部立刻封鎖現場。門鎖完好無痕，保險柜鑰匙只此一把；再加總裝車間的進出記錄，嫌疑被縮至五人。酈福林與何家聲有多人作證，很快出列；兩名學習班學員也在課堂名單里。有意思的是，剩下的宋魯川身份最“干凈”——老紅軍、一級傷殘，還是周恩來在延安時的勤務兵。可流程推演后，線索竟全部指向他。

當晚，調查小組把宋魯川叫去詢問。“昨天下午三點到三點半，你在哪里？”審查員放緩聲調。宋魯川抬頭，臉色鐵青，只丟下一句：“查吧，我沒人證。”獨臂的袖管隨之抖了抖，再無多言。隔離審查由此開始。

第二天傍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勞動模范代表。906廠代表黃松被領到總理面前時，心中惴惴。周恩來問起：“廠里老宋還好么？”黃松硬著頭皮把失竊案和宋魯川被扣押的事原原本本報上。總理眉頭一皺，不再多語。夜里九點，他直接撥通公安部電話：“原子彈部件丟了，這可不是一般案件，派最強班子立刻南下，每天向我報告！”

由部里調集的專家與偵察骨干連夜飛抵云貴高原。他們復核材料后發現，宋魯川缺乏明顯動機：工資穩定，政治面目清白，且左臂截肢后干不了細活，單憑身體就很難搬運二十多斤的保險箱部件。反而那份“揭發信”值得關注——落款宋小川，卻字跡端正、用詞工整，明顯超出一個智力受損青年的水平。專案組斷定信件是有人操縱。

此時宋小川失蹤。三天搜山，警犬在臥虎岡灌木叢里發現尸體——口鼻被布團塞住，死亡時間正是部件失竊當晚。消息傳進看守室，宋魯川呆坐半晌，肩膀狠狠一顫，眼里卻沒有淚，只有血絲。偵察員問他懷疑誰，他低聲報了個名字：“邵古濱。”

邵古濱是廠里年輕電工，與宋小川常一起上山打獵。被帶到專案組后，一個照面就垮了。“是鮑遠昌讓我干的！”他交代：那天傍晚，保衛干事鮑遠昌讓他把宋小川哄去山上“撿土雞蛋”，途中他借口取水離開，回來人已沒了呼吸。

線索轉到鮑遠昌。翻閱最初口供，專案組驚訝地發現，他在排查表里居然沒留下任何“時間空檔”。這么“完美”的不在場說明，恰恰暴露作偽。辦案人員即刻去家中布控，卻撲了空。全國通緝隨之啟動。

10月3日清晨，南京大學保衛處報來消息：一名“轉學新生”身份可疑。警方趕到宿舍，繳獲假證件、變裝工具及裝在帆布包里的G-1107。面對鐵證，鮑遠昌徹底崩潰。短暫對峙后，他把全部過程和盤托出——

五年前，鮑隨部隊到福建沿海駐訓，結識當地船主謝某。謝某長期走私，急需“高端貨”。鮑轉業進906廠后，兩人一直暗通信息。1966年8月，鮑得知廠里即將完工一批核心部件，便悄悄復制鑰匙。失竊當晚，他利用職務便利，把守門記錄改寫為“正常巡邏”，趁試壓室空檔進入保險柜，再塞進特制背包離廠。為嫁禍，他誘導智障的宋小川寫“揭發信”，隨后又指使邵古濱殺人滅口。鮑計劃先潛往香港，再走水路交貨，哪料半途落網。

案子搞清后，專案組趕夜電向北京匯報。周恩來只問一句：“部件找到了沒有？”得知完璧歸趙，他沉默良久，叮囑：“案卷存檔，所有自作主張嫁禍之人，依法處理，也替老宋平反。”

906廠隨即召開公判大會。邵古濱因從犯、配合調查，被判十五年；謝某在福建落網，依走私、間諜罪并罰；主犯鮑遠昌被判死刑，槍決于云嶺刑場。會上，宋魯川站在人群最后，神色木然。宣判結束，他拄著拐杖緩緩離席，路過那臺曾經守了一輩子的老食堂蒸車，一陣熱汽撲面，眼眶終究紅了。

案卷最后一頁記錄：G-1107完好入庫，數據零誤差。專案組留下一句話——“制度嚴密，還需人心可靠”。這句話后來被刻在906廠警示墻，提醒每一個出入人員：防特防賊，更要防私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