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莉薩·秀雅·迪薩潘：書寫對身份的探尋

埃莉薩·秀雅·迪薩潘1992年在法國西南地區的薩拉小鎮出生，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韓國人，全家先后在巴黎、首爾和瑞士生活，1999年在瑞士汝拉州的波倫特魯伊定居。2005年，埃莉薩·秀雅·迪薩潘取得瑞士國籍，2014年獲得瑞士文學學院寫作方向學士學位，2016年獲得洛桑大學現代法語碩士學位，同年，24歲的她出版了首作《束草的冬天》，作品榮獲羅伯特·瓦爾澤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這一年，埃莉薩·秀雅·迪薩潘還被汝拉州政府任命為汝拉州大使。

或許是某種自我身份的投射，《束草的冬天》的女主人公“我”也是混血。“我”的母親是韓國人，在魚市工作，“我”由母親撫養長大，自出生以來從未見過父親，母親說他是法國人，認識母親時正在韓國從事漁業工程方面的工作。“我”在首爾大學學習韓語和法語文學，畢業后回到束草，在樸大叔的民宿幫忙，登記入住、準備餐飲、收拾客房，這些都是“我”的工作內容。在這樣的契機下，“我”認識了前來入住的法國人凱朗。

“我”在后面的交談中得知凱朗是一名漫畫家，他出版了一個系列漫畫，講的是一位考古學家周游世界的故事。他目前正在著手進行的是這個系列的第十卷，也是最后一卷。“我”帶他去超市購買墨和紙，開車陪他去邊境游覽。凱朗幾乎每晚都在畫畫，“我”喜歡透過門縫看他作畫時的樣子。在“我”得知凱朗要返回法國前，“我”想邀請他嘗一嘗“我”做的河豚魚片，然而凱朗不告而別，“我”望著空無一人的房間，寫字桌上放著一本他畫漫畫的筆記本。

小說到這里就結束了。對女主人公來說，凱朗究竟是一個她憧憬的法國父親形象，還是一個美好的戀人模樣？作家沒有明說，我們作為讀者也只能暗自揣度。凱朗筆下的漫畫以水墨為主，墨色在紙上暈染。他們走在束草的冬天里，看霧氣彌漫的山谷。一個又一個畫面，如水墨，似云霧，他們的故事沒有開頭，沒有結尾，模糊不清，捉摸不透，靠近又疏離，吸引又排斥。正是這種宛若印象派一般的朦朧之美賦予了這本小書以獨特的閱讀體驗，埃莉薩·秀雅·迪薩潘筆下細膩真摯的描寫也收獲了很多讀者的喜愛。

兩年后，埃莉薩·秀雅·迪薩潘出版了第二部小說《彈珠游戲》。作品依舊是以第一人稱“我”的口吻展開，聚焦對不同語言的探討、對多重身份的書寫。只不過這一次“我”有了姓名，叫作克萊爾。在29歲那年夏天，克萊爾從瑞士來到東京看望外公外婆，并且計劃九月帶他們回韓國看看。1952年，外公外婆兩個人，一個18歲，一個19歲，為了逃避朝鮮戰爭，乘船來到日本，當時外婆已經懷上了克萊爾的母親。而后一家人在日本定居，轉眼外公外婆已經在日本生活了大半輩子，而克萊爾的母親長大后便離開了日本，前往歐洲生活。

剛到日本時，為了謀生，外公開了一家名叫“閃亮”的彈珠機廳。在當時，這或許是最好的出路，“在日朝鮮人由于國籍問題而難以進入當地勞動市場。他們發明了一種娛樂活動。直立式釘子板。彈珠。機械彈簧。用彈珠換香煙。”如今，盡管外公已八十多歲，依然堅持每天開店，晚上11點彈珠機廳關門后才會回家。彈珠機在日本的地位稍顯尷尬，盡管不少人去玩，但大家卻看不起這種娛樂方式。所以，克萊爾很少主動提及外公開的店，常常用“一家小店”簡單帶過。

在日本的這段時間，克萊爾擔心自己無事可做，在外公外婆住所附近找了一份兼職，給一個名叫美惠子的十歲孩子上法語課。美惠子的媽媽小川夫人也是法語教師，但她說自己要在八月為新學年的開學典禮作準備，不想讓女兒總是獨自一人。除了日常的法語練習外，克萊爾還帶著美惠子去迪士尼游玩，去上野公園看動物，給她讀童話故事。有一天，克萊爾和美惠子從迪士尼樂園回來，小川夫人問克萊爾是否讀過《海蒂》。克萊爾努力回憶了一下，小時候媽媽應該給自己讀過，但是她已經印象模糊了。

《海蒂》是瑞士女作家約翰娜·施皮里用德語創作的文學作品。1937年根據《海蒂》改編的第一部有聲電影在美國上映，由童星秀蘭·鄧波兒主演，電影在美國非常賣座，很快也征服了歐洲和亞洲的電影市場，在日本更是廣受歡迎。1974年，日本導演高畑勛創作了動畫連續劇《阿爾卑斯山的少女》，海蒂成為日本青少年心中的小英雄。不僅如此，在日本還有一座主題公園，名叫海蒂村，正是以動畫片中的圖景為原型修建而成。這也是為什么小川夫人會這么說道：“我先看了動畫片，很久之后才知道那最初是一本書”“我原本以為是日本人寫的作品”。

幾天后，克萊爾翻看小川夫人的書架，看到了《海蒂》的法文譯本，書中到處都是用綠色圓珠筆寫的日文旁注。仔細想來，海蒂和克萊爾之間不乏諸多相似之處。海蒂游走在瑞士和德國兩個國家之間，而克萊爾則是從瑞士出發來到日本，還打算繼續前往祖輩曾經生活過的韓國。埃莉薩·秀雅·迪薩潘巧妙地將海蒂的故事和克萊爾的生活交織在一起，用海蒂的經歷喻示克萊爾的尋根之旅。

在《彈珠游戲》里，克萊爾一直期待帶著外公外婆回到故土。在小說結尾之際，三個人的韓國之行終于要開始了。由于外公外婆不想搭乘飛機，所以他們需要輾轉幾個地點：“東京。名古屋。京都。新大阪。廣島。博多港。三小時的渡輪到達釜山，乘火車前往首爾。”然而，在碼頭上，外公外婆卻沒有登船的意思，相反，他們在背后推克萊爾，讓她上船。克萊爾從外婆的嘴唇上讀到了：“Go，go.（走吧，走吧。）”在這個時候，克萊爾聽到了擴音器的播報內容，“用日語播報安全須知，用韓語重復一遍”，直到擴音器不再播報，“只剩回聲。融為一體的多種語言的回聲。”

《彈珠游戲》在這里結束，我們仿佛也聽到耳邊響起陣陣回響，一長串余音如同彈珠玻璃球落地發出的砰砰聲。克萊爾置身于法語、日語、韓語等不同語言之間，時常感到無奈和痛苦：“不是我的錯，我心想，什么都不說不是我的錯。忘了韓語不是我的錯。說法語不是我的錯。我是為了你們才學的日語。”然而，在外公外婆家里時，三個人之間的交流主要“通過簡單的英語或韓語單詞、手勢、夸張的面部表情完成。日語，從不。”

有次克萊爾和外婆一同出門，外婆的交通卡沒錢了，充值機正在維修，需要前往人工柜臺。外婆把卡遞給克萊爾：“你去吧。我什么都看不清。”克萊爾知道外婆撒謊，她不想去人工柜臺，因為那里必須說日語。外婆的母親也是如此，在過去朝鮮被半島處于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外婆的母親寧愿割掉自己的舌頭，也不愿意學習日語。克萊爾認為“語言取決于生活的國家”，她感到迷茫，語言到底意味著什么。克萊爾堅持讓外公外婆回到故國尋根，或許，想要尋找根基的人，其實是她自己。

語言之所以在埃莉薩·秀雅·迪薩潘筆下占據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為語言和身份緊密相連。從束草的冬天，到東京的夏日，埃莉薩·秀雅·迪薩潘始終在一種“多語言”的環境下書寫對身份的探尋。小說中的主人公多少帶有一點作家本人的影子。小時候，埃莉薩·秀雅·迪薩潘生活在瑞士時，因為長了一張亞洲面孔，周圍同學看她總是帶著異樣的目光。等到她回到韓國，又面臨著被視作西方人的尷尬處境。游走在多種文化之間，寫作成了她探索自己內心的方式。久而久之，她對身份有了不同的看法，她逐漸明白，自己并非一定要屬于某一個固定的群體。“我的自我不再依賴于一個國家、一種語言或一種文化。真實的我生活在世界各地，我感到非常解脫。”在今天這樣一個身份不再是單一的、固定的、不變的時代，對身份的探尋或許需要在某種流動中實現。

（作者系法語譯者、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