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拿伊拉克石油收入當把柄，動不動就威脅斷供，這算什么盟友？

上周四，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致電伊拉克新任總理提名人阿里·扎伊迪，祝賀他獲得這一職位提名。此前，特朗普曾公開反對前總理努里·馬利基再次角逐這一職位，理由是他與伊朗關系密切。

他還說：“我們期待伊拉克與美國之間建立一種強大、充滿活力且富有成果的新關系。這將是我們兩國之間一個偉大新篇章的開始。”

對那些還記得當年美國入侵伊拉克理由的人來說，這種疏離關系顯得格外諷刺。冷戰結束后，這場戰爭曾被描繪成自由民主不可阻擋擴張進程中的又一步，不僅據稱有利于伊拉克人，也有利于美國人自己。

喬治·W·布什在第二次就職演說中說：“我們國家自由的存續，越來越取決于其他國家自由的成功。我們這個世界實現和平的最大希望，是讓自由擴展到全世界。”這場演說發表時，距離原本被視為伊拉克2005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議會選舉只有幾天。布什并不是唯一一個宣稱伊拉克事關美國國內利益的人。正是這種說法，被用來為那場戰爭中付出的數千條生命和數十億美元成本辯護。

時任美國駐伊拉克大使扎爾梅·哈利勒扎德曾說：“伊拉克是我們這個時代決定性挑戰的核心。”他還說：“伊拉克發生什么，會影響整個地區；而那個地區發生什么，又會影響我們所有人。”

但二十年后，伊拉克國內政治在美國選民眼中幾乎沒有存在感。很少有美國選民能說出這個國家新總理的名字，更不用說描述其當下的政治格局。

如果要補上這段歷史背景，那么結論是：在熬過多年內戰、國家崩塌和極端主義之后，伊拉克從未真正成為美國政客當年所描述的那種民主國家，也沒有成為像德國或日本那樣親美的附屬國。相反，它建立起的，本質上是一個受鄰國伊朗左右、由什葉派多數主導的政府。

盡管特朗普在扎伊迪獲提名后發表了緩和姿態的言論，但這位幾乎沒有從政經驗的富商所面對的現實是，美國軍方正越來越多地打擊同一個伊拉克政權，而這個政權恰恰是2003年那場入侵扶上臺的。

最近幾周，在針對伊朗及親伊朗什葉派民兵的更大范圍戰爭背景下，美國在伊拉克境內發動了一波又一波致命空襲。

有些襲擊造成數十名普通義務兵或安全部隊成員死亡，而這些人并未參與針對美國的襲擊。這激怒了許多伊拉克人，其中也包括該國原本相對親美的公民社會人士。過去一個月，伊拉克多地爆發大規模抗議，譴責這些襲擊以及美國對伊朗的戰爭。

美國對伊拉克部隊的轟炸，發生在此前數周什葉派民兵對駐伊美軍陣地實施導彈打擊之后。這些民兵此舉是出于對伊朗的聲援。

這些襲擊迫使位于巴格達、規模龐大的美國大使館館區撤離，也再次引發一個問題：美國當年付出巨大代價入侵伊拉克，究竟得到了什么？以及，為什么那些為這場戰爭辯護并發動戰爭的美國精英，始終沒有真正被追責？

即便還不能說伊拉克已完全淪為附庸國，但今天的伊拉克無疑深受鄰國伊朗影響。伊朗在伊拉克政治精英層乃至經濟體系中，都享有優先進入的渠道。

如今德黑蘭所享有的這種特殊關系，正是許多美國政客和安全官員當年聲稱華盛頓會在戰后獲得的東西。但最終，真正從這場沖突中受益的，按邏輯看更像是這個與許多伊拉克人共享宗教紐帶和歷史聯系的鄰國。

我曾報道過一批2019年泄露的伊朗情報機構機密電報，后來這些材料由《攔截》與《紐約時報》刊發。這批電報以極其鮮明的方式揭示出，2003年的入侵實際上等于把伊拉克拱手送給了伊朗。

這些電報顯示，伊朗對伊拉克各個層面的滲透程度驚人。參與者不僅包括伊朗情報和安全官員，甚至還有商業承包商和宗教權威人士；他們幾乎已把這個國家變成自身勢力范圍的延伸。

伊朗和伊拉克都以什葉派人口為主，但在美國占領之前，這種共同的宗教屬性從未自然轉化為政治同盟。1979年革命之后，伊拉克什葉派并未響應魯霍拉·霍梅尼發出的革命號召。

相反，在整個1980年代，他們與本國同胞一道參加了對伊朗的殘酷戰爭，數十萬人為保衛當時仍屬世俗的復興黨國家而戰死。

直到美國入侵之后，伊拉克的什葉派、遜尼派、基督徒以及構成這個社會斑斕拼圖的其他較小少數群體，才被迫面對一種新現實：宗教和部族身份壓倒了其他一切考量。

伊拉克國家機器突然被解體，卻沒有任何替代方案，這為一種典型的安全困境埋下伏筆。這種真空局面最終引發了一場極其慘烈的教派內戰。

多年下來，隨著伊拉克社會不斷瓦解，這種局面又催生出承諾復仇與救贖的遜尼派極端組織，例如“伊斯蘭國”，以及今天仍對國家施加影響的強硬什葉派民兵。

諾亞·費爾德曼在其2020年出版的《阿拉伯之冬》一書中寫道：“美國摧毀了伊拉克國家，卻沒有用任何能夠有效維持秩序的實體取而代之，這迫使普通伊拉克人去依附那些能夠保護他們免受傷害的群體。”

他接著寫道：“事實證明，對伊拉克人來說，最容易抓住的認同，就是族裔和教派身份；南斯拉夫解體后的巴爾干地區也是如此。”

費爾德曼還指出，后來成為內戰基礎的教派分裂，并不是因為所謂“古老仇恨”驅動了當下敵意。相反，那些分裂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成了最顯眼的歸屬標識，讓人們相信，同類人確實有可能保護自己。而且，從來不缺組織動員者去說服人們相信這一點。

今天的伊拉克政府，正是這種環境的產物：美國入侵造成的安全困境，最終通過把權力分配給什葉派多數人口來加以解決。

這一安排得到了鄰國伊朗的支持。這個曾經的敵人，后來開始被許多什葉派視為一個相對沒那么壞的選擇。

遜尼派伊拉克人成了新秩序中的失意者。他們很早就意識到，美國入侵會讓自己處于不利地位；隨后，他們遭到由美國支持的什葉派主導死亡小隊襲擊，最終又在命運推動下轉向“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試圖借此自保，并維持自己在該國一隅的權威。

伊拉克基督徒的處境更糟。這個人口占比更小、又缺乏強大外部庇護者的古老群體，遭受了一系列暴力襲擊，最終引發大規模外逃。

所有這些悲劇，與美國利益究竟有什么關系，從來都說不清楚。這場戰爭并沒有給普通美國人帶來任何顯著好處，卻實現了許多伊朗官員多年來的夢想：他們曾長期與伊拉克作戰，最后卻因為喬治·W·布什和新保守主義者替他們費力清除了這個地區最痛恨的敵人，得以輕松前往卡爾巴拉和巴格達這樣的城市。“為什么美國人要攻擊我們？”

盡管近來伊拉克境內民兵組織與美軍之間再度交火，兩國之間確實仍維持著某種關系。但這是一種明顯失衡的關系：美國向巴格達設定政治條件，并保有切斷其石油收入的能力。

自2003年入侵以來，華盛頓一直通過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事實上掌控著伊拉克的這部分收入。這種金融上的卡脖子，多次讓美國在巴格達的政治決策面前擁有決定性籌碼。

這一架構建立于2003年入侵后的最初階段。當時，聯軍臨時管理當局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設立了“伊拉克發展基金”，布什總統還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保護這筆資金免受與薩達姆時代相關訴訟的影響；此后歷屆政府都續簽了這一命令。

最初作為重建機制設立的安排，后來逐漸變成一種隱蔽而持久的施壓工具。每當巴格達朝著華盛頓反對的方向行動時，歷屆美國政府都可以以暫停伊拉克獲取本國石油收入相威脅。

這種不平等關系，自然不會讓許多伊拉克人對所謂“解放者”產生好感。最近幾周，在多起針對伊拉克安全部隊的致命襲擊發生后，這種情緒只會進一步惡化，其中甚至包括那些名義上與美國而非伊朗站在一起的部隊。

今年3月，美國軍機襲擊了一個伊拉克軍事基地，造成數名士兵死亡。迫于公眾憤怒，伊拉克政府隨后警告稱，保留對這次襲擊作出回應的權利。

一名伊拉克將軍在接受當地記者采訪時憤怒地說：“這是美國發動的襲擊，因為我們識別出了機型，是A－10，這種飛機只有他們使用。”他接著質問：“為什么美國人要攻擊我們？”

伊拉克國防部隨后表示，它“完全保留按照既定法律框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回應這一侵略的權利”。此后，美國駐伊拉克代辦也被召見，接受抗議。

如今，華盛頓正在對伊拉克的鄰國伊朗發動戰爭。美國領導人再次試圖說服美國民眾，相信這場行動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這一次，他們一邊淡化不斷擴大的經濟反噬，一邊錯誤地宣稱，另一種選擇就是核毀滅。如果結果不佳，那么戰后出現類似的無人負責局面，恐怕也并不令人意外。

特朗普向又一位可能出任伊拉克領導人的人物發出祝賀，應放在今天伊拉克與美國這種普遍混亂而不愉快的關系中來理解。這正是一場戰爭留下的遺產：兩國中其實都很少有人真正想要這場戰爭，但它卻在兩國以及更廣泛地區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