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就業新形態已成常態，要填平小微企業和勞動者面臨的“數智鴻溝”

2026年4月28日，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聯合主辦，網商銀行、螞蟻集團研究院協辦的光華思想力研討會暨中國小微經營者調查報告發布活動，在光華管理學院成功舉辦。本次研討會以“小微經營者，微光成炬”為主題，匯聚學界權威、業界專家與行業實踐者，深度剖析小微經營現狀、研判發展趨勢，并圍繞小微理財、AI賦能、民營經濟政策等關鍵議題展開研討，為小微經濟高質量發展貢獻智慧。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蔡昉在活動上作題為《小微企業如何分享AI機遇》的主旨演講，以下基于現場觀點整理：

當前人工智能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帶來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笆逦濉币巹潓抵墙洕l展作出的部署中，特別關注數智經濟如何幫助小微企業獲得相對均等的機會，提出“建設數智化轉型促進網絡，健全中小企業數智賦能服務體系”，“鼓勵科技領軍企業向中小微企業開放科研條件和應用場景、提供技術開發服務”等。

蔡昉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對所有曠日持久解決不了的難點、堵點提供新的機會，或許能帶來根本性突破，小微企業發展自然也在其中。

對于抓住機遇、應對挑戰，蔡昉認為需要關注幾個方面：第一，人工智能的開發與分享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FP），而全要素生產率恰恰是當前經濟增長相對乏力的主要制約。第二，人工智能具有“零邊際成本”特征，模型開發出來之后幾乎沒有成本，可以無限使用，并且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這些特點恰好可以用來消除規模歧視和障礙。第三，應當用好開源、平權等新特征來消除數智鴻溝。反之，如果沒有好的制度設計，人工智能發展越快，數智鴻溝可能越大，反而加劇分化。

蔡昉強調，最需要警惕的是三種情形：一是小微企業在“數智鴻溝”中成為被隔在技術紅利之外的一方，鴻溝趨于越來越大；二是出現“K字形”的經濟分化，部分企業越來越好、進入良性循環，另一些則地位進一步降低、面臨的困難進一步強化；三是也可能出現“E字形分化”：一部分向好，一部分慘淡經營但努力跟進，還有一部分被創造性破壞所淘汰。政策的目標應當是避免小微企業成為“創造性破壞”的受損一方，充分用好人工智能的新機遇。

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潛力無限，以人工智能推動更深層次資源配置

蔡昉分析稱，當前小微企業面臨的供需兩側制約均明顯增強。“十五五”的增長任務目標以定性為主，定為“中等發達國家”，據此可以推出定量要求，即以2020年為基期，以不變價計算，在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達到22000美元左右。以此倒推“十五五”期間人均GDP年均增長率應為4.4%-4.8%，這與估算的潛在增長率基本相符。

潛在增長率逐年下降符合收入越高越回歸世界平均水平的規律，但這一增速并非注定的。改革可以帶來紅利并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而提高潛在增長率。改革紅利之上疊加人工智能紅利，完全可能實現更高的增長，“翻一番”只是有保障的底線。與此同時，這也要求在需求側能夠切實支撐潛在增長率。

針對全要素生產率這一核心議題，蔡昉從提高路徑特點和演進升級兩個層面進行了深入闡述。他引用數據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勞動生產率與全要素生產率經歷了從高速提升到增速放緩的過程。隨著人口紅利消失、收入水平進入更高階段，經濟增長速度回歸的同時，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也有所放緩。要實現2035年目標，必須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

蔡昉指出，關于人工智能能否提高生產率，目前各界存在較大爭議，經濟學家也有人持懷疑態度，“索洛悖論”（Solow Paradox）的代表性觀點是“到處都能看到計算機時代的到來，唯獨在生產率統計中看不到”。當前確實尚難從統計數據中直接看到人工智能帶動生產率的提高，但認真研究人工智能的性質和未來發展方向，至少有幾點值得關注。全要素生產率的本質是配置效率，不是簡單應用技術就能自動提升，而是依靠用最好的技術、最好的能力重新配置生產要素，將配置不好的企業淘汰掉，將配置最好的留下來，從而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整體提高。

利用人工智能的模型、編程和數據，可以大大減少過去“試錯”“干中學”和“減材式”配置中的資源和時間浪費，將資源配置變成一個可以無限深入的過程。過去全要素生產率主要來自大板塊的重新配置，即剩余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帶來的效率提升，如今這種效應已經減弱，但人工智能可以幫助將資源配置的顆粒度越變越小、深入到更細微的層次，因此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潛力是無限的。

蔡昉強調，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在于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由于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要保持增長就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過去常用的辦法是加快資本深化、提高資本勞動比。除小微企業外，一般企業、中型企業、大企業和央企通常不缺資金，大規模投入資金和放松信貸條件的結果是投資回報率顯著下降。這其中有效率不高、資金使用不佳的因素，但更多是規律的體現：當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時，資本邊際報酬遞減便成為必然。

近年來，GDP增速與資本存量增速之比（即“GDP投資彈性”）持續走低，是資本報酬遞減和投資回報率下降的必然結果。抑制這一趨勢必須依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不是繼續用資本深化的辦法去提高勞動生產率。

小微企業生存期或將更短，亟需用制度填平“數智鴻溝”

蔡昉進一步將討論聚焦于小微企業在新格局中的處境與出路。他指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需要兩個路徑，兩者并非擇一而行，而是兩位一體、同時發生。

第一個路徑是資源配置效應。過去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中，近一半來自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從農業到非農產業、從中西部向沿海地區的轉移和重新配置。隨著勞動力總量和農村剩余勞動力都在減少，“疾風暴雨式”的生產率提高過程正轉變為“毛毛細雨”，進入行業間、行業內部企業之間等更小顆粒度的配置。

這同時也導致一些性質變化。農民進城或剩余勞動力轉移總體上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微觀上勞動者增加了收入，宏觀上改善了全要素生產率。但未來的企業間配置越來越不帶有這種性質，總是有存活下來的、有死去的，有進入的、有退出的，創造性破壞效應必然越來越明顯發生。在這一過程中，小微企業需要克服的障礙明顯更大，往往容易成為“創造性被破壞”的對象或受損方。

蔡昉分析稱，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或人口紅利消失前的三十年，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中，一部分來自資源重新配置，另一部分則來自創造性破壞效應。

未來仍然需要依靠這兩者，小微企業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應被排斥在這一過程之外。企業的出生、成長、退出，是企業需要面對的正常生態循環，極少有企業能長命百歲。第五次經濟普查至2023年的數據顯示，全國企業法人中97%是2001年以后出現的，87%以上是2011年之后出現的，說明企業始終處于周而復始的生生死死之中。就業同樣如此，也略有不同，因為特定企業的就業可能消失，勞動者會去另一家企業就業。就業本身不會消亡，但崗位更替不斷發生。

科技創新本身就是創造性的破壞，越是強有力的、顛覆性的技術進步和產業變革，其創造性越強，破壞性也就越強。人工智能尤其如此，未來企業的生死進退將更加頻繁，就業的被替代、再就業、再被替代的循環將越來越強烈，“E字形分化”也將成為常態，而小微企業首當其沖，進退生死的速度比其他企業更快。

蔡昉指出，未來小微企業的生存期可能更短。需要思考的不是以培養“僵尸企業”的方式延長其生存期，而是幫助它們健康地活下去，或者在退出后能夠再生，或者即使無法再生，勞動者也能得到有效的社會保護。這是面臨的更大挑戰。從就業維度看，就業和失業都是創造性破壞的結果。幾百年來技術進步始終伴隨著“就業破壞”，但從長期看也存在就業創造，且從長期看就業創造的規模會更大、更持久。

因此，可以預計未來就業變化將呈現“J字形”軌跡：前面的下行部分在短期可以看到，事實上已經出現。當前統計中的“新增城鎮就業”是創造的部分而非凈增，年底與上年底城鎮就業的差額才是凈增。近年來，新創崗位轉化為凈增崗位的比例在逐漸下降，近兩年下降更快。隨著人工智能廣泛應用和滲透率提高，這一趨勢還將增強。

蔡昉表示，“J”形的下行部分是確定的，而能否迎來上行的部分即就業創造則不是自然而然的，必須依靠對路、有效、可持續的政策來應對，或者說應當人為地去把控和引導“J字形”的變化趨勢，其中應當包含專門針對小微企業的扶助政策。當前所提倡的“就業友好型的發展方式”，應將扶助小微企業作為積極就業政策的重要方面。

以AI之道還治AI之身

在政策理念與實施舉措層面，蔡昉提出了系統性思考。他指出，就業新形態已經成常態。過去傾向于將新就業形態等同于非正規就業，如今最重要的一點是應當在新就業形態和非正規就業之間畫上一個不等號。這并不意味著兩者一定不相等或不重合，而是應當通過政策努力讓它們之間是不一樣的。

新就業形態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隨著人工智能發展越來越快、向經濟各部分的滲透越來越深入，就業形態或將花樣翻新?，F在看到的新就業形態，未來還會有現在難以想象的新形態出現，唯獨不太可能回歸過去傳統的單位就業形態。由此出發，應當改變原有思路，著眼于讓社會保障和勞動力市場制度去適應新的形態，而不是試圖將新形態拉回舊的框架。

蔡昉強調，政策理念需要從高處著眼。生產率的提高與分享是共生共榮的兩翼，人工智能帶來的生產率紅利也應當得到分享。他借用并轉義了中國老話“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原意是即便窮一些也要分得公平，而未來應關注的是：在資源不再稀缺的前提下，提高了的生產率和更為豐富的社會財富如何實現均等分配。

應當秉持一個核心主張：企業要有優勝劣汰，因為沒有優勝劣汰就沒有資源重新配置，就沒有生產率的持續提高；但勞動者不應該分輸贏，從人的角度不應該有贏家和輸家。

蔡昉指出，應該填平小微企業和勞動者面臨的“數智鴻溝”。這種鴻溝是與生俱來的、是無可避免的，但政策可以將其填平，才能讓小微企業和勞動者共享生產率提高的成果。特別應當善用人工智能的報酬遞增特點和零邊際成本性質，用它的賦能力量去化解它帶來的破壞因素。最終，要將“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將更多資金用于社會保障和人力資本。小微企業面臨創造性破壞，生死循環無法避免，但必須對小微經營者和受雇者進行社會保護，不能讓他們在失敗之后成為“輸家”。

來源|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排版| 李珅

編輯 |王小雅

審閱| 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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