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克制到濫殺，美軍放棄道德底線，戰爭機器正失去人心？

隨著東歐局勢的進展，以及俄烏戰事的展開，世界的目光重新回到了亞歐大陸的這一端。這一場戰爭無疑牽連甚大，在談及俄烏情況對世界的影響時，除開軍事、制裁、難民以及油氣資源，還有不少分析者也指出了俄烏兩國都是非常重要的糧食出口國，所以目前的戰爭也會對世界范圍的糧食問題產生明顯的影響。事實上，眼下國際市場上的小麥價格暴漲，從絕對價格上說，已經趕上二十一世紀初全球糧食市場危機的水平了。

自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以來，一系列看似分散的事件——從米納卜小學遭轟炸，到戰場局勢反復拉鋸，再到福特號航母起火返修，以及美國國家反恐中心主任辭職——實際上構成了一條清晰的邏輯鏈條。這些事件共同指向一個問題：美軍當前不僅在戰場上承壓，其內部結構與士氣也正陷入一場系統性危機。

在2月28日美軍轟炸伊朗米納卜小學、造成上百名兒童死亡之后，特朗普在多個場合試圖撇清美國責任。直到3月11日，美軍內部調查的初步結果公布，這一問題才塵埃落定：襲擊確由美軍實施。

事實上，對許多觀察者而言，這一結論并不依賴官方調查。早在此前，開源情報分析與獨立調查就已提供了相當清晰的證據——包括戰斧巡航導彈落點的影像記錄，以及現場殘骸中發現的美軍制導彈碎片。在這場沖突的三方中，只有美軍具備使用戰斧導彈的能力。

因此，這份調查的意義，并不在于“發現真相”，而在于終止政治層面的否認空間。

問題的關鍵隨之轉移：這場慘案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一種常見觀點認為，美軍是“故意轟炸平民”。這一判斷并非空穴來風——過去幾十年，從阿富汗昆都士無國界醫生醫院空襲，到摩蘇爾、拉卡的密集轟炸，再到2021年喀布爾誤殺一家九口，美軍造成平民傷亡的案例屢見不鮮。

另一種更極端的解釋，甚至將事件與某種神秘的宗教祭旗儀式聯系在一起。

但這兩種解釋有一個共同前提：它們將美軍視為一個“邪惡且高度有效”的行動主體。從當前披露的信息來看，更接近現實的描述或許是：一個在決策層面具有強烈攻擊性但在能力上卻草臺班子屬性的體系。

綜合現有信息，特朗普政府初期的戰略設想，很可能是試圖復制“委內瑞拉模式”：通過對包括最高領袖在內的伊朗核心領導層實施定點清除，制造權力真空，進而促使反對派上位，并與美以達成妥協。在這一邏輯下，特朗普可以迅速宣布戰略勝利。

因此，在2月28日，當情報顯示老哈梅內伊離開防空掩體、出現在辦公場所時，美方迅速啟動“斬首行動”刺殺了老哈梅內伊。這也解釋了戰爭爆發后，特朗普在首次記者會上明確將“政權更迭”列為戰爭目標之一。

這一戰略設想從一開始就建立在對伊朗內部結構的誤判之上。

當米納卜小學遇襲、上百名兒童遇難的畫面傳出后，這場沖突的性質迅速發生轉變：稍有人性的人都會感到悲痛，更不用說伊朗人民，對他們來說，這場戰爭已經從從針對伊朗政權的軍事行動，轉變為被廣泛感知為針對伊朗社會本身的戰爭。此后，美軍對石油設施等民生基礎設施的打擊，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認知。

在這一背景下，關于事件成因，可以提出兩種解釋路徑：

第一種：美軍蓄意攻擊平民目標。這意味著明確的戰爭罪責任，同時也反映出對戰略后果的嚴重誤判——攻擊平民的行為團結了伊朗人民，反過來阻礙了美軍的速勝。

第二種：誤炸。這是美軍當前官方調查所采納的結論——由于情報滯后導致目標識別錯誤，美軍誤把一所小學當成軍事設施進行了打擊。

但或許還存在第三種可能：這起“誤炸”并非孤立的戰術失誤，而是美軍在制度層面退化之后的必然產物。

需要明確的是，在過去二十年中，美軍確實曾系統性地嘗試減少平民傷亡。

這并非僅僅出于道德理想，而更多的是源自現實的戰爭邏輯。阿富汗戰爭期間，美軍指揮官斯坦利·麥克里斯特爾（Gen. Stanley A. McChrystal）提出過一個廣為引用的判斷：“每殺死一個無辜平民，就會制造十個新的敵人。”

換言之，濫殺平民不僅帶來法律風險，更會在軍事上產生反效果。

基于這一認知，美國軍方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平民傷害控制體系。2019年，美國國防部發布了一份關于平民傷亡的內部評估報告，首次提出要建立一套跨戰區的統一機制。2022年，美國國防部正式推出 Civilian Harm Mitigation and Response Action Plan（平民傷害減少和反應行動計劃，CHMR），并在2023年前后建立了一個專門機構——平民保護卓越中心（Civilian Protection Center of Excellence）來統籌執行。到2024年前后，這一體系達到最完整狀態：大約有200名專職人員參與這一項目，其中約30人集中在卓越中心，其余人員分布在中央司令部、特種作戰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等關鍵戰區的作戰與情報部門，這個部門的主要職責包括：更新“禁止打擊名單”、繪制平民環境地圖、進行打擊前風險評估以及打擊后的調查與賠償機制等。這標志著，美國軍方第一次擁有了一套比較系統化、跨戰區運行的平民傷害管控體系。

這一體系在2025年后迅速被削弱乃至廢止。

從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美國國防部經歷了非常劇烈的變化。變化首先來自新上任的國防部長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帶來的新理念：美軍應該回到一個非常簡單的原則，即“最大殺傷力（maximum lethality）”原則。他認為，美軍過去二十多年在戰爭中遭遇的失敗，是因為軍隊被諸如人道主義、國際法審查、復雜的交戰規則以及平民傷害評估機制等等的一系列規則限制住了，這些東西，恰恰削弱了他口中的所謂“戰士精神（warrior ethos）”。他理想中的美軍應該具備的是“最大的殺傷力，而不是娘炮的合法性（Maximum lethality, not tepid legality.）”，因此他主張要把資源向可以提升美軍殺傷力的部門傾斜。在2025年美國國防部的預算調整中，CHMR相關的部門自然就成了第一批被砍預算和裁員的了。

廢掉CHMR體系主要還是為了擺脫掣肘，因為CHMR除了包含技術項目，還包含了問責機制，如果一次打擊造成了平民傷亡，CHMR團隊必須進行調查，公開報告，向受害者提供賠償，并修改未來的作戰流程，這樣就留下了可追責的記錄，而這恰恰是現在的美國戰爭部不想要的東西。到了2025年9月，原本有200人的CHMR崗位中，超過90%被裁撤，以美軍中央司令部為例，原本有10人的團隊，現在只剩下1個人，整個項目目前處在無任務、無預算和無授權的三無狀態，換句話說，CHMR項目名義上還在，但實際已經停止運作，美軍從自身利益出發，花了十幾年建立的一套防止誤傷平民的制度，被一刀砍掉了。

如果該體系仍在運作，米納卜小學所在區域的歷史用途變化（早在2015年即已不再屬于軍事設施）本應被及時更新，從而降低誤擊風險。因此，這起事件不僅是戰術問題，更是制度性退化的結果。

與制度變化相伴隨的，是戰爭敘事的根本轉變。

過去，美國發動軍事行動時，通常會強調某種“道德理由”——無論其真實性如何，這種敘事為士兵提供了心理上的合理性框架，正如一位曾在美國空軍服役的軍事心理學家瓦爾多維諾斯 （Michael Valdovinos）所言——“道德語言，其實是士兵心理的一種腳手架（Moral language acts as a psychological scaffolding for service members.）”。當戰爭被解釋為保護平民、保衛民主時，士兵至少能理解自己為什么被要求去殺人，但如果這種道德支撐消失了，士兵就只能獨自承擔戰爭帶來的心理負擔。

這次美國對伊朗發動的戰爭中，這一框架恰恰幾乎完全消失。

這種對道德框架的放棄首先體現在美軍給這次軍事行動的代號上——史詩狂怒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過去美國戰爭行動的代號，比如：持久自由行動，統一保護行動，至少聽起來像是某種高尚使命，而這次行動代號體現的到底是誰在憤怒什么，美軍士兵為何而戰，沒人知道。

換句話說，在這套新的戰爭敘事里，“道德理由”不再是戰爭的核心組成部分，甚至被當成一種軟弱。這就帶來了一個很少被討論的問題：如果戰爭不再被解釋為一種道德使命，那么士兵該如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情？當開戰理由只剩下抽象的“國家利益”或者單純的“打擊敵人”，那么士兵在戰場上的心理就更容易崩。

更重要的是，這次美國發動的戰爭，即便從現實主義出發的開戰理由和目標都沒講清楚，美國方面一開始就利用談判作為煙霧彈，搞偷襲，對外宣稱伊朗對美國造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脅，但又拿不出證據。開戰時表示空襲是為了摧毀伊朗的導彈能力、消滅其海軍，同時實現伊朗的政權更迭，但僅僅兩天后，特朗普又不再提推翻伊朗政權的事兒了，轉而強調要阻止伊朗發展核武器和遠程彈道導彈。之后，白宮和五角大樓又不斷把戰爭理由切換成保護駐中東美軍，恢復美國威懾和確保霍爾木茲海峽通航等等，到后面赫格塞思干脆強調戰爭就是要對伊朗實施“全天候地從天空傾瀉死亡和毀滅”，美國的戰爭目標已經從搖擺不定徹底變成胡言亂語了。戰爭目標不明確，也就意味著退出戰爭的機制不清楚，換句話說，美軍士兵不知道為什么打仗，也不知道什么時候能打完。

就在此時，我們看到美國的福特號航母莫名其妙的洗衣房著火了，30多個小時才撲滅，超600名美軍士兵鋪位用不了，只能睡地板，福特號現在要去希臘返港維修并調查失火原因了。除了超期部署本身帶來的運轉負荷之外，很難不讓人懷疑是艦上的美軍士兵嘩變了，破環艦船，趕緊返港，才能不打這種意義不明的。

如果說福特號的事情還帶有一定的猜測性質，那前兩天美國國家反恐中心主任喬·肯特Joe Kent辭職的事情就板上釘釘地說明美國目前對伊朗戰爭的形勢和人心都出問題了。肯特一家，屬于是MAGA眼里典型的滿門忠烈。在當反恐中心主任前，他自己作為前美國陸軍特種作戰人員，11次部署到反恐戰爭前線，還為CIA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過，而他的妻子作為美軍情報人員，也在2019年敘利亞的一次ISIS爆炸襲擊中身亡。但就是這樣的人，對于美國發動的這場不義之戰也看不下去了，肯特在昨天辭職的時候發了一封公開信，其中寫道：“我無法在良心上支持這場正在進行的對伊朗的戰爭（I cannot in good conscience support the ongoing war in Iran.）”，不僅如此，他還明確寫道：“伊朗并沒有對我們的國家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Iran posed no imminent threat to our nation.）”，以及，“很明顯，美國是在以色列及其在美國的游說集團的壓力下發動的戰爭（Iran posed no imminent threat to our nation, and it is clear that we started this war due to pressure from Israel and its powerful American lobby.）”。

這一切，并非偶然。

當前美國對伊戰爭的主要軍事決策者，包括國防部長赫格塞思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凱恩（Dan Caine）。兩人的共同特征在于：能力不足，履歷不符，走馬上任靠的是對特朗普的無限忠誠。

凱恩雖然是經驗豐富的戰術級空軍作戰軍官，也長期參與反恐和特種作戰，但在被提名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之前，并沒有擔任過最高級別戰略指揮職位，而傳統上參聯會主席通常需要由擁有長期戰區級指揮經驗的四星上將擔任。凱恩最出名的事，也是被特朗普在不同場合反復提及的事情是，他曾經在一次簡報里告訴特朗普，ISIS可以在一周內被美軍擊敗。凱恩的說法，被普遍認為要么是判斷力有嚴重問題，要么是對特朗普無恥的討好。

當美軍最高領導層的權力來源是對大統領的忠誠和極力表演出來的強硬，很難想象在決策中他們能說實話，做正確的決策。一個自認為是天選之人的癲狂總統帶著一幫“奇才”領導著世界上規模最大但不知道為何而戰的軍隊在他國的驅使下正在玩一場不知道如何結束的戰爭游戲，只能說，美軍和美國人民的大危機還沒有真正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