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穆利諾那幾句表態,等于把巴拿馬的基本“站位”講清楚了:對中國的關系總體仍偏積極,但不打算卷入大國之間的口水戰,也不愿意把港口爭議升級成外交對抗。
把時間往前推三個月,氛圍其實完全不同。當時穆利諾在社交媒體上語氣強硬,強調巴拿馬“有尊嚴”、不接受威脅;對中資港口運營方的回應也相當激烈,直接使用“離譜”“謊言”“誹謗”等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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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座港口分處運河兩端,屬于地區物流鏈條當中非常關鍵的“節點”。法院給出的理由,主要指向憲法與公共利益層面的契合度問題,同時此前審計以及社會質疑也為訴訟走向結果做了鋪墊。
裁決公開后,政府部門很快去推進后續處置工作:海事部門宣布接管港口運營,并且簽署臨時安排,把巴爾博亞港交由馬士基旗下APM碼頭公司來運營,把克里斯托瓦爾港交給地中海航運集團相關運營方,過渡期最長可到18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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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很難被當作單純的商業糾紛去看。美國多年對“運河兩端港口存在中國背景資本”一直持不安態度,經常把相關問題引向“安全風險”。從裁決之后的結果看,經營權由中資轉向歐美公司,確實更貼近美方的長期訴求,因此外界也更容易把它解讀為明顯的政治信號。
也正因如此,中方很快作出表態,認為巴拿馬需要為此承擔后果——在北京的視角里,這并不只是某家企業丟掉合同,而是會牽動對外投資預期、合作穩定性以及可信度的連鎖反應。
穆利諾上臺后的一系列動作,也讓這場博弈呈現出“多線并行”的特點:2025年初啟動對中資港口合同的審計審查;同年2月宣布不再續簽“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相當于在合作框架層面先退一步;同時又同美國在移民遣返等議題上簽署安排,向華盛頓遞交一份“配合度較高”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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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也多次否認要與中國斷交,并對“因美國要求就一刀切清理中資項目”的做法表達過不滿。整體看,這是典型的小國平衡策略:對美國需要交代,對中國也得保留溝通與回旋空間。
自三月份起,巴拿馬真正感受到的壓力,不在媒體聲量,而在航運鏈條的現實刺痛:巴拿馬是全球主要的方便旗注冊地之一,巴拿馬旗船舶遍布全球航線,其中不少需要進出中國港口。
一旦檢查趨于密集,出現幾十條船滯留的情況,船東每天都要承擔高額成本,包括停港費、燃油、人工、保險,以及租船期延誤的罰款等,這些支出會持續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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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承受不了壓力的往往不是政界,而是負責核算成本與風險的人。方便旗業務對巴拿馬屬于穩定且可觀的收入來源;如果船東覺得“掛巴拿馬旗”意味著手續更麻煩、風險更高,就可能轉向其他國家的船旗,而更換旗籍在行業里并非不可操作。
一旦口碑受損,長期收益就會被持續蠶食,后續修復難度往往很高。運河同樣依賴“信心機制”:保險公司、航運聯盟以及貨主對政治風險高度敏感,若認為局勢不穩定,就可能調整航線規劃與投資布局,影響的將是未來數年甚至更長周期的商業決策。
四月下旬,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聯合玻利維亞、哥斯達黎加等國發表強硬聲明,點名批評中國,并把海運貿易問題進一步政治化,同時宣稱要“力挺巴拿馬捍衛主權”。
穆利諾沒有選擇跟進,而是強調“不想吵架”“重視相互尊重”等表述,本質上是在給外交和市場預期留后門:既不充當美國的擴音器,也避免把中國推到只能更強硬回應的角落。
巴拿馬目前至少守住了幾條關鍵底線:運河控制權仍在自身手里;港口經營權換手后,可以對美國解釋“正在回應相關擔憂”;同時借助近期“不要鬧大”的話術,避免與中國走向斷交或全面翻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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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代價也同樣明確:法院裁決帶來的商業不確定性上升,航運檢查引發的外溢成本正在發生,國家信用與營商預期也在被反復檢驗。
更值得警惕的是,當海運與港口這種高度市場化的領域被不斷政治化,真正受損的往往是依賴規則、效率與穩定預期的行業。港口經營權的法律爭議也許能在國內法框架內去說清,但外部世界會用地緣政治的放大鏡來解讀,任何一步都可能觸發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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