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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6日的北京,天陰得像塊浸了水的灰布。朝陽區某文化產業園的攝影棚里,暖氣開得足,空氣里混著發膠味和打印機的墨香。五十多家媒體的記者擠在不足百平米的空間里,攝像機的紅燈此起彼伏,話筒桿像片突然冒出來的小樹林。
后臺的化妝鏡前,19歲的王嫣蕓盯著自己的手。指甲剪得禿禿的,指腹有道新劃的口子——是昨天在畫室削鉛筆時劃的。她摸了摸胸口,那里剛用墨汁寫了三個字,墨跡還沒干透,貼在皮膚上涼絲絲的。外面的快門聲突然密集起來,像暴雨砸在鐵皮屋頂。她深吸一口氣,推開門。
燈光“刷”地打過來,刺得她瞇了瞇眼。五十多個鏡頭同時對準她,有人的話筒差點戳到她肩膀。她沒穿衣服,一絲不掛,胸口的“不要臉”三個字在強光下泛著幽光。她徑直走到一位穿深藍色羽絨服的中年男記者對面,拉過椅子坐下。那記者的耳朵瞬間紅到了脖子根,眼神在她臉和地面之間來回飄,最后定格在自己的筆記本上。
王嫣蕓掃了一圈周圍的眼睛。有的興奮,有的躲閃,有的帶著點窺探的快意。她張了張嘴,聲音比想象中平穩:“我敢坦然地看著你,你敢看著我么?”
攝影棚里靜了三秒。接著,快門聲像炸了鍋的鞭炮,比剛才更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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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嫣蕓最早的記憶,是宜昌老城區的筒子樓。1991年她出生時,那樓已經有二十年房齡,墻皮跟頭皮屑似的,風一吹就簌簌往下掉。樓道里總飄著股霉味,混著隔壁炒菜的油煙,黏糊糊地貼在衣服上。
父母離婚是她3歲那年。父親搬出去的時候,只帶走了一箱書;母親走得更徹底,連張照片都沒留下。她被塞到爺爺奶奶家,老兩口睡的是用木板搭的“閣樓床”,她就蜷在下面的竹席上。奶奶脾氣暴,嗓門亮得跟銅鑼似的,罵起人來整條樓道都能聽見,可只要她蹲在門口畫樹枝,奶奶就會放輕腳步,把剝好的橘子塞她手里。
爺爺奶奶靠撿廢品過活。每天天不亮,奶奶就推著三輪車出門,車斗里裝著編織袋和鐵鉤子;爺爺在巷口修自行車,補一個胎收五毛錢。王嫣蕓的校服是鄰居家孩子穿剩的,褲腳補了三層布,走在校園里,總有同學指著她笑:“看,那個撿破爛的小孩。”
她不哭,放學就蹲在門口用樹枝畫。畫爺爺的三輪車,畫奶奶的橘子皮,畫電視里的美少女戰士——雖然那些裙子她從來沒穿過。有回她畫了棟帶陽臺的房子,陽臺有花盆,花盆里開著花。奶奶湊過來看,用滿是裂口的手摸了摸畫:“咱嫣蕓畫的房子,比真的還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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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夏天,宜昌的太陽毒得能曬化柏油。爺爺奶奶的筒子樓被劃進拆遷范圍,開發商給的補償款是17萬,而隔壁棟的鄰居拿了38萬。老兩口不干,天天往拆遷辦跑,今天帶著房產證,明天抄著《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跟工作人員拍桌子。
開發商的人開始使陰招:半夜往門上潑紅漆,用擴音器在樓下放哀樂,打電話罵奶奶“的”。有天晚上,奶奶正跟鄰居商量對策,突然一頭栽倒在地,口吐白沫。送到醫院,CT片子顯示腦溢血,出血量30毫升。
老不死
命保住了,人卻癱了。右半邊身子動不了,話也說不清楚,只能從喉嚨里發出“啊啊”的聲音。爺爺坐在醫院走廊的塑料椅上,手里攥著繳費單,眼淚把紙都打濕了。王嫣蕓站在旁邊,看著奶奶插著管子的樣子,突然想起自己畫過的那個陽臺——原來有些畫,永遠只能是畫。
醫藥費像滾雪球。爺爺的退休金只有八百塊,根本不夠。王嫣蕓開始找活干:在工地搬磚,一塊磚五斤,搬一百塊掙五塊錢;在酒吧刷盤子,從晚上八點干到凌晨兩點,手泡得發白;在商場發傳單,站一天腿腫得像蘿卜。有回在工地,她搬著磚突然眼前一黑,栽在地上,工頭罵罵咧咧地扣了她半天工資。
晚上奶奶睡著了,她就蹲在床邊畫畫。用的是撿來的鉛筆頭,畫在舊報紙上。畫奶奶的臉,畫爺爺的背影,畫醫院的輸液管。畫著畫著,鉛筆頭斷了,她把斷芯用膠帶纏上,繼續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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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冬天,王嫣蕓抱著一摞畫去了北京。她要考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整個湖北省視覺傳達系只招一個人。
備考的日子像在油鍋里煎。她在人大附近的地下室租了個床位,月租三百,窗戶只有半扇,風灌進來像刀子。白天去畫室練素描,手凍得握不住筆,就用熱水袋捂一捂;晚上背文化課,困了就跪在搓衣板上——那是她從廢品站撿來的,跪得膝蓋疼,疼了就醒了。
考試那天,她穿著單薄的羽絨服,手里的畫筆抖得厲害。素描題是畫老人頭像,她腦子里全是奶奶歪著嘴的樣子,筆下的線條卻比任何時候都穩。色彩題是畫“希望”,她調了滿滿一盤藍色,在中間點了點金黃——像奶奶以前給她剝的橘子瓣。
放榜那天,她擠在人大門口的公告欄前,手指從第一行劃到最后一行,終于在最下面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王嫣蕓,綜合分89.6,全省第一。
她攥著錄取通知書往家跑,路上摔了一跤,通知書沾了泥。她用袖子擦了又擦,推開門沖到奶奶床前:“奶,我考上了!人大的!”奶奶盯著通知書上的字,喉嚨里發出“啊啊”的聲音,眼淚順著眼角流進枕頭里。爺爺在旁邊搓著手笑:“好,好,咱家出了個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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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秋天來得快,2010年9月,王嫣蕓拖著兩個紙箱進了人大校門。紙箱里裝的是舊衣服和畫具,還有奶奶攢的二百塊錢,用紅布包著,塞在箱底。
學費靠助學貸款解決了,可生活費是個大問題。食堂的一碗面要八塊,她舍不得吃,就買兩個饅頭就著免費的湯;畫材店的顏料一盒要五十塊,她只能買最便宜的國產貨,顏色發灰,畫出來像蒙了層霧。
有天在畫室打掃衛生,她聽見兩個女生聊天。“最近接了個人體模特的活,一下午五百。”一個說。“尺度大嗎?”另一個壓低聲音。“也就露個背,比當家教掙得多。”
王嫣蕓的掃帚停在半空。五百塊——是她半個月的飯錢,是奶奶一周的藥錢,是她欠畫材店的債。她站在角落里,手指無意識地絞著掃帚柄,心里像有兩個小人在打架:一個說“不行,太丟人”,另一個說“奶奶等著藥錢呢”。
三天后,她去了那個畫室。五個攝影師等著她,更衣室的鏡子蒙著灰。她解扣子的時候手在抖,第一顆扣子解了三分鐘。咬著牙對自己說:“美術學院的人體課多了,這就是個作業。”可當她走出那扇門,站在鏡頭前,所有的心理建設都塌了。
那些目光像針一樣扎在她身上,有的帶著審視,有的帶著好奇,有的甚至帶著點猥瑣。她閉上眼,聽見快門聲此起彼伏。第一組拍完,她躲進更衣室,對著鏡子看了自己半小時——鏡子里的女孩眼睛紅紅的,胸口一起一伏。
那天晚上,她在日記本上寫:“我沒辦法了,但我沒做錯什么。”為了不讓同學知道,她給自己起了個藝名:蘇紫紫。
6
“蘇紫紫”這個名字像層殼,把王嫣蕓嚴嚴實實裹在里面。兩年里,她拍了二十多次人體寫真,價格從五百漲到八百。錢打到卡里,她第一時間轉給爺爺:三百塊藥錢,二百塊生活費,剩下的存起來。
2010年12月,她在人大藝術樓辦了個小展覽,叫《WHO AM I》。展出的二十張照片里,有她在畫室的裸體,有在工地搬磚的背影,有奶奶床頭的輸液管。她想問:如果脫掉衣服、脫掉標簽,我們到底是誰?
開展當天,校保衛處的人來了,說“尺度太大,影響不好”,當場用白紙遮住了八張照片。可消息還是傳出去了。騰訊網的記者來拍了段視頻,標題叫“人大女生人體模特展引發爭議”,十天里點擊量破了三千萬。
評論區炸了。“要錢不要臉”“丟人大的臉”“炒作”的罵聲像潮水一樣涌來。有人翻出她在畫室的照片,配上“名校裸模”的標題到處轉;有人給她發短信,內容不堪入目;連母親都打來電話,劈頭蓋臉罵了一頓:“你是不是?我怎么生了你這么個東西!”
神經病
輔導員找她談話,語氣溫和但意思明白:“現在輿論壓力太大,你先休學一年,等風頭過了再回來。”王嫣蕓坐在辦公室的椅子上,看著窗外的銀杏葉落了一地,點頭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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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6日的裸體采訪,是王嫣蕓自己聯系的媒體。她給五十多家媒體發了郵件,條件只有一個:“想采訪我可以,但必須參與我的創作。”
記者們以為“創作”是拍幾張藝術照,到了現場才發現,所謂的“參與”是面對一個赤身裸體的女孩。那個穿深藍羽絨服的男記者是《新京報》的,后來他在報道里寫:“她的眼神太平靜了,平靜得讓人害怕。”
采訪持續了四十分鐘。王嫣蕓回答了關于展覽、關于奶奶、關于“不要臉”三個字的問題。最后有記者問:“你后悔嗎?”她看著那個記者的胸牌,說:“后悔什么?后悔沒早點這么做——至少現在,你們終于看見我了。”
照片傳上網,輿論分成了兩派。有人說她“用身體對抗偏見,是藝術家”;更多人罵她“炒作”“不要臉”。有個論壇出了個“技術帖”,逐條分析她的“身世漏洞”:“拆遷補償款應該是50萬,不是17萬”“奶奶癱瘓時間對不上”“考人大的分數有貓膩”。
媒體去了宜昌,拍到了癱瘓的奶奶,拍到了拆遷后的廢墟,拍到了醫院的繳費單。事實擺在眼前,可“造假”的帽子已經扣上了,沒人愿意摘下來。有個網友留言:“就算是真的,脫光了就是不要臉,裝什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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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學手續辦得很快。王嫣蕓抱著兩個紙箱走出人大校門時,北京的風刮得臉生疼。樓門口有幾個學生認出她,指指點點:“看,那就是蘇紫紫。”她沒回頭,把紙箱塞進出租車后備箱。司機問去哪,她想了想說:“崔各莊。”
崔各莊是北京東北郊的村子,住著不少窮藝術家。她租了間平房,月租二百,窗戶紙破了,用膠帶粘著。屋里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桌子上堆著畫具和沒賣出去的畫。
她繼續做行為藝術。2011年4月,在798藝術區辦《引號》展。主打作品叫《潑墨》:她把“不要臉”“雞”“”這些詞寫在身上,用毛筆蘸著墨汁,一筆一劃,寫滿胳膊、胸口、大腿。然后端起一盆墨汁,從頭澆下去。黑水順著身體流,字跡模糊成一片,她站在那里,像尊剛從泥里撈出來的雕像。
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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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作品叫《看客》:把自己關在透明魚缸里,只能蹲著。觀眾圍在外面,拍照、指指點點、笑。她一聲不吭,眼睛直直地看著外面——誰在看誰?誰在審判誰?
展覽期間,有個老太太拄著拐杖來看,看了半小時,突然說:“閨女,別糟踐自己了。”王嫣蕓笑了笑,沒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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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一個消息傳開:去年拍裸體采訪的攝影師張宏偉,憑那組照片拿了人民攝影金獎。頒獎典禮上,他說:“這組照片記錄了一個時代的沖突。”
王嫣蕓是在崔各莊的出租屋里聽說的。她正蹲在地上調顏料,聽見鄰居喊:“你上新聞了!”她湊過去看,屏幕上是張宏偉舉著獎杯的照片,背景是她赤身裸體坐在記者對面的畫面。
她盯著屏幕看了很久,然后繼續調顏料。顏料盤里的藍色和黃色混在一起,變成了一種說不清的顏色。晚上,她在日記里寫:“他們拿我的身體獲獎,就像拿別人的傷口換勛章。”
這年5月,她結婚了。對方是個畫家,比她大22歲,留著長頭發,說話慢條斯理。沒辦婚禮,領了證就住進他的工作室。工作室里堆滿了他的畫,她的畫只能塞在角落。
有回逛宜家,她坐在樣板間的沙發上,摸著柔軟的靠墊,突然哭了。導購過來問,她擦了眼淚說:“沒事,就是覺得這沙發真軟。”后來她跟朋友說:“那時候我就想有個能安心坐下的地方,不用站著,不用扛著。”
可婚后的日子并不軟。丈夫不讓她出去工作,說“女人就該在家畫畫”;還擅自改她的畫,把她畫的奶奶改成了“抽象風格”,對外說是“共同創作”。有次她實在忍不住,跟丈夫吵了一架,丈夫冷冷地說:“沒有我,誰知道你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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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王嫣蕓離婚了。凈身出戶,只帶走了幾件衣服和畫具。走出工作室時,她回頭看了一眼,門關得輕輕的,像什么都沒發生過。
她搬回崔各莊,租了間更小的房子。隔壁住著老鄒,俄羅斯長大的中國人,留著長發,愛做皮劃艇。老鄒不干涉她畫畫,偶爾遞杯水,說:“畫得不錯。”
兩人熟了,一起去溫榆河劃皮劃艇。老鄒劃槳,她坐在船頭,看河水倒映著藍天。有天老鄒說:“我做了個新船,帶你試試?”她點頭。船劃到河中心,老鄒突然說:“我喜歡你。”她愣了愣,笑了:“我也喜歡你。”
不久后,她懷孕了。驗孕棒上的兩條杠紅得刺眼,她在衛生間里笑了三分鐘,笑聲里帶著點哭腔。女兒出生后,小名叫“小意外”——從3歲被父母丟下,她的人生全是意外,只有這個是好的。
可日子還是沒順。老鄒喜歡自由,她要帶孩子,矛盾越來越多。2018年,兩人領了離婚證。民政局門口,老鄒幫她提行李箱,說:“照顧好自己。”她接過箱子,說了聲“謝謝”,轉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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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歲,兩段婚姻,兩次離婚,人大退學,“裸模”標簽——王嫣蕓的人生像坐了趟過山車,下來時滿身是傷。
她開始轉型。2018年,做王珞丹《丹行道》的總策劃,每天對著電腦寫腳本、改分鏡,一個鏡頭能磨十幾遍。同事說她“拼得像個瘋子”,她笑:“我就想證明,不脫衣服也能干活。”
2019年,給田樸珺的《萬悟聲》做導演,帶著團隊跑了十幾個城市,拍非遺、拍手藝人。有次在貴州拍蠟染,她蹲在染缸邊看了一整天,說:“這顏色像我小時候畫的畫。”
2021年,她拍了部紀錄片,叫《我不是蘇紫紫》。鏡頭里的她穿著普通T恤,坐在舊沙發上,講過去的事:“那時候我以為脫光了就能被看見,后來才發現,真正能被看見的,是你做的事。”
紀錄片里有段畫面:她回到宜昌,奶奶的墳前長滿了草。她蹲下來,用手拔草,手指被草葉割了個小口子。她說:“奶,我現在能掙錢了,能給你買好藥了,可你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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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王嫣蕓,住在北京東五環外的公寓里,是租的,但布置得很溫馨。客廳墻上掛著女兒的畫——用蠟筆畫的奶奶,歪歪扭扭的,眼睛卻很亮。
她還在做導演,最近在拍一部關于單親媽媽的紀錄片。每天早起送女兒上幼兒園,然后去工作室,晚上回來陪女兒讀繪本。周末帶女兒去公園,女兒跑在前面,她跟在后面,看女兒的小辮子一蹦一跳,像自己小時候畫的那些畫。
有時候刷到舊新聞,她會停下來看一眼,然后劃走。有人問她“后悔嗎”,她想了想說:“不后悔——那是我當時能想到的唯一辦法。”
窗外的陽光照進來,落在她手邊的筆記本上。筆記本里夾著張舊照片:19歲的她赤身裸體坐在記者對面,胸口寫著“不要臉”,眼神卻亮得像星星。照片背面有行小字:“2011年1月6日,我終于被看見了。”
風從窗戶縫里鉆進來,吹得照片輕輕晃動。她伸手按住照片,繼續寫腳本。電腦屏幕上,新文檔的標題是:《下一個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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