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敏感時刻，65歲高市早苗選擇性下跪，新華社批其雙面嘴臉

歷史關鍵節點之際，65歲的日本政界要員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的戰爭紀念園內俯身跪地、雙手奉上鮮花。她身形低垂，面容凝重，動作緩慢而莊重，仿佛將對戰爭后果的鄭重致意，融入每一次呼吸與指尖的微顫之中。

可這份“莊重”，卻從未投向曾遭日本軍國主義鐵蹄踐踏的亞洲鄰邦——面對那些尚未愈合的歷史創口，她始終昂首挺立、言辭鋒利，毫無歉意可言。

新華社迅速發布評論文章予以嚴正駁斥。這場看似虔誠的跪拜儀式，究竟是發自內心的悔悟之舉，還是精心設計的政治布景？

先來看此次下跪所處的時代坐標：2025年，恰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亦是東京審判正式開庭整整80個春秋。這一時間節點，承載著沉重的歷史分量與現實警示意義。

她專程奔赴澳洲完成這一舉動，并非臨時起意，而是經過周密安排的戰略性亮相。

作為日本右翼政治力量的重要代表人物，高市早苗從未以嚴肅態度正視本國侵略史實，反而長期致力于美化殖民擴張、推動憲法修改及軍事松綁等系列行動。

她累計參拜靖國神社逾十次，該場所供奉著14名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定罪的甲級戰犯；她多次在公開場合質疑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否認強征“慰安婦”的系統性暴行，甚至將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對外發動的大規模侵略戰爭，歪曲為所謂“生存所需之自衛行為”。

更值得關注的是，她持續力推修訂《日本國憲法》第九條，主張廢除“不保持陸?？哲娂捌渌麘馉幜α俊钡暮诵臈l款，推動自衛隊升格為“國防軍”，并提出大幅提高防衛預算，謀求所謂“先制打擊能力”，即具備遠程攻擊敵方軍事基地的實際作戰功能。

在涉臺議題上，高市早苗頻頻釋放危險信號，公然背離一個中國原則與中日建交時簽署的聯合聲明基本精神。

她在日本國會發言中直言：“若出動艦艇并伴隨使用武力，無論從何種邏輯推演，均極可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此番表態實質上是在傳遞一種明確戰略暗示——“臺灣發生沖突即等同于日本國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脅”，為未來可能介入臺海局勢預留政策接口。

此外，她還曾親自赴臺訪問，高調倡導所謂“日臺安保協作機制”，企圖構建事實上的準軍事同盟架構，其真實意圖在于借炒作臺灣問題制造區域安全焦慮，進而為日本加速擴軍提供正當化借口。

如今她在堪培拉低頭獻花，既非出于對戰爭苦難的真誠追思，亦非對歷史責任的深刻反省，而是一場面向澳方的政治示好行為，旨在為日澳雙邊關系注入新動力。

須知，她此次訪澳的核心議程，聚焦于強化兩國在關鍵礦產資源開發、清潔能源供應鏈重構以及聯合防務體系建設三大領域的深度協同。這場跪姿表演，不過是服務于現實外交目標的一次低成本姿態展示。

而高市早苗之所以敢于如此公開施行“雙軌敘事”，根源在于日本社會內部根深蒂固的歷史修正主義土壤。

或許不少人尚未意識到，日本國內右翼勢力近年來已悄然構筑起一套系統化的“歷史再詮釋工程”，涵蓋學術研究、媒體傳播、教育體系與公共紀念等多個維度，核心訴求便是弱化侵略戰爭性質，擺脫戰后國際秩序框架的約束力。

最具象征意義的場所，仍是靖國神社——其中供奉著東條英機等14名經國際法庭判決確認的甲級戰犯。

與此同時，日本部分右翼團體不斷鼓噪稱東京審判是“戰勝國單方面強加的司法霸權”，是“違背程序正義的政治審判”，試圖動搖二戰后確立的國際法基石，為其翻案行動尋求理論支撐。

在歷史教育領域，日本的做法尤為值得警覺。

當局主導修訂中小學歷史教科書，將原本明確記載的“日軍殺害大量戰俘和平民”，篡改為“波及戰俘與平民，造成眾多傷亡”，刻意模糊屠殺行為的主觀惡意與組織性特征；更有甚者，直接刪減或淡化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具體史實描述，導致新一代日本國民對這段黑暗歷史的認知日益碎片化、空洞化。

更需高度關注的是，這種歷史觀的扭曲并非孤立現象，而是獲得了特定政治力量、財團背景與輿論平臺的多重支持，已然演化成一套制度化運作的意識形態體系。

他們慣于選取片面史料、建構“受害民族”話語，將日本塑造為戰爭受害者而非加害者，借此轉移焦點、消解罪責，使侵略歷史在公眾記憶中逐漸失焦、褪色。

此類顛倒黑白的操作，不僅嚴重傷害了亞洲各國人民的情感認同，更是對二戰以來形成的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構成實質性侵蝕。

高市早苗此次選擇性跪拜，正是這套歷史修正主義邏輯的外延體現——她試圖借局部姿態換取國際信任，用形式主義的謙卑掩飾實質性的軍事野心。

近年來，日澳防務合作節奏明顯加快，合作層級已由早期的人道援助與災害響應，躍升至涵蓋情報共享、后勤保障、聯合演訓乃至裝備聯合研發的全鏈條軍事協作。

雙方先后簽署《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軍事信息安全保護協定》《互惠準入協定》三項關鍵文件，實現聯合行動中物資調配、數據交換與部隊駐訓的常態化機制；兩國海軍陸戰隊、潛艇部隊亦頻繁開展針對性聯演，課目覆蓋水下反潛、兩棲登陸、島嶼奪控等高強度實戰場景。

尤為關鍵的是，日本與澳大利亞達成協議，將以日本海上自衛隊“最上”級多功能護衛艦為技術藍本，共同研制澳大利亞下一代主力水面艦艇。此舉標志著日本首次突破戰后武器出口限制，向盟友輸出主戰平臺，具有里程碑式意義。

日本此舉表面看是拓展對外安全伙伴關系，實則蘊含深遠的地緣政治考量。

一方面，它希望通過“防務產品外交”，繞開美國單一依賴路徑，嵌入西方多邊安全網絡，逐步獲取與傳統軍事強國相匹配的身份認可；

另一方面，借助與澳方的深度綁定，倒逼國內修憲進程提速，借外部合作壓力推動國內法律體系松動，為徹底解除和平憲法對軍事行動的限制鋪平道路。

有人或許會問：作為二戰戰敗國，日本是否真能無視國際共識，肆意突破戰后體制設定的紅線，重啟軍事擴張之路？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二戰后建立的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治理體系，其根本使命就在于防范軍國主義復燃、守護全球和平穩定大局。

而當前日本一系列舉動——包括高市早苗的雙重標準言行、系統性歷史修正主義實踐、日澳防務一體化趨勢——無一不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的試探性沖擊，無不顯露軍國主義幽靈再度浮現的風險征兆，這必須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戒備。

新華社點名批評高市早苗的“兩面派”做派，不只是針對個體言行失范的警示，更是向全世界發出的重要提醒：務必穿透表象，洞察日本右翼勢力深層的戰略圖謀。

歷史真相不容涂抹，戰爭罪責不容推諉。日本當年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亞洲各國帶來的深重災難，早已鐫刻于億萬民眾的記憶深處，絕不會因幾束鮮花、一次跪拜而被抹去。

高市早苗式的“選擇性懺悔”，無法改寫鐵證如山的歷史事實，也無法掩蓋日本某些勢力謀求軍事再武裝的真實意圖，反而讓更多人看清了右翼政客粉飾太平背后的冷酷算計與危險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