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繳獲電臺后不會用，一國軍俘虜效力，25年后成我軍開國中將

1930年2月下旬，贛南山區天空還在飄雨，紅四軍的搜索部隊扛著一件沉重的“戰利品”返回指揮部——一臺完好的3千瓦短波電臺。機器的漆面斑駁，天線線圈卻亮得晃眼，負責接收的參謀抹去雨水后才發現，這是國民黨第18師剛從上海運來的新設備。將士們激動不已，可簡單試撥旋鈕后表盤紋絲不動，才意識到：沒人會操作。

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得知此事，立即下令必須讓電臺開機。參謀處處長郭化若很快想起，剛俘的9千余名國軍里有些通信兵，便開始逐排詢問。牢房內潮氣逼人，俘虜們大多低著頭。郭化若只拋出一句話：“誰懂無線電，站出來?！倍虝杭澎o后，一個干瘦青年舉手，聲音顫了一下：“我能試試?！边@人便是出生于1909年的江蘇武進人吳人鑒。

吳人鑒出身農家，苦熬到1928年才考進上海交通學校通信科。一紙調令把他并入黃埔軍校無線電班，畢業后分到第18師擔任電臺臺長。不到一年，他已是中尉，徒弟帶了十來個，自認前途穩當。豈料第一次反“圍剿”失敗，第18師覆滅，他淪為俘虜。

被押往瑞金途中，他始終擔心性命不保。可到營地后每日三餐有菜有湯，夜里還有稻草鋪墊，這與他過去聽說的“赤匪殘忍”完全相反。他曾小聲問徒弟劉達瑞：“會不會先喂飽咱們再動手？”劉答：“感覺不至于。”正當兩人猜測，郭化若找來了。

吳人鑒接手那臺短波機時，機器受潮嚴重，主振蕩管已裂。他圍著電臺打轉，拆下后蓋，片刻便忙開：曬干線圈、替換電阻、接地重焊。旁邊紅軍戰士遞上干柴、炭火、錫條，一切配合得默契。凌晨前，電臺發出清晰噠噠聲，第一封平安電報傳至中央。這晚，許多指揮員第一次感受“無線”的速度；而吳人鑒，也第一次真正理解紅軍為何而戰。

翌日清晨，朱德親自來看望。朱總司令沒有客套，直截了當：“電臺缺人，你能留下嗎？”吳人鑒短暫猶豫，想到若回南京，只是蔣系一枚小卒，再想到眼前這些真誠的面孔，便回答兩個字：“愿意。”劉達瑞也隨之加入。為了斬斷舊日痕跡，他改名王諍，意為“言必有據，行必守正”。

王諍隨即組建紅軍歷史上第一支無線電隊，最初僅有3臺繳獲機、7名學員，裝備東拼西湊，但隊伍活力驚人。他把課堂搬到山林，把斷腳踏板改成簡易發電機，教戰士識別莫爾斯電碼、校準頻率，還自制紙質電路圖貼滿墻壁。20多天后，隊中每人都能獨立收發報，這在當年的紅軍里幾乎是奇跡。

此后兩年，電臺跟著部隊轉戰贛南、閩西。紅軍戰士繳來破損器材，王諍就拆開再用；缺晶體，他用廢銅絲繞線改裝；缺干電池，他串接葡萄糖瓶和鹽水搞臨時電源。有人調侃他是“無線電中藥鋪”，治什么病都能配方?？烧沁@些“土法”，確保了中央蘇區與各路紅軍保持至少每日一次聯絡，戰場態勢由此大為改觀。

1934年長征爆發，王諍帶著十幾公斤器材踏雪翻山。烏蒙山深處，他突遇轟炸，暈厥倒地。警衛員找來竹排，硬是抬他走出死亡區。醒來時，竹排四周全是血手印，他沉默良久，隨后把受損電臺修復，僅用六小時恢復通信。通過這部電臺，中央及時獲知前方大渡河水情，為搶渡贏得先機。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延安物資匱乏。王諍領著通信骨干滿街收集廢罐頭盒、破電話線，自煉錫絲、自制蜂鳴器。不到一年，陜北高坡上聳起20多根簡易天線，覆蓋半徑超過150公里。延安總部每日平均發電報超過萬字，其中絕大部分經王諍之手加密、審稿、發射。周總理感嘆：“有了這套網線，敵后戰場像裝了眼睛。”

解放戰爭時期，晉冀魯豫、華東、東北三大野戰軍密切協同，靠的是王諍主持的總報務臺。1948年遼沈戰役，他連夜監控敵軍頻率，捕獲國民黨第九兵團求援電碼，及時向前線示警，使東北野戰軍提前設伏。戰后統計，三大戰役中央共發出140余萬字密報，無一泄密。

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電信總局成立，王諍被任命為首任局長，次年兼任通信兵部部長。1955年授銜，他頭戴兩杠三星，中將。授銜那天，毛主席握著他手，輕聲一句：“最大的獎章，就是全軍安全通聯。”話語樸素，卻勝過任何勛表。

抗美援朝期間，美軍雷達強力壓制，前沿電臺頻頻失聯。王諍率技術組進駐開城，利用地形折射和頻率跳變原理，設計“鷂鷹”計劃：夜間高功率短突發，白天超短波散射，成功避開干擾。志愿軍指揮鏈隨即恢復，長津湖、上甘嶺等關鍵戰斗通信無斷點，前線來電稱他為“看不見的電線桿”。此時他已年過四十，卻依然通宵調測。

1978年7月22日，王諍病逝于北京。那天清點遺物，除了兩套軍裝、一部半舊晶體收音機，再無他物。故鄉武進羅陽鎮為他立像，塑的正是年輕時托舉報話器的姿勢。每到清明，總有人駐足良久，輕聲講起那臺在雨夜里被重新點亮的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