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政府簽恥辱協議，把反侵略叫別人戰爭，百姓總統都不認

4月30日，在黎巴嫩南部城市提爾，3名在以色列空襲中遇難的黎巴嫩民防成員下葬，哀悼者圍著棺木痛哭。

如今，約瑟夫·奧恩在黎巴嫩被廣泛稱作“我們土地上別人的總統”。這一說法，正是對他本人此前表述的反向挪用。自2024年11月停火以來，他曾把針對以色列侵略的抵抗稱為“我們土地上別人的戰爭”。這一變化本身，就說明在相當一部分公眾眼中，他的正當性已經被嚴重削弱。

這樣做的結果，是將抵抗和解放斗爭的歷史遺產事實上排除在外，否認它是黎巴嫩“馬賽克式”政治身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月2日，這一目標又以更明確、也更具強制性的方式體現出來。就在以色列對真主黨恢復抵抗行動作出回應的數小時后，政府將真主黨的軍事和安全行動定為犯罪。真主黨是在面對以色列持續侵略、克制了15個月之后，才恢復抵抗活動的。

到4月8日，這一安撫路線在制度層面呈現出最清晰的樣貌。當天，薩拉姆堅持要讓黎巴嫩與伊朗切割。在與華盛頓的談判中，伊朗一直把將黎巴嫩納入停火安排視為不可談判的紅線之一。

在拿掉這層外交保護之后，黎巴嫩官員迅速投入與以色列的談判，而且是在毫無屏障、力量極不對稱的情況下展開。更關鍵的是，這發生在以色列剛剛在黎巴嫩全國范圍內造成大量平民傷亡之后。

第二天的內閣會議上，薩拉姆又進一步表態。據報道，他把以色列的大規模軍事打擊解釋為針對真主黨戰斗人員和武器庫的行動，而不是針對平民和人道援助設施的襲擊；同時，他要求貝魯特的武器“只能由合法武裝力量掌握”。

4月14日，黎巴嫩政府在華盛頓會見了以色列駐美大使，4月23日又再次會面。就在這一時期，以色列宣布打算在黎巴嫩南部設立一個“安全區”，形式上是一條仿照加沙模式的“黃線”。這將禁止55個村鎮居民返回，并把大約百分之六的黎巴嫩領土變成一個被清空人口的軍事區。

而這種轉化，將通過拆毀、驅逐，以及對沿線前沿村莊的系統性破壞來實現。2026年4月的這份備忘錄，對以色列沒有施加任何約束：沒有撤軍義務，也沒有要求其為持續占領和每日違規行為承擔責任。

這一安排最荒謬之處在于，黎巴嫩政府原本把停止敵對行動當作談判前提，但最終卻坐到了談判桌前，對面是一個正利用談判期本身，完成其“安全”框架所需的人口調整和領土重塑的對手。

在沒有籌碼可供交換、也沒有真正條件可供施加的情況下參加這場失衡談判，而且此前還主動把黎巴嫩與伊朗更強勢的談判地位切割開來，奧恩——薩拉姆政府所表現出的，與其說是在為南部談判，不如說是在把南部擺上談判桌。

考慮到它所“談判”的對象究竟是什么樣的敵手，政府并非毫無認知。它完全知道，以色列并不存在撤軍或妥協的前景，只有一種2023年之后愈發明顯的、以徹底毀滅為邏輯的武力實踐。這一點，已經在加沙、黎巴嫩和敘利亞表現出來。

這種邏輯，對應著反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學者比克魯姆·吉爾所說的一種“展開中的辯證法”：也就是“殖民方程式試圖不斷通過施加更大的力量來更新自身，其目的在于對反殖民否定實現永久壓制”。

這份備忘錄通過一種極端不對稱的結構實現這一點：它保留了以色列“固有的自衛權”，并以具體措辭將其操作化，授權以色列可在“任何時間”對“計劃中的、迫在眉睫的或正在發生的攻擊”實施打擊。

4月26日，本雅明·內塔尼亞胡表示，以色列對黎巴嫩實施打擊的行動自由，是其與黎巴嫩國家達成協議的一部分。這一表態表明，特拉維夫收到這份備忘錄時，完全是按照它字面所寫去理解的：那就是一張傷害許可證。

備忘錄甚至承認“兩國并未處于戰爭狀態”。僅在3月2日至4月22日期間，以色列的襲擊就已造成2500多人死亡、8000多人受傷、超過120萬人流離失所，并摧毀或嚴重損壞了50000多套住房。這一切都發生在以色列持續入侵并占領黎巴嫩南部的背景下，公然無視相關現實。

但2026年4月這份備忘錄，對以色列沒有施加任何義務：沒有撤軍要求，沒有要求其為持續占領和每日違規負責，哪怕這些行為發生在它已簽署停火協議之后；對于已經造成的破壞，也沒有任何追責安排。

它卻把黎巴嫩走向結束暴力的道路，完全系于解除并拆除抵抗力量武裝這一條件之上。

這一點最清楚的證明，是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最近的表態。他說，美國正在努力建立一套體系，使黎巴嫩武裝部隊中“經過審查的部隊”具備訓練、裝備和能力，去追捕真主黨的相關人員并將其拆解，“這樣以色列就不必親自動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