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老上司是土匪，湖南省委要槍斃他，賀龍向毛主席求情：不能殺

1949年深秋，湘西群山之間硝煙未散，鳳凰城外黃絲橋古堡里，一個六十七歲的老人正在等一封電報。此前，解放軍第四十七軍副軍長晏福生和聯絡部長顧凌申已經多次派人來勸他走和平這條路。他就是陳渠珍——統治湘西近三十年的＂湘西王＂。這個人的名字，在今天的鳳凰古城幾乎無人不知，但他差一點就死在新政權的槍口下。

陳渠珍1882年出生在湘西鳳凰，原名陳開瓊，7歲進私塾，16歲考中秀才。他不是那種草莽出身的匪頭子，祖上幾輩雖算不上大富大貴，但在當地也算書香門第?？渗P凰這個地方，自清朝以來就是＂地皆屯田，民皆兵籍＂，讀書人和兵痞只有一步之遙。1903年他考入湖南武備學堂，兩年后因成績出色升入將弁班，1906年畢業后分到長沙新軍當隊官。從此，他的命運就和槍桿子綁在了一起。

在長沙期間，陳渠珍加入了同盟會。1909年英軍侵擾西藏邊境，清廷調兵入藏，他被任命為援藏軍一標三營的督隊官，跟著部隊翻山越嶺打到了工布江達。武昌起義爆發后，駐藏部隊亂成一鍋粥，陳渠珍不愿卷入是非，帶著一百一十五名湘黔籍官兵，從羌塘草原出發，翻越唐古拉山，朝青海方向突圍。這條路走了七個多月，斷糧斷水、冰雪封路，到達西寧時全隊只剩七人。這段九死一生的經歷，后來被他寫成了那本著名的《艽野塵夢》。

回到湘西之后，陳渠珍在鎮守使田應詔手下當參謀，一步步積攢人脈和兵力。到了1920年，田應詔被架空調走，譚延闿任命陳渠珍為湘西巡防軍統領、辰沅剿匪總指揮，他由此掌握了湘西的軍政大權。同年湘西大旱，陳渠珍廣設粥棚賑濟災民，一下子就在百姓中樹立了威望。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和賀龍的緣分正式開始了。

陳渠珍委任賀龍為湘西巡防軍第二支隊司令。那時候的賀龍還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帶著一幫桑植子弟兵，在湘西闖出了不小的名頭。不過兩人的關系遠沒有后來傳說中那么溫情脈脈。根據賀龍自己的回憶，陳渠珍后來感覺賀龍對他構成了威脅，就命令賀龍隨石青陽入川，事后還給趙恒惕發電報，說賀龍叛變了。賀龍由此離開湘西，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這段經歷讓兩個人之間既有舊情，也有裂痕。

賀龍走后的十多年里，陳渠珍一心經營他的＂湘西王國＂。他打出＂保境息民＂的旗號，辦學校、開工廠、設銀行，甚至在鳳凰縣辦起了造槍、皮革、木器、印刷、毛筆等工廠。這些舉措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確實難得。但硬幣的另一面也不能忽視：他在湘西加收了鹽稅、大煙稅、火坑捐等約五六十種苛捐雜稅，鴉片稅更是他維持軍隊的主要財源。這個人不是什么純粹的好人，也不能簡單歸類為惡霸。他是亂世里一個精于算計、左右逢源的地方強人。

到了1930年代，賀龍已經是紅軍的高級將領，回到湘西開辟根據地。陳渠珍奉行＂剿共不剿賀＂的原則，凡是碰上賀龍帶領的部隊，他采取半打半和的策略；賀龍的隊伍需要借道他的防區，他也不為難。這里面有多少是念舊情，有多少是保存實力的算計，恐怕只有陳渠珍自己知道。但這筆人情賬，賀龍一直記著。

1935年何鍵趁紅軍長征之機，逼陳渠珍交出兵權。陳渠珍的新34師被改編，他本人被打發到長沙，掛了個省政府委員的空銜。從此他離開經營了十六年的湘西地盤，第一次嘗到被人趕出家門的滋味?？箲鹌陂g他雖短暫復出擔任沅陵行署主任，但隨即又被薛岳排擠，在貴州南川被變相軟禁了好幾年，靠紡棉花、編帽子過日子。這個曾經的＂湘西王＂，人生起落之大，在那一代軍閥中也算罕見。

1949年局勢劇變。三月沅陵爆發兵變，湘西大亂。陳渠珍本來已經對政治＂心如枯木＂，但有土匪揚言要殺他為父兄報仇，他不得不第三次出山。蔣介石托人帶信拉攏他，他的回答很干脆：＂我決不給蔣介石送葬。＂這句話多少透露出他對局勢的判斷——國民黨的氣數確實到頭了。

解放軍方面則通過賀龍的表弟王尚質等人反復爭取他。陳渠珍給四十七軍聯絡部長顧凌申回信時寫了一句話，大意是：七十歲的老頭子還能圖什么呢，能做一個解放區的幸福老百姓就滿足了。1949年10月中旬，陳渠珍赴乾城與湘西區黨委正式洽談和平交接事宜。11月7日，鳳凰縣宣告和平解放。

可事情并沒有就此平靜。陳渠珍北上開會期間，他的老部下龍云飛沒有收到他的和平囑托。有國民黨特務從中作梗，不但沒把信送到，還告訴龍云飛說陳渠珍回不來了。龍云飛一怒之下聯合土匪武裝與解放軍對抗。這一下子，陳渠珍的處境急轉直下。

有人認為龍云飛的叛亂是陳渠珍暗中策劃的，于是建議處決陳渠珍。湖南省委將此事上報中央，請求批示。要知道，那個年代＂土匪＂這頂帽子一旦扣上，基本就等于死刑判決。陳渠珍幾十年的功過，在那一刻全被壓縮成一道簡單的選擇題：殺，還是不殺？

這時候賀龍的態度就顯得格外關鍵了。1950年6月，正是賀龍向中央提議，邀請陳渠珍赴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賀龍這個人，一輩子講義氣是出了名的，他沒有因為當年陳渠珍把他擠走就記恨在心，反而在關鍵時刻站出來替老上司說話。至于中央的批示，措辭非常明確：＂陳渠珍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員，對他的處理應取慎重態度，不要輕率處理致使我們陷入被動。＂這封電報救了陳渠珍一條命。

這件事在我看來，不僅僅是一個私人恩怨的故事。新政權剛剛建立，湘西這種多民族雜居、匪患嚴重的邊遠地區，穩定局面遠比泄一時之憤更重要。陳渠珍在湘西經營近三十年，根基極深，貿然處決他可能引起更大的連鎖反應。這筆政治賬，當時的決策者算得很清楚。賀龍的求情固然出于私交，但也暗合了統戰大局的需要。

陳渠珍在北京受到接見后，得知賀龍即將率軍進藏，立即把自己那本《艽野塵夢》送給了賀龍，把幾十年前在西藏的地理人文、生活習俗、官場結構等經驗和盤托出。一本薄薄的書，既是對舊日情分的回饋，也為新中國的西藏解放提供了實實在在的參考。此后他還送了三子、五子參軍參加抗美援朝。這位老軍閥的轉變，不管是出于真心還是識時務，起碼做得很到位。

1952年2月，陳渠珍因喉癌在長沙病逝，終年七十一歲。他走得不算凄涼，省政府、統戰部、政協等單位都送了花圈和唁電。從清末秀才到同盟會員，從進藏軍官到湘西王，從軍閥到起義將領，再到省人民政府委員，這個人的身份轉換之多、命運起伏之劇，放在整個近代史上也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