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師到打工人的17年，他沒能留在上海也回不去縣城

很多普通人的一生，是被時代推著走的。看似主動的選擇背后，其實是有限的選項，和一次次的被動接受。

田維堂，曾經是貴州大山里的一個民辦教師。1995年，他放下土地和安穩的工作，成為村里最早外出打工的人，在廣東、上海等地輾轉17年，從流水線工人，熬到自己開店做老板，還從被人輕視的鄉下青年，變成旁人嘴里的“田老師”“小貴州”“田總”。如今，他把自己的半生，寫進了《田老師打工記》。

記者本以為，這本書寫的是一個跌宕的逆襲故事，讀完之后才發現，講的其實是一個只想認真活著、認真思考的普通人，一輩子都在遭遇的錯位。2026年春節過完后沒多久，當打工人們都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崗位，記者也聯系上了田維堂，與他聊了聊這些年的生活。

年輕時候的田維堂，一直在努力跳出鄉土的局限，在大城市學會規則與底線。然而，等他耗盡半生歸來，故鄉已經不再接納他了，他也再回不到過去的生活了。

務川客運中心，田維堂無數次離開又歸來的地方。（圖/被訪者提供）

或許是出于對女兒前途的擔憂，田維堂也時常關注當下年輕人的想法。他說上一代人遭遇的錯位，其實也是當下無數年輕人、打工人的日常——離開家鄉謀生，慢慢養成新的認知與活法。可大多人終究難以在大城市扎根，只能再次回頭奔赴故土，最后又會發現，自己成了最格格不入的陌生人。時代往前走，人被夾在中間。

田維堂在書中真實地記錄下自己生存的模樣，里面甚至還有著一份與生活周旋的趣味，那是本能在環境中淬煉出來的智慧，讓我們這些跨越年代的打工人，也從中看見了自己的影子。

《田老師打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6.1.31

一個讀書的農民

田維堂的“窘迫”，從年少時就已經注定。

1964年，他出生在貴州省遵義市務川縣的大山溝里，身形瘦弱，體力遠不及同鄉農人。當地的生存邏輯簡單粗暴，種田種地靠的是力氣，身強力壯才能活下去。田維堂天生不適合土地，這份先天的弱勢，讓他在鄉村一直處于被輕視的位置。

村里人看不懂他心里的念想。農活之余，他喜歡看書、喜歡文學，村里人只當他不務正業、裝模作樣。在鄉土社會的認知里，農民的本分就是種地，讀書寫字改變不了命運，是不切實際的空想。旁人私下議論、暗自嘲諷，認定他一輩子只能困在田間地頭。

初中畢業之后，田維堂在家務農，農閑時外出打零工。最早做工，居然掙過一毛錢一天，跟著親戚敲石頭、修馬路，辛苦終日，所得寥寥。礙于鄉里情面，給熟人做工常常不好意思討要工錢，多半是白白出力，只換一頓飽飯。那段日子的苦，不只是身體的勞累，更是看不到盡頭的無望。

后來他得到機會，成為村里的民辦教師，算是暫時脫離了土地的束縛。這份工作看似體面，內里卻滿是不公。他帶的科目統考成績拿了全區第一，薪資卻只有公辦教師的六分之一。辛苦耕耘換來的三十塊錢獎金，讓他徹底看清了彼時的處境。努力沒有對等的回報，身份早已劃定了人的層級。

1993年，田維堂當民辦教師時，在任教學校附近的小河邊。（圖/被訪者提供）

30歲那年，田維堂依舊清貧。鄉村的人情場域里，貧窮就是最大的卑微。參加鄰里喜宴，旁人低聲的議論，看他的奇怪的目光，讓他始終抬不起頭。恰逢村里外出打工的姑娘回鄉，隨口說起在外務工的收入，遠超當地資深教師的薪資。他第一次真切意識到，固守鄉土，只會一輩子困在窮途里。

1995年，田維堂做出了當時村里人無法理解的決定——辭掉民辦教師的工作，徹底放棄土地，南下打工。在那個年代的鄉村，土地是農民唯一的依仗，放棄田地，等同于自斷生路。同鄉人人不解，人人反對，都覺得他莽撞偏執，早晚要后悔。

田維堂告訴記者，當時的他知道，自己沒有退路。“留在山里，只會一輩子被貧窮和偏見困住。”他想靠自己的力氣和筆墨，換一種活法。

1994年，田維堂（二排右二）當民辦教師期間，與畢業班學生和同事合影。（圖/被訪者提供）

初入廣東工廠的日子，并沒有想象中的轉機。流水線作息混亂，加班是常態，車間里不許看書，不許有任何私人的思緒游離。高強度的勞作碾碎了他僅剩的文學熱愛，多年積累的寫作習慣，只能被迫擱置。

35歲時，田維堂回鄉結婚，他曾對外揚言不掙到十萬不回家，別人都以為他衣錦還鄉，然而現實卻是，夫妻二人積蓄不足兩千。村里人起初敬他是外出闖蕩的能人，時間久了，發現他依舊清貧，先前的客氣盡數褪去，嘲諷和輕視再次卷土重來。

那段時間，田維堂帶著妻子和女兒，輾轉各地謀生，開豆腐店、打零工、進小工廠，次次嘗試，次次落空。岳父覺得他不成器，親友鄰里紛紛看衰，認定他這輩子再無出頭之日。鄉村的評價體系也比較直白，掙不到錢，就沒有任何尊嚴可言。

但他始終沒有被鄉土的規訓徹底馴化。旁人逆來順受，他偏要守住自己的底線。“我可以吃苦，可以受累，卻不能接受人格被踐踏。”田維堂說，即便身處底層謀生，他也從未丟掉獨立的思緒，始終和周遭麻木度日的人，有著本質的不同。

城市教會他規則，沒教會他圓滑

2003年，田維堂帶著家人去往上海。這是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也是他真正接觸現代城市規則的開始。

最開始，一家人住在張江城鄉接合部當地農民以前養豬的豬圈里，地面傾斜，環境簡陋，月租八十元。妻子進廠務工，他靠著廣告制作的手藝謀生，跑業務、做安裝、接焊接雜活，沒有固定門店，全靠勤懇奔波維持生計。

2003年，田維堂在上海孫橋出租屋內給女兒拍的照片。（圖/被訪者提供）

那幾年，正是上海城市化飛速推進的階段。他親眼看著城郊村落被拆遷改造，荒地建起高樓，城鄉邊界一點點消失。時代的紅利落在普通人身上，只要肯踏實做事，就能慢慢攢下積蓄。他擺脫了從前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窘迫，慢慢有了存款，日子逐漸安穩。

大城市的生活，也重塑了他的認知。他在上海學會的不僅是謀生的手藝，更是平等、規則與維權的意識。妻子無故被工廠裁員，身邊人都勸她認命，打工者無權無勢，沒必要白費力氣較真。妻子執意走法律途徑維權，最后成功勝訴。這件事深深改變了田維堂的處事方式。

2005年，田維堂在上海浦東新區郊外與妻子合影。（圖/被訪者提供）

他更加堅信，權益不是靠忍讓得來的，哪怕是微小的損失，也有爭取和維護的資格。這種根植于現代社會的規則意識，后來也成了他與故鄉最尖銳的隔閡。

在上海的務工歲月里，田維堂始終藏著自己的文學愛好。他不敢對外言說自己當過教師、發表過小說，工廠的環境容不下精神追求。身邊的工友只為生計奔波，無人理解文字的意義，說出自己的過往，只會換來嘲諷和不解。

1991年，田維堂在貴州赤水參加文學創作筆會期間留影。無論在何地打工，他始終沒有放棄寫作。（圖/被訪者提供）

漫長的打工時光里，田維堂的精神一直處于孤獨的狀態。而他為數不多的慰藉，是在廣東陶瓷廠遇到的工友陳生。對方喜歡繪畫，性情溫和，不粗俗、不浮躁，在滿是煙火功利的工廠里，保留著一點精神追求。兩人能夠輕聲交談，懂彼此的不甘，是那段枯燥歲月里僅有的惺惺相惜。

時隔數十年，田維堂依舊牽掛這位故人。幾年前，他專門重返廣東尋訪。他自己也承認，這份執念，或許是因為普通人的精神共鳴，太過難得了。

現在回憶起來，田維堂說在上海打拼的九年，是自己半生最安穩的時光。那時候的他，擺脫了重體力勞作，收入穩步提升，見識了城市的運行邏輯，懂得誠信做事、踏實謀生。他會善待工友，主動維系正當的人情往來，只是這份人情，坦蕩純粹，不帶鉆營和算計。

2010年，田維堂在上海世博會外圍。（圖/被訪者提供）

然而，他始終學不會世俗的圓滑，不懂圈子捆綁，不會阿諛奉承。“我可以為了生計低頭做事，卻不會為了利益委屈人格、刻意討好。”田維堂很確定地說。在旁人眼里，這或許是迂腐；但于他而言，這成了他做人的底線。

安穩的日子終究短暫。上海異地高考的政策壁壘，打碎了他扎根上海的念想。女兒無法在當地就讀普通高中，只能入讀職高。為了孩子的前程，2012年，已經48歲的田維堂，結束17年的異鄉漂泊，選擇回到貴州務川縣城。

他本以為歸鄉是葉落歸根，是半生奔波后的安穩歸宿。但他沒有料到的是，真正的困境，從此才剛剛開始。

故鄉不接納歸來者，余生只剩懸空

回到務川的田維堂，成了故鄉的異鄉人。

這座大山里的縣城，有自己封閉的生活規則和人情邏輯。田維堂常年在外，口音未變，卻遺忘了不少本土方言，生活習慣更是徹底脫節。他保留著城市每日洗澡的習慣，在當地人眼里成了矯情。年少時家鄉夏熱冬寒，從不用風扇空調，他從前以為是本地氣候宜人，歸來才懂，只是當年的貧窮，讓人只能默默忍耐。2012年的夏天，他第一次在老家縣城買了電風扇，終于看清了過往貧瘠的真相。

縣城的消費邏輯，也和城市完全相悖。上海可以零買零星食材，按需消費。老家的商鋪默認最低消費，再少的東西也要按整份購買，常常買回去放到變質浪費。細微的生活差異，處處提醒著他的格格不入。

縣城的美食街。（圖/被訪者提供）

最讓他難堪的，是一次公交投幣的爭執。田維堂習慣性用硬幣付費，售票員卻對他另眼相看，言語間帶著輕視，車上的乘客全程沉默，無人勸解，無人幫襯。后來他才知道，原來本地不收硬幣。他堅持維權，甚至報警求助，但最終依舊只能妥協多付了一塊錢的紙幣。

事后他和本地朋友說起此事，所有人都覺得小題大做，匆匆轉移話題。他們習慣了本地的潛規則，習慣了妥協退讓，唯獨他抱著城市的規則意識，較真到底。這一刻他才算明白，他和這片土地的認知，已經無法兼容了。

田維堂靠著對城市化趨勢的判斷，篤定新城區的發展潛力，不顧旁人勸阻，把廣告店開在新城區學校門口。他本想著靠手藝和市場趨勢立足，又因當年發小的口頭承諾——對方許諾每年給他數十萬元業務支持，放棄了市場調研，貿然開店創業。

但現實很快給了他沉重的打擊。他按照上海的市場行情報價，才發現縣城行業價格極低，利潤被壓縮到極致。開業前三個月，單日營收僅有幾元、幾十元，覆蓋不了房租水電，令他整夜失眠，焦慮難安。

田維堂的店面，攝于2026年5月。（圖/被訪者提供）

他去找發小求助。旁人點撥他，在縣城做生意，要先做虧本買賣鋪路，要靠人情和圈子打通門路。他這才看懂，本地的生意場，靠手藝和實力是一方面，另一發面，還是得靠人情、靠依附、靠潛規則。他不懂這套玩法，也不愿意學。

早年在外闖蕩，他靠的是真誠和手藝。如今回到故土，踏實做事反而成了劣勢。他不愿刻意討好，不愿花錢鋪路，不愿參與無意義的應酬酒局。縣城盛行紅白喜事辦酒收禮，人人攀比排場和禮金，哪怕是點頭之交也要隨禮維系關系。他極少參與應酬，不隨意赴局，不刻意設宴，守住了本心，但反過來也困住了生意。

他的生意始終做不大，卻活得清醒坦蕩。低谷時期，同族侄兒不問借條，主動借出五萬啟動資金，成了他創業初期的溫暖支撐。靠著零星的客戶訂單和新城區開發的風口，他慢慢熬過“寒冬”。2013到2015年，縣城基建爆發，廣告生意回暖，流水日漸可觀，他終于在縣城站穩腳跟，全款買房、購置門面，擁有了專屬自己的書房，圓了年少時安放筆墨的心愿。

安穩之后，田維堂重拾寫作。縣城的文友圈子，讓他不再有精神孤獨。旁人開始喚他“田老師”，做生意的人叫他“田總”。曾經被全村輕視的農人，終于在中年換來了體面。

不過，體面來得太晚，也太過脆弱。2016年之后，縣城商業紅利消退，商鋪數量成倍增長，消費群體卻沒有擴容。行業內卷加劇，欠款、賒賬、倒閉成了常態。有的同行陸續關門退場，他的生意也日漸蕭條。從前高價的定制廣告，被廉價的噴繪布替代，單筆訂單利潤微薄。有時候一筆幾百元的單子，客戶都要分多次結清。

人至暮年，田維堂再次陷入迷茫。他回到鄉村，發現土地重新被耕種，外出務工的鄰里陸續返鄉務農，靠著農活也能安穩度日。唯獨他不行，常年的腦力勞作和漂泊生活，讓他徹底喪失了務農的能力。

2024年，田維堂重返廣東舊地，舊日的工廠破敗凋零，新時代的工業園區高樓林立，設備、模式、用工邏輯全部更新。進廠務工的大多是中年打工人，再也不見當年的年輕面孔。招工門檻極低，卻鮮少有人駐足。

田維堂重返廣東待過的工廠。（圖/被訪者提供）

人生過半，田維堂總算看透，所有謀生的職業，其實本質并無高低貴賤之分。種地、打工、開店、做老板，都是為了糊口度日。所謂的老板身份，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打工。客人隨時上門，哪怕正在吃飯，也要起身服務，和當年工廠里隨時待命的工人，沒有任何區別。

“我一輩子努力掙脫底層的宿命，一輩子想靠思想和文字區別于旁人。最后卻發現，自己始終懸浮在時代的縫隙里。”田維堂說，回不去鄉村，融不進縣城，也留不住都市。

如今的田維堂，每日晨起寫小說，中午回店里給家人燒菜做飯，午后又回到家中練字。用他的話說，也算是過上了退休生活。

在田維堂的《田老師打工記》里，數十年的打工經歷，都成了他筆下的文字。他只想忠實記錄一代人的生存軌跡，并且始終記得自己的人生準則：“活著不是為了掙錢，掙錢只是為了活著。”

這是一個普通打工人的清醒。一輩子被生計裹挾，卻從未讓靈魂徹底屈服。他的迷茫，他的錯位，他的堅守，也是當下無數普通人的人生真相。時代不停向前，大多數人終其一生，都在漂泊，都在懸空，卻始終保留著一份不愿隨波逐流的本心。

題圖 |被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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