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楔子
我叫陳建國，今年七十三了，家住魯西南一個叫柳河的小縣城。日子過得不算富裕，但也舒心。老伴走得早，留下我一個人，兒子在省城工作，閨女嫁到了隔壁縣，逢年過節(jié)回來看我，平時就我自個兒待著。
今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拾掇那幾盆半死不活的花，郵遞員老張在門口喊：“老陳，有你的信！”
我接過信，一看信封上那歪歪扭扭的字，心就猛地跳了一下。這字，我認了五十多年了。雖然寫得沒那么有氣力了，可一筆一劃還是那個味道。
信是林小芳寫來的。
她說她得了重病，怕是沒多少日子了，想再見我一面。
林小芳。
這三個字像一把生了銹的鑰匙，硬生生捅開了我心里那扇幾十年沒打開過的門。我拿著信的手開始抖，老花鏡片上也起了霧。我趕緊用袖子擦了擦，把信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確認自己沒有看錯。
“建國，對不起，隔了這么多年才聯(lián)系你。我得了病，醫(yī)生說可能熬不過今年冬天。我想見你一面，這輩子最后一面。你不會怪我吧？小芳。”
我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半天沒動彈。夕陽照在我花白的頭發(fā)上，暖洋洋的，可我心里卻翻江倒海。那些我以為早就忘了的事，像潮水一樣涌上來，把我都快淹沒了。
五十多年了，整整五十多年。
我閉上眼睛，1969年的夏天就在眼前鋪開了。
那是1969年的夏天，我十八歲，高中剛畢業(yè)。城里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響應號召，從省城濟南來到了魯西南的柳河公社紅旗大隊。
那是我第一次離開家那么遠。
父親幫我扛著鋪蓋卷，母親跟在后頭抹眼淚，一路送到長途汽車站。臨上車前，母親往我兜里塞了二十塊錢和十個煮雞蛋，嘴里念叨著：“建國，在外頭別餓著，冷了多穿衣裳，別跟人打架，有空就給家里寫信……”
我那時候正年輕氣盛，覺得天高任鳥飛，恨不得馬上離開父母的管束，哪有心思聽這些。我滿不在乎地說：“媽，您放心，我都十八了，是大人了。”
父親抽著旱煙，沉默了半天才說了一句：“到了那邊，好好干活，別給咱家丟人。”
長途汽車搖搖晃晃開了大半天，到了柳河公社的時候天已經(jīng)快黑了。公社的干部把我們七八個知青點了一下名，然后分到各個大隊。我和另外三個男知青被分到了紅旗大隊，大隊又安排我們住在一間早就騰出來的牛棚旁邊的土坯房里。
那房子低矮潮濕，墻壁是夯土砌的，頭頂上只有幾根粗木頭撐著房梁，上面鋪的麥草已經(jīng)發(fā)黑了。地上坑坑洼洼，墻角還長著青苔。一進門，一股霉味直沖鼻子。
帶路的大隊支書老孫頭叼著旱煙袋，不好意思地說：“建國的，條件就這，你們先將就住。過陣子天好了，給你們翻修。”
我從心里涼了半截，可嘴上還得逞強：“沒事叔，能住就行。”
同來的張建國（巧了，同名不同姓）是濟南卷煙廠子弟，比我大一歲，長得人高馬大，外號大張。他放下行李就罵：“操他媽的，這鬼地方怎么住人？這房頂，夏天不漏雨？冬天不漏風？”
另一個叫劉衛(wèi)東的，是教師家庭出身，文文靜靜的，戴著眼鏡，看了看四周，沒說話，嘆了口氣就開始鋪床。
最小的叫趙小軍，才十六歲，父母都是工人，一看這環(huán)境就紅了眼眶，縮在角落里不出聲。
那天晚上，我們四個人擠在那間破屋里，合著鋪蓋湊合了一宿。夏天的蚊子多得跟下雨似的，一巴掌拍下去能拍死七八只。我翻來覆去睡不著，聽著外頭田里的青蛙和蟲子叫個不停，心里有點發(fā)慌。不是害怕，就是覺得空落落的，不知道接下來的日子該怎么過。
第二天天還沒亮，老孫頭就在外頭喊：“起來了起來了，上工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下地干活。
紅旗大隊主要是種玉米和小麥，另外還有一片果園，種著蘋果和梨。知青們的活主要是跟著社員們一起下地，鋤草、施肥、澆水、收麥子，啥活都干。
我從小在城里長大，連鋤頭都沒摸過幾回，頭一天拿起鋤頭鋤草，沒到半小時手上就磨出了血泡。太陽毒得很，曬得頭皮發(fā)麻，脊背上的汗順著脊梁溝往下淌，衣裳濕了干，干了濕，到下午就結了一層白花花的鹽漬。
大張干得也不咋地，但他嘴硬，一邊罵一邊干。劉衛(wèi)東瘦得跟竹竿似的，沒干一會兒就臉白得像紙，差點暈過去，被送到樹蔭底下休息了。趙小軍更慘，第二天就發(fā)高燒，拉肚子，在床上躺了三四天。
我咬著牙硬撐了一個星期，手上的血泡破了又長，長了又破，最后變成了厚厚的繭子。胳膊疼得抬不起來，腰酸得晚上翻個身都費勁，吃飯的時候手抖得筷子都拿不穩(wěn)。
可我不敢說苦，更不敢說想回去。那時候的知青，誰要是叫苦叫累，就是思想政治有問題，是要被批判的。
日子就這么一天天過去，我慢慢適應了農村的生活，手上的繭子越來越厚，人也曬得黑黝黝的，跟村里的后生站在一起，已經(jīng)分不出誰是誰了。
我就這樣認識了林小芳。
那是1969年秋天的事，具體哪一天我記不太清了，反正是收玉米的時候。那天我們幾個知青在地里掰玉米，一人負責兩壟，從地這頭掰到那頭。玉米葉子又長又硬，邊緣跟小刀子似的，在胳膊和臉上劃出一道道的紅印子，汗水一浸，又疼又癢。
我正掰得起勁，忽然聽見旁邊的玉米地里傳來一陣歌聲。
“太陽出來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閃金光……”
聲音脆生生的，像山澗里的泉水叮咚響，又像清晨的黃鸝鳥兒叫。我順著聲音看過去，隔著一壟玉米，看見一個姑娘的背影，扎著兩條大辮子，穿著藍底白花的對襟褂子，腰里系著一條灰布圍裙，正在手腳麻利地掰玉米。
她干活真利索，兩只手像風車似的，一掰一擰，玉米棒子就下來了，往背后的背簍里一扔，動作行云流水，沒有半點多余。
我看得有點出神，忘了自己手上的活。大張在我身后喊了一聲：“建國，愣啥呢？太陽都要下山了！”
那姑娘聽見聲音，轉過身來。
我看清了她的臉。
怎么說呢？不是那種特別驚艷的長相，但看著特別舒服。圓圓的鵝蛋臉，皮膚被太陽曬成了小麥色，透著一層健康的紅潤。眉毛不濃不淡，彎彎的，像月牙。眼睛不大不小，黑亮黑亮的，看人的時候帶著一股子認真的勁兒。鼻梁挺直，嘴角微微往上翹，好像隨時都在笑。兩條烏黑油亮的辮子垂在胸前，辮梢上扎著紅頭繩。
她看見我在看她，臉微微一紅，低下頭繼續(xù)掰玉米。
我的心跳突然快了半拍。
后來我才知道，她叫林小芳，十八歲，跟我同歲，是紅旗大隊貧協(xié)主席林德厚的閨女。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她母親身體不好，常年有病，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她操持。她從小就幫著家里干活，農活樣樣拿得起放得下，是村里出了名的能干姑娘。
自從那次在玉米地里碰見，我的眼睛就總是不自覺地往她那邊看。
上工的時候，我的眼神老往她那邊飄。吃飯的時候，我總找借口去她們那桌坐。收工的時候，我故意磨磨蹭蹭，等著跟她一起走。
大張很快就發(fā)現(xiàn)了我的不對勁。一天晚上，我們幾個在屋里乘涼，大張抽著煙，瞇著眼睛看我：“建國，你是不是看上林家那個丫頭了？”
我的臉一下子紅了，支支吾吾地說：“你胡說什么？”
大張嘿嘿一笑：“你當我瞎啊？你那眼珠子都快長到人家身上去了。”
劉衛(wèi)東在一邊看書，頭都沒抬，就說了一句：“老陳，我勸你慎重。咱們是知青，遲早要回去的。你要是跟農村姑娘搞對象，到時候怎么收場？”
趙小軍年紀小，不懂這些，只顧著啃西瓜。
我沒接話，心里卻在打鼓。
大張說得對，劉衛(wèi)東說得也對。我確實對林小芳有好感，可我也知道自己早晚要回城。那時候的政策，知青下鄉(xiāng)幾年后，一般都能通過招工、參軍或者推薦上大學的方式回城。我要是真的跟林小芳好上了，到時候我走了，她怎么辦？
可年輕的時候，誰管得了那么多呢？心里的那團火，不是幾句話就能澆滅的。
那年的中秋節(jié)，村里搞了個聯(lián)歡會，知青們和社員們聚在一起唱歌、跳舞，還自編自演了幾個小節(jié)目。別的知青都表演了節(jié)目，唱歌跳舞吹口琴，輪到我，我啥也不會，就站在臺上傻笑。最后還是老孫頭給我解了圍，說讓陳建國給大家講個笑話。
我憋了半天，講了一個從收音機里聽來的相聲，半生不熟的，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
我從臺上下來的時候，看見林小芳站在人群里看著我笑。那笑容干凈又溫暖，像秋天的陽光。
我的心跳得厲害，鬼使神差地走到她面前，問了一句：“你也來了？”
話一出口我就后悔了，這是什么廢話。
林小芳點點頭，眼睛亮晶晶的：“你講得真好笑。”
那一晚，月亮又圓又亮，我們倆在打谷場邊上站著，有一搭沒一搭地聊了一會兒。也沒什么特別的話，就說了說各自的家里情況，小時候的事，喜歡吃什么，害怕什么東西之類的。可就是這些普普通通的話，讓我覺得心里暖洋洋的，像是大冬天喝了碗熱姜湯。
從那以后，我們倆之間的關系好像就拉近了一些。上工的時候，她會把水壺放在我那塊地頭上。有時候我干得太猛，她會小聲說一句：“別累著，細水長流。”收工的時候，她有時候會故意走慢一點，等我追上她，然后一起走那條小土路回村。
那條路，我在紅旗大隊待了兩年，走了幾百遍，可哪一次都沒有和她一起走的時候那樣美好。
路兩邊是成排的楊樹，秋天的時候落葉滿地，踩上去沙沙作響。遠處的田地里，玉米稈子已經(jīng)砍倒了，只剩下齊齊的茬子，在夕陽下泛著金黃的光。西邊的天被晚霞燒得通紅，從赤紅到橘紅再到淡紫，一層一層地暈染開去，美得像一幅畫。
我們倆并肩走著，誰都不說話，可誰都不覺得尷尬。那種感覺，就像是一個人走了很遠的路，忽然找到了一個可以放下所有防備的地方，安安靜靜地待著，就很好。
我知道自己已經(jīng)喜歡上她了。不是那種一時沖動的喜歡，是真的從心底里生出來的、一天比一天濃烈的感情。
可我也知道自己不能輕易開口。萬一她不喜歡我呢？萬一我表白了，她拒絕了，以后見面多尷尬？萬一我真的跟她在農村成了家，以后就再也回不了城了，我甘心嗎？
這些問題像一團亂麻，在腦子里纏來纏去，理不出個頭緒。
直到那年冬天的一個傍晚，一切都變了。
那天下了一場大雪，整個村子白茫茫一片。我跟幾個知青在屋里貓著，圍著爐子烤火，外頭有人喊：“陳建國，有人找！”
我推開門，冷風呼地灌進來，凍得我一哆嗦。門外站著的是林小芳的二弟林小軍，十二三歲的半大小子，臉凍得通紅，鼻子下面掛著兩行清鼻涕，氣喘吁吁地喊：“建國哥，俺娘又犯病了，疼得在床上打滾，俺姐讓你幫忙送醫(yī)院！”
我一聽，二話沒說，抄起外套就往外跑。大張在后頭喊：“拿個手電筒！”我回頭抓上手電筒，就跟林小軍深一腳淺一腳地踩著雪往他家跑。
林家住在村子最西頭，三間土坯房，院子不大，養(yǎng)著幾只雞。我一進門，就聽見里屋傳來一陣陣痛苦的呻吟聲。
林小芳從里屋出來，眼眶紅紅的，看見我，就像看見了救星，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建國哥，我娘的老毛病又犯了，疼得不行。村里的赤腳醫(yī)生出診去了，找不到人。這么晚了我找不到車去公社衛(wèi)生院，你能不能想辦法幫幫我？”
她的手冰涼冰涼的，指節(jié)都凍得發(fā)紫，抓著我胳膊的力氣卻大得嚇人。我低頭一看，她外頭只穿了一件薄棉襖，腳上的布鞋都被雪水浸濕了，肯定是在外頭跑了好一陣子。
我心里一緊，顧不上多想，就去看林大嬸的情況。林大嬸躺在床上，臉色蠟黃，額頭上全是冷汗，雙手捂著肚子，疼得直哼哼。我問了幾句，林小芳說她母親以前就查出來有膽結石，疼起來要人命，今天可能是吃了油膩的東西，結石發(fā)作了。
我跟林小芳說：“這得去公社衛(wèi)生院，大隊的赤腳醫(yī)生怕看不了。”
可問題是，公社衛(wèi)生院在五里地外的鎮(zhèn)上，這么晚，雪又下得這么大，怎么去？村里倒是有一輛破舊的拖拉機，可這種天氣發(fā)動都發(fā)動不起來。
想來想去，我做了個決定：背著她娘走五里路去衛(wèi)生院。
林小芳愣了一下，眼淚刷地就下來了：“這么遠的路，這么深的雪，你一個人怎么背？”
我說：“沒事，我年輕，有力氣。”
我把林大嬸背在背上，用一根麻繩把她的腰和我捆在一起，免得滑下去。林小芳打著手電筒給我照路，林小軍提著一盞馬燈跟在后頭。
那五里路，我走了一輩子都忘不了。
雪沒過了腳踝，有的地方甚至到了小腿肚。積雪下面是白天化晚上凍的冰，走一步滑一步，稍不留神就是一個趔趄。風裹著雪片子打在臉上，像刀子刮一樣疼。我的棉襖被汗?jié)裢噶耍趾芸毂粌龅糜舶畎畹模F皮似的貼在身上。背上的林大嬸雖然瘦，可也有百來斤重，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路上我滑倒了好幾次，每一次都咬著牙爬起來，先把林大嬸扶好，再繼續(xù)往前走。膝蓋磕在冰面上，疼得我齜牙咧嘴，但我一聲沒吭。
林小芳在我身后不停地掉眼淚，一邊哭一邊說：“建國哥，對不起，讓你受累了。要不咱歇一會兒吧？”
我不敢停。一停下來，汗落了更冷，我怕自己就站不起來了。我說：“不歇，快到了。”
我想不起來那五里路走了多久，也許一個小時，也許更久。我只記得當衛(wèi)生院那盞孤零零的白熾燈出現(xiàn)在視野里的時候，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涌了出來。
不是脆弱，是終于能松一口氣了。
衛(wèi)生院的值班醫(yī)生檢查了林大嬸的情況，果然是膽結石急性發(fā)作，打了止痛針，又安排了住院。醫(yī)生說幸虧送來得及時，要不然拖到明天，膽囊穿孔就麻煩了。
等我從病房出來，林小芳正蹲在走廊的墻角，把頭埋在膝蓋里，肩膀一抽一抽的，哭得渾身發(fā)抖。
我走過去，蹲下來，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小芳，你娘沒事了，別哭了。”
她抬起頭，臉上全是淚，眼睛腫得像桃子。她看著我，嘴唇哆嗦了好幾下，忽然撲進我懷里，緊緊地抱住了我。
“建國哥，謝謝你……謝謝你……要不是你，俺娘今晚怕是……”她哽咽著說不下去了。
我愣了一下，心跳得咚咚響，耳朵嗡嗡的。我慢慢地伸出手，摟住了她的肩膀。
走廊里很安靜，只有遠處病房里傳出的咳嗽聲和窗外的風聲。昏黃的燈光把我們的影子投在石灰墻上，兩個影子緊緊地貼在一起，像一棵樹纏繞著另一棵樹。
從那天晚上開始，我們之間的關系就變了，變得比從前近了許多，也重了許多。
林大嬸住院的幾天里，林小芳每天都去醫(yī)院照顧，我只要有空就去公社衛(wèi)生院看她，有時候幫她帶點吃的，有時候幫她跑跑腿。村里人很快就看在眼里，開始議論紛紛。
“你們看，林家那丫頭跟那個姓陳的知青，是不是有一腿？”
“我看八九不離十，那天晚上背人家娘去醫(yī)院，跑前跑后的，比親兒子還上心。”
“哼，知青有啥好的？早晚得走，到時候苦的還是人家姑娘。”
這些話傳到了林小芳的父親林德厚耳朵里。林德厚是紅旗大隊的老貧協(xié)主席，當過兵，性子剛直，在村里很有威望。他聽了這些閑話，臉就拉下來了，回家把閨女叫到跟前，劈頭蓋臉地問：“小芳，你跟那個知青到底是咋回事？”
林小芳低著頭不說話，臉一直紅到脖子根。
她娘躺在里屋炕上，聽見了，就出來替閨女打圓場：“老頭子，你對孩子兇啥？那個建國后生我看挺好的，人實在，心眼好。”
“好個屁！”林德厚一拍桌子，“他是城里人，是知青！咱家是啥門戶？土里刨食的農民！他能娶咱閨女？就算他想娶，他爹媽能答應？到時候他拍拍屁股回了城，咱閨女咋辦？”
林小芳咬著嘴唇，眼淚在眼眶里打轉，硬是沒讓它掉下來。
這些事情，我是后來才聽說的。
那段時間，林小芳忽然跟我疏遠了一些。上工的時候不像以前那樣主動跟我說話了，收工的時候也開始躲著我，老早就走了。我以為她是不喜歡我了，心里酸溜溜的，可又不好意思去問，只能悶在心里難受。
我那時候還不懂，一個農村姑娘在感情面前的那種膽怯和顧慮。她不是不喜歡我，她是太喜歡了，所以才害怕。
她害怕自己配不上我，害怕我的家里不同意，害怕我這棵梧桐樹遲早要離開她這塊小土坡。
我倒是一直沒想那么多。二十歲的毛頭小子，滿腦子都是“我喜歡你，你是不是也喜歡我”，哪想得到那些彎彎繞繞。
真正讓我確定心意的，是那年冬天最冷的一個晚上。
那天的氣溫降到了零下十幾度，我感冒發(fā)燒，燒得迷迷糊糊的，渾身酸疼，連翻身都沒力氣。大張他們去上工了，就我一個人在屋里躺著。
迷迷糊糊中，我覺得有人拿濕毛巾敷在我額頭上，涼絲絲的，舒服多了。我努力睜開眼睛，看見林小芳坐在我的床邊，端著一碗熱騰騰的姜湯，正小心翼翼地吹著。
她看見我醒了，眼圈一紅：“你怎么燒成這樣也不說一聲？大張他們也是，把你一個人扔在屋里。”
我想說話，嗓子里像塞了團棉花，發(fā)不出聲音。
她把姜湯端到我嘴邊，一勺一勺地喂我喝。姜湯又辣又燙，嗆得我直咳嗽，她趕緊拿手帕給我擦嘴。
“慢點喝，別著急。”她的聲音輕輕的，像一片羽毛落在我的心上。
喝完姜湯，她又給我換了一條濕毛巾，摸了摸我的額頭，皺著眉頭嘟囔：“這燒怎么還不退？”
她就那么坐在我的床邊，整整守了我一下午。有幾次我燒得厲害，胡言亂語說些不著調的話，她都聽見了，臉紅了又紅，可始終沒有離開。
傍晚的時候，我的燒終于退了，人也清醒了許多。我看著她坐在床沿上的側影，夕陽透過窗戶紙照進來，給她的輪廓鍍上了一層淡淡的金色。
我忽然開口說了一句：“小芳，我要是不走了，你愿不愿意跟我好？”
話一出口，我自己都嚇了一跳。
林小芳整個人僵住了，像被電打了一樣，半天沒動彈。過了好一會兒，她慢慢地轉過頭來看我，眼里有一層薄薄的水霧，嘴唇輕輕地顫著，好像想說什么，可又不敢說。
“你說啥？”她的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
我深吸一口氣，覺得這輩子都沒這么勇敢過。我一把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又小又粗糙，指腹上全是干農活磨出來的繭子，骨節(jié)的地方皮膚都皴裂了，可我就是覺得這雙手是世界上最溫暖的手。
“我說，我要是不走了，咱倆就好好處對象，你看行不行？”
林小芳的眼淚終于沒忍住，撲簌簌地掉了下來。她使勁抽了抽手，沒抽動，就任由我握著，低著頭哭了很久。
最后她抽抽噎噎地說：“你說不走就不走？你是知青，你能做得了自己的主？”
我說：“我能。我回去就跟我爹媽說，我在農村成家了，不回城了。”
她抬起淚眼看著我，搖了搖頭：“不行，建國哥，你不能這么想。你是城里人，你有好前途，不能為了我把一輩子撂在這窮地方。”
“我愿意。”我說，“你在哪兒，哪兒就是好地方。”
這樣的情話，擱在平時我是絕對說不出口的。可那天不知道是燒糊涂了還是怎么的，就全說出來了。
林小芳哭得更厲害了，但嘴角卻慢慢翹了起來，帶著眼淚笑了。她反手握緊了我的手，指頭一根一根地扣進來，十指相扣，扣得緊緊的。
她沒有給我一個明確的答復，但我知道，她的心已經(jīng)答應了。
從那天起，我們倆的事兒就算定了下來。雖然沒正式跟家里說，但在村里，有心人都看得明明白白。
那年冬天剩下的日子，是我在紅旗大隊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上工的時候，我們倆負責挨著的田壟，一邊干活一邊小聲說話。她說她小時候的事，說她放牛的時候被牛頂過，說她偷生產(chǎn)隊果園里的梨被看園老頭追著跑了一條街。我也說我小時候的事，說我在濟南護城河里游泳差點淹死，說我偷父親藏在柜子里的煙抽被逮住打了個半死。
就那么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我們說的時候卻覺得有趣極了，笑得前仰后合，好像全世界的快樂都集中在了那一片田埂上。
收工以后，我們有時候去村后頭的小河邊坐一會兒。冬天的河面結了薄薄一層冰，能聽見冰底下水流的叮咚聲。我們坐在河堤上，她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摟著她的腰，看著天邊的星星一顆顆亮起來。她的手冰涼冰涼的，我就把她的手揣進我的棉襖口袋里，給她暖著。
“建國哥，你說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顆？”她問。
“成千上萬顆吧，數(shù)不清。”
“那哪一顆是咱倆的？”
我想了想，指著銀河邊上一顆不怎么亮但很穩(wěn)當?shù)男⌒切钦f：“那顆就是咱倆的。雖然不耀眼，但它不會掉下來。”
她咯咯地笑了，笑得很甜。
我們倆在一起的時候，很少說什么山盟海誓的話。更多的，就是那樣靜靜地待著，誰也不說話，就覺得很安心，很踏實。好像天塌下來也不怕，因為有你在我身邊。
村里人看在眼里，閑話又多了起來。有人說好，說陳建國這個知青心眼實在，跟林家閨女是郎才女貌。也有人說不好，說城里人終究靠不住，林家丫頭將來有哭的時候。
林德厚的態(tài)度依然很硬，他當著我面說過好幾次：“建國，你是好娃，可你到底是個知青。我閨女是個莊戶丫頭，配不上你。你趁早死了這條心。”
每次他說這些話，我都忍著，笑嘻嘻地說：“叔，我是真心的。”
林德厚哼一聲，背著手走了。
林大嬸倒是很疼我，背地里沒少給我塞東西。有時候是兩個煮雞蛋，有時候是一塊紅薯，有時候是一碗紅糖水。她跟林小芳說：“這孩子心眼太好了，你好好待人家。”
林小芳就紅了臉，假裝沒聽見。
我本來以為日子就會這么平平淡淡地過下去，等過兩年她年紀大一點，我就上門提親，風風光光地把婚事辦了。管他城不城、村不村的，我陳建國這輩子就跟她過了。
可天不遂人愿。
1970年春天，剛過了年沒幾天，公社來了個通知，說今年有征兵名額，面向全公社的適齡青年，知青也可以報名。雖然是農村兵，但退伍以后政府給安排工作，可以回城，是個跳出農門的好機會。
這個通知傳到了紅旗大隊，幾個知青都動了心。大張第一個報了名，說在村里待了快一年了，屁股都坐出繭子了，還不如去當兵，好歹能見見世面。劉衛(wèi)東也想報，可他身體太差了，體檢這關就過不了。趙小軍年齡不夠。
我沒動那個心思。
不是因為我不想回城，誰不想回城呢？在這窮鄉(xiāng)僻壤，夏天蚊子咬，冬天凍成狗，頓頓玉米糊糊加咸菜疙瘩，說不想回城那是假的。可我要是回城了，林小芳怎么辦？我不能辜負她。
可林小芳不這么想。
那天晚上，她約我到河邊，站在那棵老柳樹下，猶豫了半天才開口：“建國哥，你去報名參軍吧。”
我以為她在試探我，就笑著說：“我不去，我哪兒都不去，就在這陪你。”
“我說真的。”她抬起頭看著我，眼睛里有一種我以前從沒見過的認真和堅決，“你去報名，我不想拖累你。”
“你不是拖累。”我說。
“我是。”她的聲音有些發(fā)顫，“我爹說得對，你是城里人，應該有更好的前途。你不能為了我把一輩子搭在農村。”
我急了：“誰說是搭在農村？跟你在一起，那就是我的前途。”
她搖了搖頭，眼淚在眼眶里轉：“建國哥，你別說這種話。你才二十歲，你以后的路還長著呢。你去當兵，將來退伍了能安排工作，能吃商品糧，能有城市戶口。你要是留在這兒，你能干啥？種一輩子地？你不后悔？”
“我不會后悔。”我說得斬釘截鐵，可心里卻有一絲說不清的不安。
她看著我的眼睛，好像想從里面找到答案。過了很久，她輕輕地嘆了口氣，沒有再勸，只是把頭靠在我肩膀上，低聲說了一句：“建國哥，你對我太好了。”
那段時間，林小芳反復地勸我去參軍，我反復地拒絕。她有時候急了，就跟我吵架，哭著說我不聽她的話。我不跟她吵，但也不松口。
后來有一天，她忽然不勸了，變得沉默了許多。我問她怎么了，她只是笑笑說沒事。
可我感覺到了，有什么東西不一樣了。
報名截止前三天，我收到了一封家里的信。信是父親寫的，字跡潦潦草草，一看就是費了好大勁才寫出來的。父親文化程度不高，平時很少主動給我寫信，一般都是母親讓我弟弟代寫。他自己親自寫的信，肯定有大事。
信上說，母親病了，是高血壓引發(fā)的腦血栓，住了半個月的院，雖然搶救過來了，但半邊身子不太靈便了，以后怕是干不了什么重活了。父親說，他和我母親都希望我能抓住這次參軍的機會，盡快回城。父親在信的最后寫道：“建國，你爹這輩子沒求過你什么，這次求你，替你想一想，也替我和你娘想一想。”
那封信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每看一遍心就揪緊一分。母親病了，我竟然不知道。母親那頭花白的頭發(fā)、那張蠟黃的臉、那雙手上的厚繭，一下子就浮現(xiàn)在我眼前。我來紅旗大隊快一年了，一共只給家里寫過五六封信，有時候忙起來就忘了。家里給我寫過無數(shù)封信，我經(jīng)常看完了就擱一邊，回信總是拖了又拖。
我真是個混蛋。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院子里，抽了半包煙，想了很久。
母親的病需要長期吃藥，父親的工資不高，弟弟妹妹還在上學，家里的日子本來就緊緊巴巴，現(xiàn)在更是雪上加霜。如果我能在部隊鍛煉幾年，退伍回來安排個工作，就能幫家里分擔一些。這確實是一條最好的出路。
可是林小芳怎么辦？
我想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時候，迷迷糊糊地靠在墻上睡著了。睡夢中，我夢見林小芳穿了一身紅嫁衣，笑得很好看，可一轉眼，那笑容就變成了眼淚，她哭著問我：“你不是說哪兒都不去嗎？”
我從夢里驚醒，滿頭大汗。
第二天，我決定去找林小芳的父親談談。
我特意換了一件干凈的衣裳，把頭發(fā)梳理整齊，揣著一包煙，去了林家。林德厚正在院子里劈柴，看見我來，皺了皺眉，但沒趕我走，只是說了一句：“來了？”
我遞上一支煙，恭恭敬敬地說：“叔，我想跟您說個事。”
林德厚接過煙，點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團煙霧：“說吧。”
我在門口的石墩上坐下來，鼓足了勇氣說：“叔，我知道您一直不太同意我跟小芳的事。您說我是知青，遲早要走的，怕我將來辜負了小芳。我今天來是想跟您說，我已經(jīng)想好了，我不走了，我要留在紅旗大隊，好好跟小芳過日子。”
林德厚劈柴的手頓了一下，抬起頭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意外，有審視，也有一絲我看不懂的東西。
他沉默了好一會兒，才開口：“你家里同意嗎？”
“我會做通他們的工作。”我說，“等條件好一點，我就把小芳接到濟南去。”
林德厚哼了一聲：“說得輕巧。你爹媽供養(yǎng)你讀書，指望你出人頭地，你倒好，到農村找個媳婦就不走了？你對得起他們嗎？”
我被這話噎住了，張了張嘴，說不出話來。
林德厚把煙頭摁滅在木樁上，站起身來，拍了拍手：“建國，你的心思我知道，你的為人我也看在眼里，是個好后生。可有些事不是光有心就行的。我跟小芳她娘苦了一輩子，我不想讓我閨女也苦一輩子。”
“我不會讓她吃苦。”我急了。
“你拿什么保證？”林德厚看著我，目光像刀子一樣鋒利，“你現(xiàn)在連自己都養(yǎng)不活，你能給小芳什么？是，你是個知青，你有文化，可文化能當飯吃？在農村，有錢有糧才是硬道理。你要是真的為了小芳好，你就應該去當兵，混出個樣子來。到時候你有出息了，小芳也跟著你享福。你要是在這土窩里窩一輩子，我這輩子都不會把閨女嫁給你。”
我被他說得啞口無言，心里五味雜陳。林德厚的話雖然難聽，像把刀子戳在心口上，但我知道，他說的是實話。
那天晚上，林小芳來找我。她穿了一件打著補丁的棉襖，頭發(fā)用一根橡皮筋隨意扎在腦后，手里提著一個布包。
“這是什么？”我問。
她把布包打開，里面是一件新織的毛線背心，深藍色的，針腳細密均勻，袖口和下擺都織了羅紋邊，領口還繡著一朵小小的梅花。
“給你的。”她低著頭說，聲音小小的，“天涼了，多穿點。”
我接過那件毛線背心，摸著柔軟的毛線，心里熱乎乎的，鼻子卻酸了。那年代，毛線是稀罕東西，要憑票供應。我知道她攢了多久，才能買到這點毛線，又熬了多少個夜晚，才能織成這件背心。
“小芳……”我叫她的名字，聲音有些哽咽。
她抬起頭看著我，眼睛里亮晶晶的，像裝了一汪水。她輕輕地說：“建國哥，你去報名參軍吧。”
我搖了搖頭。
“你聽我說。”她拉住我的手，手心溫熱溫熱的，“我不是攆你走，我是為你好，也是為咱倆好。你去當兵，幾年以后就回來，那時候你有工作，有城市戶口，咱倆就能正正經(jīng)經(jīng)地在一起，誰也說不著什么。”
“可我走了，你怎么辦？”
“我等你。”她說，簡簡單單的三個字，卻說得那么認真，那么篤定，“不管幾年，我都等你。”
“你爹他……”
“我已經(jīng)跟我爹說好了。”她打斷我，“他知道攔不住我。他說只要你爭氣，將來混出個人樣來，他不會反對的。”
我看著她的眼睛，那雙眼睛里，有愛，有不舍，有期盼，還有一種讓我心疼得喘不過氣的執(zhí)拗。十九歲的姑娘，瘦瘦小小的肩膀，卻扛著這么大的決心。
我的眼淚終于沒忍住，掉了下來。男兒有淚不輕彈，可那一刻，我實在忍不住了。
我一把將她摟進懷里，摟得緊緊的，好像一松手她就會消失似的。她在我懷里微微顫抖著，我能感覺到她的淚水浸濕了我胸口的衣裳。
“小芳，你等我。”我在她耳邊說，“我一定混出個樣子來，回來娶你。”
“嗯。”她在我懷里點了點頭，聲音悶悶的，“我等著你。”
這是我這一輩子，說過最蠢的話。
報名截止的最后一天，我去公社武裝部報了名。
體檢、政審、家訪，一路過關斬將，很順利。我身體素質好，根正苗紅，家里三代貧農，政審自然沒問題。公社武裝部的趙部長看了我的材料，拍著我的肩膀說：“小陳，好樣的！當兵保家衛(wèi)國，是光榮的事！”
我把參軍的消息寫信告訴了家里，父親回信只有一行字：“好好干，別給咱家丟人。”
出發(fā)的日子定在四月初八。
那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就起來了。大張、劉衛(wèi)東、趙小軍都起來送我。大張也報了名，但沒被選上，他心里不爽，但嘴上還是笑嘻嘻的：“建國，你先去，明年我再去，到時候咱倆在部隊會合。”
劉衛(wèi)東幫我把行李提到門口，推了推眼鏡說：“寫信。”
趙小軍紅著眼圈沒說話，幫我把背包帶子緊了緊。
我背著背包，走出那間住了一年的土坯房，回頭看了一眼。房梁上的麥草還是黑乎乎的，墻角還是長著青苔，可這時候看過去，竟然覺得有些舍不得了。
林小芳沒來送我。
我心里明白，她是不想在眾人面前哭。她這個人，看著柔柔弱弱的，骨子里卻倔得很，最怕在別人面前掉眼淚。
我往村西頭看了一眼，她家的方向，炊煙正裊裊地升起來。
我深吸一口氣，轉身大步走向村口。老孫頭已經(jīng)趕著馬車在等著了。
馬車沿著村道慢慢往前走，我在車上坐了一會兒，還是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
村口那棵老槐樹下，站著一個穿藍色碎花衣裳的身影。
是她。
她沒有走近，就遠遠地站在樹底下，兩只手絞在一起，放在身前。晨風吹起她的辮梢，紅頭繩在風中輕輕飄動。
馬車越走越遠，她的身影越來越小，最后變成了一個小點，融進了那片灰蒙蒙的晨霧里。
我使勁睜大眼睛，想把她看得更清楚一些，可眼淚不爭氣地糊住了視線。
到了公社，跟其他幾個參軍的知青匯合，然后坐卡車去縣城，再從縣城坐火車去部隊。一路上顛簸了很久，但我腦子里全是林小芳站在村口老槐樹下的樣子。
到了部隊以后，我被分到了南方某省的一個野戰(zhàn)軍，當了一名步兵。
部隊的生活艱苦但充實。每天五點半起床出操，然后是訓練、學習、勞動，一直忙到晚上九點半熄燈。第一年，新兵訓練特別苦，五公里越野、單雙杠、射擊、戰(zhàn)術、投彈，每天累得跟狗似的，倒頭就睡。
我給林小芳寫了很多信。每次寫信的時候，都趴在鋪上，打著手電筒，一筆一劃地把想說的話寫在信紙上。我跟她說部隊的事，說新兵連的趣事，說班長有多兇，說食堂的飯菜有多難吃。每封信的最后，我都寫同一句話：“等我回去。”
她的回信總是很慢，有時候一兩個月才有一封。信里寫的都是村里的瑣事，誰家的牛生崽了，誰家的麥子長得最好，誰家蓋了新房子。字跡歪歪扭扭，但每一筆都寫得很用力。信紙總是皺巴巴的，有時候還能看見上面有水漬的痕跡，像是被眼淚打濕過。
我看得出來，她想我。她不說，都寫在字里行間了。
第一年就這么過去了。
我進步很快，新兵連結束的時候被評為優(yōu)秀新兵，下了連隊以后又因為表現(xiàn)突出，被選送到師部的教導隊參加預提班長的培訓。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fā)展。
我計劃著，等服役期滿，我就退伍回濟南，安排個工作，然后去柳河把林小芳接過來，風風光光地辦一場婚禮。我甚至已經(jīng)在夢里想過，新房的墻要刷成什么樣的顏色，床要買什么樣的，窗簾要用她最喜歡的碎花布。
可這一切，都在1971年的一個下午被徹底打碎了。
那是個秋天的下午，我正在訓練場上練單杠，通信員跑過來喊我：“陳建國，你的信！”
我接過信，牛皮紙信封上，字跡卻不像是林小芳的，像是男人的字，一筆一劃很工整，但寫得很生硬。寄件地址寫著“山東省××縣柳河公社紅旗大隊”，寄件人寫著“林德厚”。
林小芳的爹？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種不好的預感涌上心頭。
我趕緊拆開信封，里面是幾張信紙，字跡潦草得厲害，有些地方涂涂改改，看得出來林德厚寫這封信費了不少力氣。信上的內容，我這輩子都忘不了。
“建國，我是小芳她爹。我不知道這封信該不該寫，但我想來想去，還是得跟你說一聲。小芳她……她要嫁人了。日子定在下個月十八。你別怪她，也別問為什么。這都是命。你在部隊好好干，別耽誤了自己的前程。以后就別再寫信來了，對大家都好。”
信不長，就這幾句話。
我蹲在單杠底下，把那封信看了三遍，每看一遍都覺得胸口被什么東西堵住了，喘不上氣來。
嫁人了？林小芳要嫁人了？
不是說好等我回去嗎？不是說了不管幾年都等我嗎？怎么就嫁人了呢？
我的手開始發(fā)抖，信紙在手里嘩嘩地響。我把信團成一團，攥在手心里，攥得骨節(jié)發(fā)白。我想把那封信撕了，撕成碎片，可手撕不動，只能用牙齒咬，咬得滿嘴是紙屑。
班長張鐵柱看見我蹲在地上，走過來問：“建國，咋了？”
我沒說話，站起身來，把信紙往口袋里一塞，抹了一把臉，跑去訓練了。
那天下午，我在訓練場上拼了命地練。單杠、雙杠、俯臥撐、仰臥起坐，一樣接一樣，不讓自己停下來。停下來就會想，一想就難受。
晚上熄燈以后，我躺在鋪上，睜著眼睛看著頭頂?shù)姆苛海瓉砀踩ニ恢?zhàn)友們都睡了，呼嚕聲此起彼伏，只有我一個人醒著，被窩里偷偷地哭。
我不是沒想過回去找她問個明白，可我回不去。我在部隊，沒有探親假，沒有正當理由不能離隊。再說，就算我回去了，我問什么？問她為什么不等我？她爹在信上說得很清楚，別問為什么，都是命。
命？什么是命？我不信命。
可我又能怎么樣呢？
那段時間我像丟了魂一樣，訓練的時候心不在焉，吃飯的時候食不知味，晚上常常睜著眼睛到天亮。班長以為我是訓練壓力大，找我談心，我說沒事，就是有點想家。
我沒有跟任何人說起林小芳的事。
把所有的苦、所有的痛、所有的疑問，全都咽進了肚子里。白天照樣訓練，照樣出操，照樣吃飯，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晚上一個人在廁所里哭得有多狼狽。
日子還在繼續(xù)。
那年底，我因為表現(xiàn)突出，被評為了“五好戰(zhàn)士”，還立了一個三等功。連長在大會上表揚了我，可我一點都高興不起來。
第二年春天，我收到了一個包裹。包裹是林小芳的二弟林小軍寄來的，里面是一條圍巾，灰色的毛線圍巾，織得很仔細，針腳細密均勻，兩頭還各綴著一小截流蘇，做工比之前那件背心還要精細。包裹里還夾著一張紙條，上頭寫著：“建國哥，這是我姐給你的，她說天冷了，別凍著脖子。她說讓你別記恨她，她說她對不起你。小軍。”
我拿起圍巾，把臉埋進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圍巾上有一股淡淡的皂角味，還帶著一絲若有若無的、屬于林小芳的氣息。那種氣息，我太熟悉了，熟悉到一聞到，眼淚就嘩地下來了。
她嫁了人，還給我織圍巾。
她要我別記恨她，她說對不起我。
這句話在我腦子里轉了很久，怎么想都想不通。她有什么對不起我的？要說對不起，也是我對不起她。是我走了，是我沒有遵守諾言。
這些年，我一直想不通林小芳為什么要嫁人。是她父親逼的？還是她自己變心了？還是有什么別的原因？
不管怎么樣，她都嫁了。木已成舟，覆水難收。
我把那條圍巾疊好，放在枕頭底下，每天晚上枕著它睡覺。
后來我聽說，林小芳嫁給了隔壁公社一個叫王德勝的退伍軍人，在公社拖拉機站開拖拉機。日子過得怎么樣，我不知道，也沒法知道。從那以后，我跟那邊徹底斷了聯(lián)系。
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撲在了部隊上。
第三年，我提了干，當上了排長。第四年，我被選送到軍校學習了一年。第五年，我調到了團政治處當干事。
我成了一個正兒八經(jīng)的軍官，穿上了四個兜的干部服，吃上了商品糧，有了城市戶口。這一切，都是我當年夢寐以求的東西。
可我發(fā)現(xiàn)，這些東西真正到手的時候，并沒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快樂。
因為我想與之分享這一切的那個人，已經(jīng)不在了。
1976年，我轉業(yè)回了濟南，被分配到了市糧食局，當了一名科員。
那一年我二十五歲，個子一米七八，穿軍裝出身，根正苗紅，工作穩(wěn)定，按說條件不錯，可就是一直沒找對象。不是沒人介紹，是我不愿意。
父母催得緊，尤其是母親，身體不好，最惦記的就是我的婚事。她躺在床上，拉著我的手說：“建國，你都二十五了，該成家了。你弟弟孩子都有了，你還等什么？”
我說：“媽，不急，我還年輕。”
母親瞪我：“年輕？你都二十五了！我像你這么大的時候，你都滿地跑了！”
我拗不過介紹人，見了幾個姑娘，都不是那么回事。不是人家不好，是我心里過不去那道坎。我心里有一個人，誰也代替不了。
后來，同事給我介紹了供銷社的一個姑娘，叫張秀蘭，比我小兩歲，長得白白凈凈的，梳著兩條辮子，說話溫溫柔柔的。我們見了三次面，吃了兩頓飯，看了一場電影。條件很合適，人也挺好，不討厭。
母親知道以后高興得不行，催我趕緊把事定下來。父親也在電話里說：“建國，你媽身體不好，你就當讓她了卻一樁心愿。”
我說好。
1977年國慶節(jié)，我跟張秀蘭結了婚。
婚禮辦得很簡單，就在糧食局的食堂里擺了幾桌，請親戚朋友和同事們吃了頓飯。張秀蘭穿著紅棉襖，頭上戴著紅花，笑得挺開心的。
我也笑了，笑得也很開心。
可沒人知道，我在笑的時候，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個人。
結婚以后，日子過得平淡安穩(wěn)。
張秀蘭是個本分的女人，勤儉持家，對我父母也好。第二年，我們有了兒子，取名陳志遠。再過兩年，又有了閨女，取名陳志芳。
我給她起名志芳，是因為那個“芳”字。
張秀蘭不知道這個“芳”的由頭，我從來沒跟她說過。有些事，只能埋在心底，爛在肚子里。
我的日子就這么一天天過去了。
工作上，我從科員干到副科長，再到科長，后來調到區(qū)糧食局當了副局長，平平淡淡，沒什么大起大落。1998年糧食系統(tǒng)改革，我提前退了休。
張秀蘭2010年查出了肝癌，發(fā)現(xiàn)的時候已經(jīng)是晚期，拖了不到半年就走了。走之前她拉著我的手，說：“建國，我這輩子跟了你，值了。你把孩子帶好。”
我點點頭，眼淚止不住地流。
她走了以后，我一個人過了好些年。兒子陳志遠大學畢業(yè)后在省城安了家，閨女陳志芳嫁到了隔壁縣，逢年過節(jié)才回來。
我每天的生活就是買菜做飯，收拾屋子，看看電視，到公園里跟一幫老頭下下象棋。日子過得不咸不淡，不好不壞。
我偶爾會想起林小芳。
不是天天想，就是偶爾，在某些特定的時刻。比如看見電視里放農村題材的電視劇，比如路過菜市場看見有人賣玉米，比如冬天的傍晚聞見誰家煮紅薯的味道。
想起她的時候，心里會微微地疼一下，像一根刺扎在那里，不深不淺，拔不出來，也磨不掉。
有時候我會想，她現(xiàn)在過得怎么樣？她嫁的那個人對她好不好？她有幾個孩子？她會不會也偶爾想起我？
想著想著，又會對自己說，想這些有什么用呢？已經(jīng)過去了。
過去了。
這么多年，我一直用這兩個字安慰自己。
可是今天，這封信來了。
信上的每一個字，都像一雙手，使勁地搖晃著我心里那扇關了幾十年的門。
她說她得了重病，想見我最后一面。
我把信折好，放進口袋里，在院子里坐了很久。夕陽已經(jīng)落下去了，天邊只剩下一抹暗紅色的余暉。遠處的樓房亮起了燈，一盞一盞的，像天上的星星。
我想了整整一個晚上。
第二天一早，我打電話給兒子陳志遠。電話那頭，志遠聽我說完，沉默了幾秒，然后說：“爸，我陪您去。”
我說不用，我自己能行。
志遠說：“爸，您一個人我不放心。您都七十多了。”
我沒再推辭。
隔天早上，志遠開車來接我。車上還有他媳婦和閨女，說是要陪著我。我心里過意不去，但看著他們關切的眼神，也就沒說什么。
車子上了高速，一路往南。窗外的風景從城市變成田野，從小河變成山丘，我這才發(fā)現(xiàn)，我們已經(jīng)走了很遠的路。距離那次離別，不只是地理上的距離，更是五十多年的時間。
五十多年，半個世紀啊。
車子開了六個多小時，終于到了信上寫的那個地址。是魯南一個小縣城下面的鎮(zhèn)子。路不好走，志遠開得很慢，最后在一棟老舊的居民樓前停了下來。
我讓志遠和他媳婦在樓下等著，我自己上去。
志遠欲言又止，最后點了點頭：“爸，有事打電話。”
我深吸一口氣，扶著樓梯扶手，一步一步地爬上了四樓。
樓道里的燈有點暗，墻壁上的白灰剝落了大半，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空氣里有一股潮濕的霉味，混著中藥的苦香。每家每戶門口都堆著雜物，有的放蜂窩煤，有的放紙箱子，有的放腌咸菜的壇子。這就是普通老百姓過日子的光景，滿滿當當?shù)模悬c亂，但透著股真實。
我站在402門口，手抬起來，又放下。心跳得咚咚響，嗓子眼發(fā)干。
我活了七十多年，經(jīng)過多少風浪，這時候卻像個小伙子一樣緊張。
我又深吸了一口氣，按了門鈴。
門開了。
開門的是一個頭發(fā)花白的老太太，穿著一件灰布棉襖，佝僂著背，瘦得皮包骨頭，臉上的皺紋像干裂的黃土地，一雙眼睛深深地凹陷進去，透著一股疲憊的病態(tài)。
可她抬起頭看我的那一瞬間，我認出了那雙眼睛。
那雙眼睛我太熟悉了。
五十年了，那雙眼睛曾經(jīng)在黑夜里為我把淚流干，在玉米地里沖我笑成一彎月牙，在分別的清晨被我刻進骨頭里，在后來的每一個日夜被我反復回憶。
是她。
林小芳。
"建國哥，你來啦。"
她的聲音沙啞得幾乎聽不清，像是嗓子被什么東西堵住了，每一個字都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擠出來。可那語氣，那聲“建國哥”，還是當年那個在林間地頭喊我的小姑娘的語氣。
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涌了上來。
“小芳……”我叫她，聲音抖得厲害。
她扶著門框，側身讓我進去。我伸手想扶她，她擺擺手，自己慢慢挪著腳步往里走。
房子不大，兩室一廳，老式的戶型，客廳很小。家具都是舊的，但收拾得很整潔，茶幾上摞著一沓報紙，電視柜上擺著一臺老式彩電，墻角有一個柜子，上頭供著兩個相框，黑白照片，看不清是誰。
客廳里彌漫著一股中藥的味道，濃得化不開，估計是她熬藥熬的。飯桌上放著一個暖水瓶、一個搪瓷缸子、幾個藥瓶，還有一個掰了一半的饅頭，用碟子扣著。
她在沙發(fā)上坐下來，喘了幾口氣，指了指旁邊的位置：“坐吧。”
我坐下來，仔細打量著她。上次見她，她還是個二十歲的姑娘，兩條烏黑的大辮子，臉上帶著紅潤的光澤，一笑起來眼睛彎彎的，像月牙。
可眼前這個老太太，頭發(fā)白了大半，剩下一些灰白的發(fā)絲，稀疏地貼在頭皮上。臉上的皺紋像刀刻的一樣，橫一道豎一道，密密麻麻。脖子上青筋暴起，手背上的皮膚薄得像紙，能看見底下的血管。整個人瘦得像一根干柴，縮在沙發(fā)里，顯得那樣單薄、那樣脆弱。
唯一沒變的，是那雙眼睛。雖然渾濁了，凹進去了，可看人的時候，還是那么認真，那么專注，好像要把你整個人看進去。
“你咋樣？”我先開了口，問了一句廢話。
“不咋樣。”她苦笑著說，“醫(yī)生說是肺上的毛病，發(fā)現(xiàn)得晚了。做了一次手術，后來又擴散了。現(xiàn)在就是熬日子，能熬一天算一天。”
我的心像被人用手使勁攥了一下，疼得喘不過氣來。
“孩子呢？孩子們不管你？”我問。
“有，有孩子。”她說，“兩個閨女，一個兒子，都成家了。大閨女在縣城上班，二閨女嫁到外省了，兒子在鎮(zhèn)上開了個小賣部。孩子們都孝順，隔幾天就來看我。我不想給他們添麻煩，能自己待著就自己待著。”
我點點頭，沒說話。
沉默了一會兒，她忽然開口了。
“建國哥，我叫你來，是有件事想跟你說。”
“你說。”
她抬起頭看著我，眼睛里忽然涌上了一層水霧，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擠出幾個字來：“那個孩子……是你的。”
我愣住了。
“什么？”
“當年我抱著回去找你的那個孩子，是你的。”
我的腦子里轟的一聲，像有一顆炸彈炸開了。我有那么一瞬間覺得自己聽錯了，或者自己在做夢。我使勁眨了眨眼，可眼前的她清清楚楚地坐在那里，在等著我的回應。
“你……你說什么？”我的聲音完全不像自己的了。
她擦了擦眼角的淚，深吸一口氣，像是下定了決心，開始慢慢地講述那段我從來不知道的往事。
“你走的那年冬天……就是1970年臘月，我發(fā)現(xiàn)我懷孕了。我當時嚇壞了，不敢跟任何人說。我爹要是知道了，非打死我不可。我娘那時候身體剛好一點，也不敢讓她操心。我一個人扛著，誰都沒告訴。”
我張了張嘴，說不出話來。肚子里翻江倒海的，五味雜陳。
林小芳繼續(xù)說下去，聲音很輕，很慢，像是在講一個別人的故事。
“那幾個月，我每天照常上工，照常干活，不敢讓人看出來。可肚子一天天大起來，瞞不住了。我娘先發(fā)現(xiàn)了，她問我是不是你干的，我沒法子，只能點頭。我娘哭了一晚上，第二天跟我爹說了。”
“我爹氣得摔了三個碗，在院子里罵了你一個下午，說要去找部隊領導告你。后來是我娘攔住了他，說這事鬧大了對你不好，對孩子也不好。”
“后來呢？”我的聲音干澀得幾乎發(fā)不出來。
“后來，他們商量來商量去，決定讓我把孩子生下來。可我不能等你回來了，等不了。我一個大姑娘，沒結婚就生了孩子，在村里沒法活，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我娘說，得趕緊找個人家嫁了，讓孩子有個名分。”
“王德勝？”我問。
“嗯。”她點了點頭，“他是隔壁公社的，退伍軍人，比我大五歲，家里條件一般。他托人來說親，我爹跟他談了這個事。沒想到王德勝說他不嫌棄，愿意要我和孩子，會對孩子像親生的。”
“他……”我不知道該說什么。
“王德勝這個人，怎么說呢，他對我還行，對孩子也好。我嫁給他以后，第二年就生了大閨女，后來又生了二閨女和兒子。他從來沒虧待過你的孩子，供他吃穿，供他上學，比親生的還親。”
“孩子……男孩女孩？”我艱難地問。
“男孩。”她說，“名字叫建軍，林建軍。”
我聽到那個名字的時候，眼淚一下子就掉了下來。
建軍。
用我的名字起的？
“后來呢？”我問。
“孩子生下來以后，我養(yǎng)了幾個月。可王德勝家里也不寬裕，他爹娘對這個孩子有意見，指指點點的，說你嫁到我們家來，帶個外人家的孩子算怎么回事。我思來想去，決定把孩子送回你那里去。”
“你帶著孩子去了部隊找我？”
“嗯。”她說，“1971年秋天，我抱著孩子去了南方。我打聽到你部隊的地址，坐了三天兩夜的火車，到了你們部隊駐地。我在部隊門口等了整整一天，想等你出來。可我沒等到你，我等到的是你們部隊的一個干部。”
“那個人跟我說，你是部隊重點培養(yǎng)的對象，前途不可限量，如果傳出這種作風問題，你的前途就毀了。他讓我把孩子留下，然后回去，不要影響你的進步。”
“他怎么知道你是來找我的？”我問。
“我到了門口，跟哨兵說要找一個叫陳建國的戰(zhàn)士。哨兵問我跟你什么關系，我說是老鄉(xiāng)。后來那個干部出來了，看了我的介紹信，問我找你什么事。我支支吾吾說不出來，他就把我?guī)У脚赃呉粋€房間里，盤問了我半天。我沒辦法，就說了實話。”
“他說了什么？”
“他說，小同志，你這種情況，會嚴重影響到陳建國同志的前途。他是部隊重點培養(yǎng)的對象，馬上就要提干了，不能出任何作風問題。你如果真的為他好，就應該把這件事壓下來，不要鬧大。你還年輕，以后的路還長，不要因為一時沖動耽誤了兩個人的前程。”
林小芳說到這里，停下來喘了幾口氣，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
“我聽了他的話，覺得他說的有道理。我不能害了你。我當時就做了一個決定，把孩子留在部隊大門口的花壇邊上，偷偷躲起來看著。過了沒多久，你們部隊的一個女兵發(fā)現(xiàn)了孩子，抱進了門崗。我看有人管了，就放心了，轉身走了。”
“那孩子呢？”我急切地問，“后來去了哪里？部隊把他怎么辦了？”
林小芳搖了搖頭：“我不知道。我后來偷偷寫信打聽過，沒有回音。我以為部隊會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或者被好人家收養(yǎng)了。我想，不管怎么樣，他在部隊的照顧下總比跟著我強。我這邊的情況太復雜了，王德勝的爹娘容不下他。”
我的心像被人用力擰了一下，疼得我?guī)缀跻谐鰜怼?/p>
我的孩子，我和林小芳的孩子，被放在部隊大門口，被陌生人撿走了。而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你為什么不告訴我？”我的聲音幾乎是吼出來的，眼眶通紅。
林小芳的眼淚也流了下來，她拼命搖著頭：“建國哥，我也想過告訴你，可我不敢。我寫了給你的信，寫了又撕，撕了又寫，最后全燒了。我怕你知道以后會內疚一輩子，我怕你會為了孩子放棄自己的前途。我不想拖累你。”
“你不想拖累我……”我喃喃地重復著這句話，眼淚止不住地流。
當年她就是這么說的。她說什么來著？“我不想拖累你”。多少年了，她還是這句話。
她是為了我好，可她自己過得有多苦，誰又知道？
“小芳，你受委屈了。”我握住她的手，眼淚掉在她滿是皺紋的手背上。
她搖搖頭，眼淚也跟著往下掉：“不委屈，建國哥，我這一輩子不后悔。”
我們兩個白發(fā)蒼蒼的老人，就這樣坐在那張舊沙發(fā)上，像兩個受了委屈的孩子，哭了很久。
過了很久，她擦了擦眼淚，深吸一口氣，忽然抬起頭看著我說：“建國哥，我叫你來，不光是跟你說這些。我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什么事？”
她看著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說：“建軍他……還活著。”
那一刻，我的腦子里像有一道閃電劈了下來。
“什么？”
“我后來打聽到了。”林小芳的聲音有些發(fā)顫，但語氣卻很堅定，“建軍被部隊送到了當?shù)氐母＠海髞肀灰粚]有孩子的軍人夫婦收養(yǎng)了。那對夫婦后來轉業(yè)到了省城，建軍跟著他們長大，考上了大學，現(xiàn)在在省城工作。”
“你……你怎么打聽到的？”我的聲音都在發(fā)抖。
“去年，我的病查出來以后，我想了很多。”林小芳的聲音低沉而緩慢，“我想，我這輩子沒多少日子了，我最放不下的就是兩件事。一件是你，我想再見你一面。另一件，就是建軍。我這輩子沒見過他幾面，可現(xiàn)在老了，快走了，我想看看他長什么樣，過得好不好。”
“我這把老骨頭，去了民政局，去了檔案館，到處打聽，磨破了好幾次嘴皮子，求了不知道多少人。組織上的人看我這把年紀，也不容易，就幫我查了檔案。費了好大的勁，總算查到了建軍的下落。”
她說著，手顫顫巍巍地從棉襖口袋里掏出一張疊得整整齊齊的紙條，遞給我。
“這是建軍的地址和電話。他在省城，具體干什么的我不清楚，但我打聽到他過得挺好的，有工作，有家庭，孩子都上高中了。”
我接過那張紙條，手抖得幾乎拿不穩(wěn)。
那張紙條上寫著幾行字，字跡歪歪扭扭的，有些筆畫她寫不清楚，大概是手沒力氣了。上面寫著一個名字：“林建軍”，下面寫著一個手機號碼和一個地址。
林建軍。
林小芳給那個孩子取了我的名字，又冠上了自己的姓。不姓陳，姓林。
“建軍……”我念著這個名字，心口堵得厲害。
林小芳看著我的眼睛，輕輕地說：“建國哥，你是不是應該去見見他？”
我看著手里的紙條，又看看她那張蒼老的、布滿皺紋的臉，腦子里亂成了一鍋粥。
我有兒子，有閨女，有孫子，有外孫女，有一個完整的家庭。現(xiàn)在忽然冒出來一個五十歲的兒子，一個我從未謀面的兒子，一個被我自己親手遺棄的兒子。
我該怎么面對他？他會認我嗎？他會不會恨我？恨我這個不負責任的父親？
“你不想見他？”林小芳問我，聲音里有一絲擔憂。
“我……”我說不出話。
“去吧。”她說，聲音很輕，像是用盡了全身的力氣，“你該看看他。給他一個交代，也給你自己一個交代。”
我低著頭，盯著手里的紙條，眼淚一滴一滴地砸在那幾行字上，洇開一小片水漬。
過了好一會兒，我抬起頭，看著她。
“小芳，你跟我一起去。”
她愣了一下，然后搖了搖頭：“我不去了。我沒臉見他。當年是我把他丟下的，我這個當娘的，不配。”
“不是你。”我說，“是我。是我當年走了，是我沒有在你最難的時候陪著你，是我讓你一個人扛了所有的事。要說不配，是我不配。”
她看著我，嘴唇哆嗦著，眼眶里又蓄滿了淚水。
“建國哥……”
“小芳，你聽我說。”我握住她的手，那雙手又干又瘦，骨節(jié)突出，皮膚皺巴巴的，像秋天的枯葉，可握著的感覺，跟五十多年前一模一樣，“你這一輩子，為我、為孩子，吃了太多的苦。你應該去見見他，讓他知道，你從來沒有忘記過他，你一直在找他，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惦記著他。”
她的眼淚終于忍不住了，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滾落下來，整個人顫抖著，哭得像個孩子。
“我怕……我怕他不認我。”她哭得上氣不接下氣。
“他會認的。”我說，盡管我心里也沒底，但我必須這樣說，“他一定會認的。因為你是他的親娘，這世上只有一個親娘。”
那天晚上，我在林小芳家待到很晚。
志遠打了幾次電話上來催，我說我再待一會兒，讓他先帶媳婦和孩子去鎮(zhèn)上找旅館住下，明天再來接我。
志遠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說了句“好”，就掛了。他從小就是個懂事的孩子，知道什么時候該問，什么時候不該問。
林小芳給我下了碗面條，臥了兩個荷包蛋。面條有點坨了，荷包蛋也煎老了，蛋黃都散了，賣相不怎么好看。可我吃得特別香，一碗面吃得干干凈凈，連湯都喝了。
“你餓了？”她看著我笑，那笑容和當年一模一樣，只是多了皺紋。
“餓了。”我說，端著碗又喝了一口湯。
我們倆坐在飯桌前，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這五十多年的事。
“王德勝呢？”我問。
“走了，五年前走的，腦溢血。”她說，聲音平靜，“走的時候很突然，早上還好好的，中午就不行了。他是好人，對我好，對孩子也好。這輩子，我欠他的。”
“他對建軍怎么樣？”
“建軍六歲的時候，王德勝跟我商量，想把他過繼給他遠房的一個堂哥。那堂哥兩口子沒孩子，條件也不錯，建軍跟著他們能過上好日子。”林小芳說著，聲音有些發(fā)顫，“我最初不同意，那是我的親骨肉，我舍不得。可王德勝說，建軍在咱們家，他爹娘天天指桑罵槐，孩子長大了心里能好受？跟著他堂哥，好歹能堂堂正正做人。我想了很久，最后還是點了頭。”
“建軍就這么離開你了？”我問，胸口像壓了一塊大石頭。
“嗯。”林小芳的眼圈又紅了，“建軍走的那天，抱著我的腿不肯撒手，哭得嗓子都啞了。我狠著心把他推開，轉過頭去不敢看他。等車開走了，我追出去好遠好遠，一邊追一邊哭，哭到摔倒在田埂上，爬都爬不起來。”
她說到這里，聲音哽咽得說不下去了。
我握住她的手，沒有說任何安慰的話。因為沒有語言能安慰這種痛。
“后來呢？”過了一會兒，我輕聲問。
“后來建軍跟著他們去了外地，我們就斷了聯(lián)系。”林小芳擦了擦眼淚，深吸了一口氣，“直到去年我去查，才知道他被那對軍人夫婦收養(yǎng)了，改名叫什么……我不清楚。紙條上那個名字，是我打聽到的。”
“他們對他好不好？”
“應該好吧。”林小芳說，語氣里有一絲不確定，“那對夫婦都是軍人，條件應該不錯。我聽民政上的人說，建軍考上了一個不錯的大學，學的是建筑工程，在省城的設計院工作。”
我點了點頭，心里說不出是什么滋味。
高興？愧疚？心酸？都有。
高興的是，我的兒子，我和林小芳的兒子，沒有在苦水里泡大，他受了教育，有了體面的工作，過上了好日子。
愧疚的是，我這個親生父親，從來沒有為他做過任何事。甚至在他被送走的時候，我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心酸的是，林小芳這一輩子，為了我，為了孩子，受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淚，一個人扛下了所有。
“建國哥，”林小芳忽然叫了我一聲，把我從思緒里拉回來，“你不要覺得對不起我。這些都是我自愿的。那時候我就想，你要是能出人頭地，我把孩子養(yǎng)大，等你回來，咱們一家三口團聚，再苦再累我也愿意。后來孩子送走了，我想著，至少你還在，至少你過得好，那就夠了。”
“小芳……”我忍了半天的眼淚又掉了下來。
“你別哭，我這輩子不苦。”她伸出那只枯瘦的手，輕輕地給我擦眼淚，像當年在病床前給我換濕毛巾一樣輕柔，“我有過你，有過孩子，老天爺對我不薄。”
那天晚上，我睡在林小芳家客廳的沙發(fā)上。
沙發(fā)有些短，我的腿伸不直，但我不覺得難受。夜深了，萬籟俱寂，只有窗外偶爾傳來一兩聲狗叫。我能聽見里屋林小芳翻身的聲音，和一聲聲壓抑的低咳。她的病，怕是真的不輕了。
我躺在那里，睜著眼睛看著天花板，腦子里翻來覆去的，全是今天她說的那些話。
孩子，我和她的孩子，被送到了部隊門口。是我所在的部隊，是我每天訓練、生活的地方。那個孩子，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被人撿走了，而我渾然不知。
那年秋天，我每天都在做什么？
我記得那天是星期天，我記得我去了教導隊的圖書館，看了一下午的書。我記得那天陽光很好，風吹著操場邊的白楊樹，樹葉嘩啦啦地響。我記得我心情不太好，因為收到林德厚的那封信已經(jīng)有一陣子了，我還在為林小芳要嫁人的事難過。
可我不知道，就在離我不遠的地方，我的親骨肉，我的兒子，被放在那里，等待一個未知的命運。
而他最終等到的，不是我這個父親，而是一對陌生的軍人夫婦。
命運弄人，莫過于此。
第二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就醒了。
林小芳已經(jīng)起來了，在廚房里熬粥。她的動作很慢，洗米、加水、開火，每一個動作都要停頓一下，喘幾口氣。我站在廚房門口看著她，那個曾經(jīng)能干的、麻利的姑娘，如今連熬一碗粥都要費這么大的力氣。
“我來。”我走過去，接過她手里的勺子。
她沒有推辭，在旁邊的小板凳上坐下，看著我在灶臺前忙活。
“建國哥，你還是跟從前一樣，啥都會干。”
“在農村待了一年，啥不會也都學會了。”我說，把火調小了一點。
吃過早飯，志遠來接我了。
我站在門口，跟林小芳道別。
“小芳，我回去就聯(lián)系建軍。等我消息。”
“嗯。”她點了點頭，站在門口，晨光照在她花白的頭發(fā)上，鍍了一層薄薄的金色。
“你保重身體。”
“你也保重。”
我轉身下樓，走了幾步，又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
她站在門框里，瘦小的身影被晨光拉得很長很長。她伸出手，朝我揮了揮。
我深吸一口氣，轉過身，一步一步地走下樓梯。
回到濟南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紙條上的電話撥了過去。
電話響了好幾聲，我的心跟著每一聲鈴聲越跳越快。
“喂，你好。”一個中年男人的聲音，沉穩(wěn)、有力。
“你……你是林建軍同志嗎？”我的聲音有些抖。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我是。您是？”
“我……我叫陳建國。”我說出自己名字的時候，手心全是汗，“我是……我是你……”
我張了好幾次口，那個詞始終卡在嗓子眼里，說不出來。
“您是？”電話那頭的聲音有些疑惑。
“我是你母親林小芳的朋友。”我最終說了這么一句，“她想見你一面。”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長時間。
“她……她還好嗎？”林建軍的聲音忽然變了，變得低沉，帶著一絲我聽不太懂的復雜情緒。
“她不太好。”我說，“她病得很重，可能……可能沒多少日子了。她很想見你。”
又是一陣沉默。
“我知道了。”他說，“我過兩天去看她。”
掛了電話，我的心情五味雜陳。他沒有問我是誰，沒有表現(xiàn)出任何意外，好像早就知道會有這么一天。
也許，他一直都知道自己的身世？也許，他一直在等這個電話？
我沒敢多想，第二天又去了柳河，把消息告訴林小芳。
她聽了以后，眼淚又掉了下來，但這一次，她在笑。
“他來，他來?”她反復問我。
“來，他過兩天就來。”我說。
她連連點頭，眼睛亮亮的，像一個等著過年穿新衣裳的孩子。
第三天，林建軍真的來了。
我那天特意去車站接他。五十歲的男人，個子不矮，大概一米七八的樣子，跟我年輕時一樣的身量。國字臉，濃眉大眼，鼻梁挺直，穿著一件深灰色的夾克衫，頭發(fā)理得整整齊齊，看上去沉穩(wěn)而體面。
我看見他的第一眼，心跳就漏了一拍。
他長得不像林小芳。他長得很像我，像年輕時候的我。
五官輪廓，走路的姿勢，甚至微微皺眉的樣子，都跟當年的我一模一樣。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熱了，但我忍住了，沒有讓眼淚掉下來。
“您是陳叔叔？”他走到我面前，很有禮貌地伸出手。
我跟林小芳商量好了，不告訴他我是誰。就說是一個多年的故交，幫忙從中牽線。我們覺得，一下子把真相全部攤開，對他來說太殘忍了。有些事，得慢慢來，一點一點地說。
“對，我是陳建國。”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溫暖而有力，骨節(jié)分明，跟我的手握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那是血脈相連的感覺，可我無法開口說破。
“謝謝您。”他說，語氣很客氣，但沒有多余的熱情。我能感覺到，他是一個有分寸、有界限感的人。這樣的人，心事往往藏得很深。
在路上，他簡單說了說自己的情況。
他在省城一家建筑設計院工作，高級工程師，妻子在銀行上班，兒子讀高二。日子過得不錯，有房有車，家庭和睦。
“我對小時候的事，記得不多。”他忽然說了一句，“但我母親跟我說過，我不是她親生的。”
他說的是他的養(yǎng)母。
我點了點頭，沒有接話。
“小時候不懂，長大了以后，偶爾會想，我的親生父母是什么樣的人，為什么要把我送人。”他說這話的時候，目光看著車窗外飛速后退的農田，語氣很平淡，但我知道，這一句“偶爾會想”背后，是多少個輾轉反側的夜晚。
“你恨他們嗎？”我忍不住問。
他沉默了一會兒，搖了搖頭：“談不上恨。可能就是……不理解吧。后來想明白了，那時候大家都不容易，各有各的難處。”
他說得很平靜，可我的心像被刀子剜了一下。
這孩子，從小就被教得太好了，懂事得讓人心疼。
到了林小芳家，我把他送到門口，自己在樓下等著。
我不知道他們在樓上說了什么，說了多久。我坐在樓下花壇的臺階上，抽了好幾根煙，心里七上八下的。
大概過了一個多小時，林建軍下來了。
他的眼眶是紅的。
他走到我面前，停下腳步，沉默了一會兒，然后說了一句讓我渾身一震的話。
“陳叔叔，我知道你是誰。”
我愣住了，手里的煙差點掉在地上。
“你……”
“我養(yǎng)父母以前跟我說過，我親生父親姓陳，是個軍人。”他看著我的眼睛，那雙眼睛跟我一模一樣，“我也姓林，叫建軍。這個軍，是父親的軍，還是軍人的軍？”
我張了張嘴，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他注視著我很久，目光里有復雜的情緒，但最終，他只是說了一句：“陳叔叔，這些年，辛苦你了。”
他沒有叫我“爸”。
可他也沒有質問我，沒有跟我翻臉，沒有說任何難聽的話。
他只是說了一句：“這些年，辛苦你了。”
他的寬容比憤怒更讓我難受。
我低著頭，眼淚一滴一滴落在地上，我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
他伸出手，在我肩膀上拍了拍，然后轉身走了。
走了幾步，他停下來，頭也沒回地說了一句：“我過幾天再來看她。”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陽臺上坐了很久，抽了一整包煙。
半夜，我給林小芳打了個電話。
“建軍跟我說了，他知道我是誰。”我說，聲音啞得不像自己的。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
“他怎么說?”林小芳的聲音有些緊張。
“他說，過幾天再來看你。”
“我是說他……他說了你什么沒有?”
“他說……這些年辛苦我了。”
電話那頭安靜了很久，然后傳來一陣極輕極壓抑的啜泣聲，像小動物受了傷，躲在角落里獨自舔舐傷口。
“他跟他爹一樣，不會說難聽的話。”林小芳哭著說，聲音抖得厲害，“可他心里比誰都苦。”
我在電話這邊聽著她的哭聲，那些忍了半輩子的眼淚終于忍不住了，嘩嘩地往下流。我捂著自己的嘴，不讓自己發(fā)出聲音。
那個晚上，我們兩個七十多歲的老人，隔著電話線，哭得像個孩子。
我們哭這五十多年的分離，哭那個被命運拆散的家庭，哭那個懂事得讓人心疼的孩子，哭我們的蒼老和無力，也哭我們終于等到了這一天。
第二天，我又去看了林小芳。
她的精神狀態(tài)好了不少，眼睛里的光都比昨天亮了一些。她在廚房里忙活著，燉了一只雞，說是等建軍下次來的時候給他吃。
我看著她佝僂的背影，心里又酸又暖。
“小芳，建軍的事，我打算跟他說明白。”我說，“不再瞞了。”
“你……你要怎么跟他說？”她轉過身來看我，手里還拿著湯勺。
“把當年的事，原原本本告訴他。你我的事，孩子的事，部隊的事，王家的事，一五一十，全都說清楚。不能讓他帶著心結過一輩子。”
她猶豫了很久，最后還是點了點頭：“你說吧，早該說了。”
第三天，林建軍果然又來了。
這一次，我請他到鎮(zhèn)上一家小飯館吃飯。志遠在一旁陪著，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坐在旁邊一直沒怎么說話，低著頭扒飯，偶爾抬起頭看看我，又看看林建軍，眼神里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
飯吃到一半，我放下了筷子，看著對面那個長得和我如出一轍的中年男人。
“建軍，你要是愿意聽，我把當年的事，從頭到尾，一五一十，全說給你聽。”
他也放下了筷子，點了點頭。
我說了。
我從1969年下鄉(xiāng)說起，說紅旗大隊的玉米地，說那條鋪滿落葉的小土路，說那個背著林大嬸走五里雪地的夜晚，說那個燒得迷迷糊糊的下午我說了那句“我不走了”。
我說得口水都干了，茶喝了一杯又一杯。志遠在旁邊不停地給我倒水，倒了五次。
我說到1970年小雪那天，去公社武裝部報名的場景，背著行李走出村口時回頭看見老槐樹下那抹藍色的身影，梳著兩條辮子，辮梢上扎著紅頭繩，在晨風里微微飄動。
我說到在部隊收到林德厚那封信，說小芳要嫁人了，當天晚上熄燈以后，我把被子蒙在頭上，咬著自己的手背，哭得渾身發(fā)抖，不敢發(fā)出一點聲音，第二天手背上全是紫紅色的牙印。
我說到1971年秋天，那個戰(zhàn)友口中的星期天下午，發(fā)生在部隊門口的我不知道的故事。一個剛滿二十歲的姑娘抱著一個幾個月大的嬰兒，坐了三天兩夜的綠皮火車，從山東到南方，千里迢迢來找我。而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說到林小芳嫁給了王德勝，把建軍過繼給了別人。說到她五十多年來一個人扛著所有的秘密，在多少個難以入眠的夜晚，獨自對著窗外的月亮，想兒子想得心口疼，疼到把枕頭都咬爛了。
我說去年收到了林小芳的信，說她病重，想見我最后一面。然后我知道了這一切，建軍的名字、建軍的下落。
我說完的時候，外面天已經(jīng)完全黑了。
小小的飯館里沒有其他人，只有我們三個。墻角掛著一盞日光燈，白色的光照著我們，把每個人的臉色都照得蒼白。
林建軍低著頭，很久很久沒說話。
他的肩膀在輕輕地顫抖。
志遠坐在旁邊，默默地給我們倒茶。我看見他自己也紅了眼眶。
沉默了很久很久，林建軍終于抬起頭來，眼眶通紅，但沒有掉淚。
“她這些年……為什么不來找我？”他的聲音嘶啞到了極點，幾乎是從喉嚨里擠出來的。
“她不敢。”我說，“她覺得對不起你，沒臉見你。她怕你恨她。”
“我恨她什么？”他的聲音忽然高了起來，帶著一股壓抑多年的委屈，“我從來沒有恨過她！是她把我送人的，可我從來沒有恨過她！我想找她，可我找不到她！我以為她不要我了！”
他終于哭了，眼淚大顆大顆地掉下來，像關不上的水龍頭。五十歲的男人，哭得像個第一次走丟的孩子。他用手捂住臉，肩膀劇烈地抖動著，壓抑的哭聲從指縫間泄露出來，是那種隱忍了很久、終于決堤的哭法。
我伸出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用力地握了握。
“建軍，你母親沒有不要你。她這輩子，最放不下的就是你。”
他哭了好一會兒，才慢慢地平靜下來。他用袖子擦了擦臉，深吸一口氣。
“我想去看看她。”
“她現(xiàn)在在家里。”
“現(xiàn)在就去。”
我們三個人走出飯館，夜風迎面撲來，帶著深秋的寒意。路兩邊的梧桐樹被風吹得嘩嘩響，葉子一片一片往下掉，落在我們肩頭，又滑落在地。路燈昏黃，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三個男人的影子，并排走著，一個白發(fā)蒼蒼，一個正值壯年，一個正當盛年。
走在中間的那個，是親父子，卻分離了五十年。走在旁邊的那個，是養(yǎng)了三十多年的兒子，知道了真相，依然陪在父親身邊。
人生就是這樣吧，你以為失去的，也許從來沒有真正失去。你以為隔斷的，也許只是隔著時間。
林小芳打開門的時候，愣住了。
她看見了站在門口的林建軍。
兩個人就那么對視著，誰都沒有先說話。
樓道里的燈很暗，但她臉上的表情我看得清清楚楚。嘴唇在抖，眼角的皺紋在抖，連扶著門框的那只手都在抖，像是隨時會站不住。
林建軍先開口了。
“媽。”
就一個字。
就這一個字，讓林小芳五十年來的所有委屈、思念、愧疚、痛苦，全都化成了決堤的淚水。她的身體晃了一下，扶著門框的手一軟，差點倒下去。
林建軍一步上前，緊緊地抱住了她。
“媽……”
“兒啊……我的兒啊……”林小芳哭得聲嘶力竭，整個人都癱在了林建軍的懷里，哭得幾乎背過氣去。
“兒子來了，兒子來看您了……”
我站在走廊里，看著這一幕，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滾落下來。
我轉頭看了一眼志遠，他的眼眶也紅了，但他沒有哭，只是靜靜地站在那里，像一棵沉默的樹。
過了好一會兒，林小芳的情緒才漸漸平復下來。她拉著林建軍的手，上下打量著他，一會兒笑一會兒哭，反反復復地說著一句話：“長這么大了……都長這么大了……”
我站在一旁，看著這對分離了五十年的母子終于相認，心里五味雜陳，酸澀、欣慰、愧疚、釋然，各種情緒攪在一起，說不清楚是什么滋味。
那幾天，林建軍請了假，留在林小芳身邊照顧她。他帶著她去了縣城醫(yī)院，重新做了檢查，跟醫(yī)生商量治療方案。醫(yī)生說，林小芳的病情確實已經(jīng)很嚴重了，但如果好好調養(yǎng)，保持好的心態(tài)，也許還能撐一段時間。
林小芳的氣色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不是因為藥，是因為心。五十年的心病，終于在生命的最后時光里，得到了醫(yī)治。
而我，在回去之前，跟林建軍單獨談了一次。
我們倆坐在林小芳家樓下的花壇邊上，秋天的陽光照在我們身上，暖洋洋的。有一只橘貓從花壇里鉆出來，在我們腳下蹭了蹭，又慢悠悠地走了。
“建軍，你現(xiàn)在都知道了。”我說，“我不是你陳叔叔，我是你……”
“爸。”他忽然叫了一聲。
我整個人像被電擊了一樣，猛地抬起頭看著他。
“爸。”他又叫了一聲，眼睛紅紅的，但嘴角卻帶著一絲淺淺的笑意，“我養(yǎng)父母對我很好，從來沒瞞過我的身世。我從小就知道，我不是他們親生的。我親生父親姓陳，是個軍人。他們告訴我這些，是希望我有朝一日能找到自己的根。”
“你……你什么時候知道的？”我的聲音抖得厲害。
“具體是誰，我是前幾天才知道的。”他說，“我養(yǎng)父母以前告訴過我一些線索，我自己也查過一些檔案，但都不太確切。那天你打電話給我的時候，你說你叫陳建國，又說是我母親的朋友，我就大概猜到了。”
“那你為什么不當面問我？”
“我想等你親口告訴我。”他看著我的眼睛，“這是你和我之間的事，應該由你來說，而不是我去問。”
我沉默了很久。
“建軍，我對不起你。對不起你媽。”我說，每一個字都像刀一樣，一刀一刀割在心口上，“當年如果不是我參軍走了，如果不是我沒處理好感情的事，你們母子不會受這么多苦。”
他聽了這話，并沒有馬上回應，而是沉默了很久。陽光照在他的側臉上，輪廓分明，和我年輕時一模一樣，只是比我多了一份沉穩(wěn)和內斂。
“爸，我不怪你。”他最終說道，“那個年代的事，沒有如果。你和我媽，你們都有你們的難處。我爸說過，做人不看過去，看將來。”
我爸。
他說的是他的養(yǎng)父。
一個素未謀面的老軍人。他把我的兒子養(yǎng)大成人，教他做人，教他道理，在他心里種下了善良和寬容的種子。而我這個親生父親，什么也沒有做過。
“你養(yǎng)父……他是個好人。”我說，嗓子澀澀的。
“他是。”林建軍點點頭，眼睛里有一種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父親。”
我們倆沉默了一會兒。
“以后呢？你有什么打算？”我問。
“我會經(jīng)常來看我媽。”他說，“她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想多陪陪她。至于你……爸，如果你愿意，我也想跟你多走動。我兒子今年高二，明年高考。等高考完了，我?guī)麃砜茨恪Ｗ屗溃袪敔敗！?/p>
我的眼淚一下子就出來了。
他沒說“姥爺”，他說的是“爺爺”。
他心里是認我這個父親的。
我使勁點了點頭，說不出話來。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旅館的房間里，給志遠打了個電話。
“志遠，爸問你個事。”
“爸您說。”電話那頭，志遠的聲音很平靜。
“你會不會怪爸？這些事，爸從來沒跟你說過。”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志遠的聲音傳過來，帶著一絲溫暖的笑意：“爸，我三十八了，又不是小孩子。誰還沒個過去的事？您年輕的時候那些事，那是您的命，不是我該評判的。我只知道，您是我爸，這就夠了。至于建軍哥，他是我哥。改天我請他吃頓飯，認認親。”
我握著電話，眼淚在眼眶里打轉，心里卻有一股暖流在涌動。
志遠，這孩子隨他媽，心寬，會說話，會來事。這是我陳建國的福氣，也是林建軍的福氣。
我掛了電話，望著窗外的夜空。
深秋的夜空清澈而高遠，星星密密麻麻地鋪滿了整個天幕，像是一雙雙明亮的眼睛在看著我。銀河橫亙其中，壯闊而靜謐。
我想起五十多年前，在那個沒有月亮的夜晚，我摟著林小芳坐在河堤上，頂著滿天的星斗，說過的那句傻話。
“那顆就是咱倆的。雖然不耀眼，但它不會掉下來。”
那顆星星，還在天上嗎？
我看了很久，找到了銀河邊上那顆不怎么亮但很穩(wěn)當?shù)男切恰?/p>
還在。
那顆星星，還在那兒。
后來的事情，說起來也簡單。
林小芳的身體慢慢地好了起來，不是因為病好了，醫(yī)生說她的病已經(jīng)到了晚期，藥石罔效，能維持住就已經(jīng)是奇跡了。但她的精神狀態(tài)好了太多，臉上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還能下床走兩步了。
林建軍每個月都從省城回來看她，有時候半個月就回來一次。每次回來都大包小包的，吃的、用的、補品，什么都有。
我隔三差五也過去。名義上是去看望老戰(zhàn)友，實際上是去陪她說說話，幫她做做飯，收拾收拾屋子。志遠有時候跟我一起去，他跟林建軍見了幾次面，兩個人處得還不錯。志遠叫他“建軍哥”，建軍叫他“志遠弟”，兩個人喝過幾次酒，聊得挺投機。他們聊孩子教育，聊房價，聊單位里的人事斗爭，聊得熱火朝天的，像從小一起長大的親兄弟。
有時候我在旁邊看著他們倆，會有那么一瞬間的恍惚，覺得這就是命給我的補償。
國慶節(jié)的時候，林建軍把他兒子林浩然帶來了。
浩然是個高高大大的小伙子，十八歲，明年高考，正是最緊張的時候。他長得像他媽，但眉眼之間依稀有些我的影子，骨架也大，隨了我。
“叫爺爺。”林建軍拍了拍他的肩膀。
浩然看了看我，大大方方地叫了一聲：“爺爺好！”
這一聲“爺爺”，叫得我眼眶一熱，差點沒忍住。
浩然又去看他奶奶林小芳。林小芳見了孫子，高興得一個勁兒抹眼淚，把家里所有能吃的東西都翻了出來，一個勁兒往浩然手里塞。蘋果、橘子、餅干、雞蛋糕，塞得浩然兩只手都拿不下了。
“奶奶，夠了夠了。”浩然笑著說，嘴甜得很，“奶奶您坐，別忙活了。”
林小芳哪里肯坐，拉著浩然的手，左看右看，怎么看都看不夠。她摸著浩然的臉，眼淚在皺紋里蜿蜒流淌，嘴里喃喃自語：“長得真高，真精神……好，好……”
那天中午，我們一大家子人在林小芳家里吃了一頓團圓飯。
飯是林建軍做的。他手藝不錯，做了紅燒肉、清蒸魚、炒青菜，還燉了一只雞。志遠打下手，洗菜切菜，端盤子上菜。我和林小芳坐在沙發(fā)上，看著他們在廚房里忙活，像看一場熱鬧的戲。
飯桌上，浩然說起他明年要考大學的事，說想考省城的建筑大學，跟他爸學同一個專業(yè)。
“好，子承父業(yè)。”志遠笑著說，“將來跟你爸一個單位，爺倆搭班子。”
“我也跟我爺爺學了。”浩然笑著說，“我爺爺可是當過兵的。”
大家都笑了。
我端起酒杯，看著這一桌人，心里感慨萬千。
要是五十年前，有人跟我說，你這輩子會有一個兒子在省城當工程師，另一個兒子在省城工作，有一個孫子明年考大學，有一個外孫女在讀初中，你會坐在這間小小的客廳里，跟一大家子人吃一頓團圓飯，我會覺得他在說夢話。
可這就是我的真實人生。漏洞百出，千瘡百孔，有過遺憾，有過虧欠，刻著那個時代的烙印，可它也給了我補償，給了我圓滿。
快過年的時候，林小芳的身體又差了一些。她開始頻繁地咳嗽，有時候咳得喘不上氣來，臉憋得發(fā)紫。林建軍要送她去醫(yī)院，她不肯，說在醫(yī)院住著不舒服，不如在家里自在。
我們都拗不過她。
林建軍索性把工作交接了一下，搬回了柳河，專門照顧她。志遠也經(jīng)常過去幫忙，兩個兄弟輪班倒，一個負責白天，一個負責夜里。
我身體不大好，幫不上什么忙，就每天過去坐坐，陪她說說話。
有一天下午，陽光很好，她精神還可以，我扶著她到陽臺上曬太陽。
她靠在藤椅上，瞇著眼睛看著遠處的田野。冬天的田野一片枯黃，偶爾有幾只麻雀從田埂上飛起來，又落下去。遠處的村莊里，有炊煙裊裊升起，隱隱約約能聽見小孩子玩耍的笑聲。
她看了一會兒，忽然開口了。
“建國哥，你說咱們這輩子，算不算值了？”
我想了想，說：“值了。”
“我也覺得值了。”她笑了笑，臉上的皺紋舒展開來，像秋天被風吹皺的水面，“我這輩子，有過你，有過建軍，有兒有女，有孫子，現(xiàn)在又有了你。老天爺對我不薄。”
“是我對不住你。”
“別再說對不住了。”她伸出手，輕輕地拍了拍我的手背，“建國哥，咱們都七老八十了，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別把時間浪費在這些話上。你看這太陽多好，咱就曬曬太陽，說點高興的事。”
我點了點頭，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又干又瘦，骨節(jié)突出，皮膚皺巴巴的，像秋天的枯葉。可握著的感覺，跟五十多年前一模一樣。
那天下午，我們倆坐在陽臺上，曬著冬天的太陽，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過去的事。她說著說著笑了，笑著笑著哭了，哭著哭著又笑了。
我一直握著她的手，沒有松開。
立春后的第三天，林小芳走了。
很安詳，是在睡夢中走的。那天晚上，林建軍守在她床邊，半夜的時候聽見她的呼吸忽然變得很輕很輕，像一片羽毛落在地上，然后就再也沒有了聲響。
林建軍給我打電話的時候，聲音平靜得不像話：“爸，我媽走了。”
我趕到的時候，林小芳躺在床上，臉上的表情很安寧，嘴角微微上翹，像是在做一個好夢。
我站在床邊看了她很久。
她穿著那件藍底白花的對襟褂子，頭發(fā)梳得整整齊齊，兩條辮子垂在胸前，辮梢上扎著紅頭繩。
那是她年輕時候最愛穿的那件衣裳。
是林建軍給她換上的。
我看著她的臉，那張蒼老的、布滿皺紋的臉，跟五十多年前站在玉米地里沖我笑的那張臉重疊在一起。
“小芳。”我叫她。
她不應我。
眼淚順著我的臉頰流下來，一滴一滴地落在她的手上。
“小芳，你這一輩子，受苦了。”
屋子里的燈亮著，窗外的天剛蒙蒙亮，遠處的公雞開始打鳴，一聲接一聲，叫醒了這個沉睡的村莊。
新的一天開始了。
可林小芳的故事，結束了。
送走了林小芳，我回到濟南，生活恢復了往日的平靜。
可我心里明白，有什么東西不一樣了。
林建軍開始叫我“爸”了。不是天天叫，偶爾叫，有時候在電話里叫一聲，有時候見面的時候叫一聲。每叫一次，我心里就暖一次，也疼一次。暖的是，我們之間那條斷了五十年的血脈，終于接上了。疼的是，我虧欠了這個孩子太多太多，一輩子都還不完。
志遠和建軍相處得很好，兄弟倆一個星期至少通一次電話，比我跟志遠打電話還勤。有時候建軍來濟南出差，志遠就拉著他去家里吃飯，秀芬總是做一大桌子菜，建軍嫂也來，兩個孩子一起玩，其樂融融的。秀芬私下跟我說：“爸，建軍哥人真好，嫂子也賢惠，咱們一家人在一起，真好。”
真好。
這兩個字，我等了五十年。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當年我沒有去參軍，如果我留在紅旗大隊跟林小芳結了婚，我們倆帶著建軍在村里過日子，會是怎樣一番光景？
也許會很苦吧。沒有城市戶口，沒有商品糧，兩個人土里刨食，一年到頭攢不下幾個錢，建軍能不能上大學都是個問題。以我的性子，大概會后悔，會抱怨，會跟她吵架。
也許我們早就散了。
那樣的話，可能連現(xiàn)在這樣都不如。
所以，人生沒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結果。
有些路，不走不甘心，走了又一身傷。人生就是這樣，無論如何選擇，都會有遺憾。我們能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時間里，把能彌補的彌補上，把該說清的說清楚，把該放下的放下。
林小芳用她的一輩子，教會了我這個道理。
現(xiàn)在，我終于可以放下了。
窗外的陽光照進來，落在我的手上。
我拿起筆，在信紙的末尾，寫下了一行字。
“小芳，你在那邊好好過。這輩子欠你的，下輩子還。”
我把信封好，貼上郵票。
門外的風鈴響了一聲，我知道是風來了。
春天，終于來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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