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缺憾讓藝術補償 ——懷念阿瑩先生

秦腔《李白長安行》演出時，阿瑩登臺與演員們交流 作者供圖

2025年2月，是阿瑩告別這個世界的日子。這日子像一根刺，總在扎著我。正好西安朋友寄來《阿瑩作品集》，平復了我的些許心緒，也增添了我對阿瑩的懷念。

一年了，阿瑩這個名字還保留在我的微信通訊錄里。我總以為手機里還會跳出這兩個字，電話那頭還會傳來那個爽朗的聲音：“兄弟，我來北京了，咱吃個飯。”可這電話，再也不會響了。音容笑貌猶然在，人間華章成追憶。

我們的相識始于西安。與朋友三人飯間敘談，聊他的創作。那天說得最多的，竟是我的老家榆林。那是他創作出的一部音樂劇，以一句俗語《米脂婆姨綏德漢》命名，以充滿韻味的信天游為主調，讓黃土味大雅起來，在陜北影響很大，也獲得了國家文華大獎特別獎、優秀編劇獎及曹禺戲劇文學獎。當時只覺得他說起陜北的山水人物，比我這榆林人還動情。那次結識，像埋下了一顆種子，開啟了我們十多年的交往。

他每次來北京，總會打電話。沒有官場的客套，沒有寒暄的廢話，直奔主題：“在不在？出來坐坐。”飯桌上，他談的永遠是創作——又有了什么新想法，又卡在哪個關口，又發現了什么史料。他的世界單純得很，只有文學、藝術，以及那些還沒寫出來的故事。

第一次在北京見面，他帶來一本小說，《秦嶺深處》。寫軍工的，是他待了小半輩子的地方的生活。他在秦川機械廠從普通工人做起，一干二十多年，那里藏著青春，也藏著共和國國防的隱秘往事。后來，他把小說改成話劇。說實話，一聽這題材——深山里的軍工廠，一群人造導彈——我心里犯過嘀咕：能好看嗎？可坐在劇場里，我服了。那些沉默的、犟脾氣的、把命都搭進去的軍工人，一個個從舞臺深處走來，帶著煙火氣，帶著英雄氣。劇本獲得了田漢戲劇獎一等獎。

真正讓我意外的，是他對書畫的關注。

他說，管文化那幾年，有了地利之便，常泡在檔案館里。長安畫派的故紙堆，他一頁頁翻過去，竟翻出了感情，翻出了思考。他寫何海霞，寫劉文西，寫崔振寬。有一回通電話，說正在深圳采訪王子武。我驚訝：你怎么還這么下功夫？他笑：這樣才能有第一手材料。后來他把這些文章結集成《長安筆墨》，我才明白，他不是跨界，是在三秦大地上深挖。

更讓我沒想到的，是他鉆進了傳統戲。他創作的秦腔劇本《李白長安行》，在易俗社排演，西安城里動靜不小。他發來劇本，說“提提意見”，當然是客氣。我也真就斗膽說了幾句。他說，改，一直在改。后來發來演出照片，舞臺背景上懸著大幅書法，是李白的《將進酒》。他來電話說：“想把原來的背景字換掉，你寫一幅吧。”我大膽寫了，他也大膽用了。

阿瑩說：“你的字在舞臺上掛著呢，你該來看看。”我當真飛了一趟西安。晚上看完戲，他拉我上臺，讓我講幾句。對著一眾演員，我沒法拒絕他的真誠。我說了三個“ 沒想到” —— 沒想到這題材能演繹得這樣曲折動人，沒想到演員演得這樣精彩，沒想到秦腔竟能讓我這個外行看得淚水潛溢。這是我的真心話。他在一旁聽著，笑得滿足。舞臺的燈光打過去，他站在那里，身板挺直，英氣逼人。那一瞬間，我忽然覺得，他不像個官員，不像個作家，倒像個虔誠的守燈人，守著傳統戲曲那盞忽明忽暗的燈。

最后一次見面，是在西安。我要請他吃飯，他說他來安排。約到地方，聊的是新方向——他接任了黃陵基金會會長，想從書畫角度，把兩岸的資源調動起來，為黃帝文化做點事兒。那天他說了很多，眼里又有光了，像當年聊陜北的歌劇。可惜，許多事還沒來得及落實，竟成了永別。

后來常通電話。他說想把文字整理整理，出套作品集，要我題寫書名。我說西安乃至全國書法大家那么多，我一個無名小卒。他說：“沒關系，就你寫，我喜歡。”我寫了，手機拍了照片給他看，還沒定稿，說見面再商量。只是，再也見不著了。

阿瑩先生官銜高才氣也高，卻沒有一點架子。跟他在一起，永遠在聊創作，聊藝術，聊他最近又挖到了什么好東西。更重要的是，他太勤奮了。以他的條件，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生活，可他不，他把自己壓迫得像個“碼農”，一個字一個字地堆疊，成文，成章，成作品。每一頁紙上，都滲著心血。1977年開始寫作，到如今，歌劇、話劇、秦腔、散文、小說、畫論，一路寫過來，一路拿獎。2021年，那部五十萬字的長篇小說《長安》，改了十五六稿，他說，“ 完成了心底的一個夙愿”。寫的是軍工人，也是他自己——一生都在沉默中用力的人。

以今天的生活條件和醫療水平，71歲，委實太短了。蘇軾《次韻答子由》云：“ 好語似穿珠。”先生一生，便是那穿珠的人。如今珠子還在，穿珠的人，卻走了。

但生命的缺憾，只能用藝術來補償。他留下的那些文字、那些戲，那些舞臺上的光，會替他一直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