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開會、下午填表、晚上修改培養方案,一周沒有完整科研時間;向上有學院指標壓力要求,向下要解決教師的實際資源訴求;一到評估周期,全系進入“材料模式”,系主任、專業負責人等還要擔起“行政協調人”的角色……
近幾年,高校里的這些“腰部管理者”正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工作壓力。
4月17日,重慶財經學院召開了一場“腰部力量·攻堅克難”的專題座談會,會議的核心議題是了解基層教學組織負責人及專業負責人在日常工作中的實際困難與壓力,并推動解決共性問題。
與會人員圍繞職責劃分、外聘教師管理、資料歸檔規范、科研考核壓力大等方面,提出了當前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困難。校領導現場回應并協調資源。
這意味著,“系主任/專業負責人壓力大”這一問題,已經從教師私下吐槽,變成高校管理層必須正視的問題。
大學系主任,變了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系主任往往是學術骨干,也是學科發展的組織者。
但近年來,隨著教學評估、一流專業建設、學位點評估等工作常態化推進,院系層面的事務性任務持續增加,系主任正在從過去的“學術組織者”,逐漸轉向今天的“行政協調者”。
崗位變了,高校教師(尤其是中青年教師),對其態度也隨之發生改變。
有人任期屆滿后不再連任,也有人在被征詢接任時選擇婉拒,一些學院在崗位遴選甚至需要經過多輪溝通與協調,才能最終確定人選。
這個曾經被視為“學術骨干自然晉升路徑”的系主任崗位,正在失去吸引力。
教師不愿做系主任的3個原因
去年,《中國科學報》刊發文章《值得嗎?我在“雙一流”高校當系副主任這5年》,引發了許多“雙肩挑”學術人員的強烈共鳴,以及一系列與“大學教師為什么不想做系主任”相關的熱烈討論。
不同高校的具體情況并不相同,但歸納起來,背后大致指向三個共同問題:科研時間被壓縮、崗位責任不斷加碼、生活與健康被透支。
●痛點一:科研時間被擠壓
“當上副系主任后,我才真正體會到什么叫‘文山會海’。”曾任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副系主任的馬臻,在上任1982天后,主動辭去副系主任一職。
回顧自己任職5年的經歷,他提到最忙的時候,一天連開六場會;手機24小時不關機,晚上10點仍不斷收到工作語音。
最直接的結果,是科研時間被大量擠占。文獻閱讀、項目申報和個人科研產出都受到影響。博士生招生名額也隨之收縮。科研一旦掉隊,又會進一步影響職稱評審、崗位競爭和職業發展。
于是,“雙肩挑”副系主任的工作陷入一個惡性循環:行政工作越重,科研越荒;科研一旦荒了,便失去了進一步發展的資格。
這是許多“雙肩挑”教師的共同感受。青年教師對這種代價尤為敏感。
●痛點二:崗位責任持續加碼
可能與外界想象不同,系主任并不是一個“權力很大”的崗位。
在高校的實際運行中,重要資源與關鍵決策還是更多集中在學院層面。即便在推進“校院兩級管理體制改革”的背景下,能夠下沉到系一級的權力與資源仍非常有限。
與此同時,系主任在教學運行、評估組織、學生事務等方面的責任卻在持續增加。
招生、教學運行、課程建設、實習實訓、教材建設、評估迎檢、項目申報……幾乎全年不斷線。在專業建設、課程安排等問題上,需要在多方約束中反復協調;隨著本科教學評估、一流專業建設、學位點評估等工作的常態化推進,院系層面的事務性工作顯著增加。而系主任,往往成為這些工作的重要責任節點與組織中樞。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看似瑣碎卻無法回避的事務需要系主任解決。
在西交利物浦大學生物學系已擔任4年系主任的孟佳表示:從教師離職后的教學補位,到學生投訴、導師矛盾、實驗儀器損壞等突發事務,往往都需要系主任協調處理。
有位教師形容這一狀態為:“能決定的事情不多,但需要負責的事情不少。”這正是許多基層管理崗位的真實處境。
●痛點三:生活邊界被打破
當崗位承擔的是高頻瑣碎事務、跨部門協調與各類兜底責任時,其身體和心理負荷往往超出外界想象。
例如一位系主任談道:“我負責教學督導和教師發展工作,這兩塊相對任務較重,再加上院系行政工作,差不多占據了我三分之一的時間。為了盡量平衡好教學、科研和這些工作,我從來沒有節假日和下班的概念。”
工作時間和生活時間的邊界逐漸消解帶來的過度勞動和休閑缺失,也成為有損教師健康的高風險因素。
2021年,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鮑威做了一項關于職業負荷對高校教師健康影響的研究。研究發現,教學、科研、院系職業負荷的不斷膨脹對高校教師生理疾病檢出率產生不同程度的顯著影響。教師承擔相應的院系管理工作對其甲狀腺結節檢出率具有顯著影響;對于女性教師而言,院系服務的職業負荷顯著增加其乳腺結節的檢出率。
給“雙肩挑”減負
面對基層管理崗位壓力上升,一些高校已經開始嘗試調整制度安排。其中最直觀的一步,是讓這些崗位的行政工作“被量化、被承認”。在部分高校,系主任等崗位的工作開始被納入更明確的評價體系。
今年2月,華中科技大學發布通知,要求各單位明確“雙肩挑”干部教育教學工作量減免標準,并備案執行。各單位需圍繞課堂教學學時(含本科生、研究生的理論課程、實驗課程、課程設計的實際授課課時)和教育教學工作量(含本科生、研究生的課堂教學、實踐教學、教學建設與學生指導的等效課時)兩類,制定量化可執行的減免標準。并且減免標準不得籠統表述“酌情減免”,而是需明確具體減免學時數或比例,以及各類等效課時折算規則。
2024年,西南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在選聘研究生教育中心主任時明確提出,對于專任教師兼任該崗位的,可給予一定工作量減免。達到工作要求則每年減免50%的總工作量(教學、科研和公共服務分別減免50%的任務工作量)。
除了工作量認定,馬臻教授還提出了更多建議。
一是高校要開展有針對性的系統培訓。組織有效的經驗交流——不僅分享做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果,更要分享遇到的職場問題以及如何克服這些困難。
二是調整評價體系。比如對于教學分管負責人,是不是同時做好“保底線工作”“亮點工作”“改革創新”三個層次的工作才能算“好”?能否允許其根據崗位重點有所取舍。
三是提供支持性環境。這既包括增配助理,針對不同的任務(比如培養方案修訂、課程梳理、拔尖班的組建)組成攻堅小組、專班,發動院系教學指導委員會的力量,也包括充分信任和支持教學分管領導的工作。
結語:
學術、行政管理“雙肩挑”制度的初衷,是讓懂專業的人管理專業,讓學術判斷更好融入院系治理。
于是現實中,高校常常希望讓最優秀的學者,去承擔最繁瑣的管理。但其實這兩項工作所需要的能力結構、時間分配方式與激勵機制并不相同。
如果高校仍主要依賴教師個人奉獻去填補治理縫隙,那么“不愿做系主任”的現象只會反復出現。
所以如何通過制度設計,讓承擔服務事務的學術人員,獲得合理支持、明確回報與可持續的發展空間,不再成為付出與回報失衡的一方,這或許是當下高校管理中更值得討論的問題。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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