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東：面對苦難，我們報之以微笑

【5月8日，世界微笑日。舊文新讀】

“面對苦難，我們報之以微笑”，語出俄國詩人庫茲明·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一首詩無題詩。

這首詩寫于1908年。就在同一年，庫茲明寫下了《亞歷山大之歌》， 而這一首《亞歷山大之歌》在1994年被當代美國著名文學教授哈羅德?布魯姆選入1994年編輯的《西方正典》，在庫茲明這首詩前面，是布爾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特》，后面則是高爾基的《回憶托爾斯泰，契訶夫和安德烈耶夫》。

但是，我卻很喜歡庫茲明這首無題詩：

“我的洞穴就是那間明亮的正房，

家養(yǎng)的鳥兒――鶴和鸛――就是我的思想；

我的歌兒是歡樂的神祗頌；

而愛情就是我的信仰。

來吧，你們，歡樂者，害羞者，

還有你們――得到和失去婚戒的人們，

讓我把你們的包袱――高興也罷悲傷也罷，

像掛衣服一樣掛上墻釘。

幸福時哭，而對苦難，讓我們報之以笑。

對于輕佻的頌神者，朗誦又有何難。

在陽光明媚溫熙的房間里

歡快和迷人會自行到來。

我的窗戶超越腐朽和愛情，

情欲與悲哀如蠟遇火會消溶。

春風永駐的新路會相逢，

去掉沉重、晦暗和倦慵。”

不惟庫茲明，多年之后，庫茲明的鄰國作家沈從文在談到《邊城》的寫作時，也寫道：“一切都在‘微笑’中擔當下來了。……這微笑有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記。有對生命或人生無比深刻的悲憫。有否定。有承認。有《舊約》中殉教者被凈化后的眼淚。”

我喜歡庫茲明和沈從文的這種態(tài)度。因為他們所宣示的，與我內心的情感十分投契。

在我的職業(yè)生涯中，曾經有朋友問我，朱學東你為什么老是笑嘻嘻地顯得這么高興？

當然，我并不是永遠都會這么高興——庫茲明我不了解，沈從文年輕時可自怨自艾得很哪——七情六欲，嬉笑怒罵，我一點不比別人少，或許，我的內心世界，可能比一般人還更豐富。只是，我在職業(yè)生涯中，很多情感表達只屬于自己，不會輕易外露而已。

我并不是那種沒心沒肺的傻樂。我之嬉笑，自然也是一種生活態(tài)度。

看多了黑暗殘酷的東西，最容易被黑暗和殘酷吞噬，弄得自己也成了黑暗的一分子，這就麻煩了。因為這不是我期待的。

2016年底，受和小豬聊天啟發(fā)，我以“在悲情塵世，做一個歡樂的人”為題，寫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主旨，其實與庫茲明的詩和沈從文的文中所表達的類似：

“塵世的悲情，見多了，無能為力的次數多了，容易麻木，容易自我解構，最終陷入絕望而自我沉淪。而無論是一個有志青年還是一個尚有余勇的中年的自我沉淪墮落，都是這個社會暗自歡迎的。它們向來不喜歡不愿同流合污者，更不愿意逆它們勢的人。

為什么在悲情的塵世，我依然要堅持做一個歡樂的人？

我說過，可以悲傷憤怒，但不能絕望。保有歡樂的心歡樂的生活，你不會被絕望的痛苦壓倒，就可能保持戰(zhàn)勝一切的力量。

面對悲情的塵世，歡樂就是一種生活的韌性的抵抗，它能讓我們在黑暗中擁有健康的心智，保持對光明的渴望。就像帕斯捷爾納克把苦難當成幸福的歷練一樣。”

面對苦難悲情生活的微笑，歡樂，是一種直面慘淡人生的勇氣和生活態(tài)度。這兩天讀到張新穎在解讀沈從文的心路時寫的幾句話，我心有戚戚：

“‘微笑’擔當了什么？‘微笑’背后不僅有一個人連續(xù)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個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來救助自己、糾正自己、發(fā)展自己的頑強的生命意志，烤了這樣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沒有因屈辱而生長出狹隘的自私、仇恨和報復心，也是靠了這樣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支撐自己應對現實、挫折和傷痛，來成就自己‘微笑’的文學。”（張新穎，《沈從文的前半生》）

當然，于我而言，報之以微笑的苦難，不是別人的，而是自己命運中的相遇，只有自己的苦難，我們才有權利選擇以微笑直面。至于他人的，社會的苦難，憤怒、悲憫，則是我們之所以為人的基本立場，我們依然會與他人共悲傷。

我自己寫那些文字，包括那些嚴肅的自壽之文，也是因為看多了黑暗里的白首陌路，壓力下的分道揚鑣，誘惑前投誠背叛，當然也有更多不合作的抵抗——以此自我提醒惕厲，而不至沉淪墮落，只有它是歡樂生活的伙伴。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示錄21:4）

就像庫茲明詩里寫的“春風永駐的新路會相逢，去掉沉重、晦暗和倦慵。”

面對悲情塵世，微笑，歡樂地生活，也是“維護永不會磨滅的人性的回憶、為一個還未知的未來挽救人的形象”（羅特費爾斯，德國歷史學家）。

請記住，歡樂是一種不可戰(zhàn)勝的信念。它會感染我們身邊的人，給我們所愛的人，我們的朋友以及我們周邊的人，以寬慰，以希望。一個在黑暗中都能夠獲得歡樂并與他人分享歡樂的人，在這個時代，更難被征服，被戰(zhàn)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