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清韻 一壺風骨寫江南 （一）

在國家博物館的展廳里，靜臥著兩把紫砂壺。一把是通體布滿仿生樹癭的明代“供春壺”，肌理天成，不著修飾，仿佛剛從一棵古樹上摘下；另一把則是銘文雋永的清代“曼生壺”，線條方正規整，一側刻“仙露明珠之朗潤，松風水月之清華”，另一側鐫“員壽于秋”，文氣斐然。它們一為自然天趣的極致，一為文人匠心的典范，年代雖相隔較遠，卻共同來自江南的一抔泥土——紫砂泥。紫砂泥可分為紫泥、朱泥（紅泥）、段泥和綠泥四大類，含鐵量高，質地細膩柔韌，高溫燒制時不掛釉，以陶泥本色呈現樸實獨特的美感。

紫砂壺興于明代，在文人的書案與匠人的泥凳之間幾經流轉，最終在清代完成了從“技”到“藝”、從“器”到“道”的蛻變。那么，它是如何從質樸的茶具，升華為文人雅士追尋的精神寄托與藝術珍品？讓我們循著其溫潤的光澤，走進那段被茶香浸潤的歷史，一窺壺里乾坤。

茶風轉變紫砂興

來看兩幅名畫。

第一幅是南宋劉松年的《攆茶圖》：文人雅集，一旁侍者或專心轉動石磨研磨茶粉，或手持茶盞與湯瓶準備“點茶”。畫中清晰呈現了宋代典型的茶事器具，如茶盞、風爐、湯瓶、茶筅、貯水甕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那些制作精美的茶盞。它們不僅是雅致的器物，更是茶會的主角。

與茶盞相配的，是當時工藝極為精巧的茶品——“團餅茶”。茶葉經過蒸、榨、研等多道工序，再模壓烘烤成規整的茶餅。飲用時，先將茶餅炙烤、碾磨成極細的茶粉，置入預熱的茶盞中，注入少許沸水調為膏狀，再手持茶筅，運用“七湯點拂”之法，快速有力地擊拂茶湯，使其泛起細膩綿密、狀如積雪的白色沫餑。整個過程如同一場兼具視覺美感與味覺享受的典禮。

這種“點茶法”，催生了“斗茶”的盛行。勝負標準有二：一是湯色，以純白為上；二是湯花（即沫餑），以勻細、持久、緊貼盞壁“咬盞”為佳。為了襯托白色的沫餑，深色的茶盞成為不二之選。于是，福建建陽的建盞風靡士大夫階層。其鐵胎黑釉，深沉如夜空；釉面在窯火中自然幻化出的“兔毫”“油滴”“鷓鴣斑”乃至傳世稀少、宛若星辰的“曜變”斑紋，與純白茶湯相映成趣，堪稱宋代美學在茶事上的經典縮影。

在當時，茶事是一場高度程式化的藝術。茶具的核心是“盞”，功能在于“觀色”“斗花”，與之配套的，是一整套精密器具：茶碾將茶餅碾作塵粉，羅合篩出極細茶末，湯瓶煮水控流，茶筅則是創造那碗中“雪山”的魔杖。而壺只是燒水點茶的配角，材質多為金屬或瓷質。兩宋時期的茶文化是視覺、競技、集體性的，追求的是技藝的巔峰與形式的完美。而茶之真味，反倒隱匿于那層華麗沫餑與繁復儀軌之后。

隨著時光的流轉，一種更直接的飲茶方式——將茶葉直接投入碗盞以沸水沖泡的“瀹茶法”，在宋末元初悄然出現。直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一道詔令改變了茶文化的歷史走向，“點茶法”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正是“瀹茶法”。

出身貧苦農家的朱元璋深知制作龍團鳳餅等貢茶“重勞民力”，于是下詔：“建寧歲貢上供茶，聽茶戶采進，有司勿與。敕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而建寧茶品為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采芽茶以進。”

“廢團改散”，意味著茶葉不再需要被壓制成團、研磨成粉，散茶的形態得以完整保存。相應地，飲法也從繁復的“點茶”回歸到更為純粹、簡便的“瀹茶”。這場自上而下的變革，不但解放了茶的本性，也解放了飲茶者的身心。繁細的“技”褪去，品飲的“道”與茶葉本身的“味”得以凸顯。

新的飲法也需要新的、與之靈魂契合的茶具。當完整的茶葉在熱水中舒展，茶湯的色、香、味、韻成為品評的核心。人們發現，瓷壺或金屬壺雖可泡茶，但瓷壺保溫性稍差，金屬壺則有“銅腥鐵澀”，易損茶味。而產于江蘇宜興的紫砂泥，在匠人手中被塑造成壺，恰恰回應了這些需求：其雙重氣孔（開口氣孔與閉口氣孔）結構透氣而不滲水，能保持茶香不散；砂質胎體保溫性佳，可慢發茶味。更妙的是，經長期使用，紫砂壺內壁可吸附茶質，空壺注水亦能生出淡淡茶香，所謂“裹住香氣，散發熱氣”，使用愈久，器愈潤澤，茶味愈醇。

于是，我們看到第二幅名畫——明代畫家陳洪綬《品茶圖》中的場景：兩位雅士倚石而坐，泥爐上砂銚水沸。旁邊是一把壺腹圓潤的紫砂小壺，兩人手捧素雅的茶杯。沒有激烈的擊拂，沒有浮華的沫餑，只有靜候水開，投茶入壺，看茶葉在壺中緩緩舒展，茶湯色澤漸成，然后傾杯靜品。這里的主角，已然換成了看似樸拙無華、卻暗藏乾坤的紫砂壺。

泥火成器載茶心

1976年，宜興丁蜀鎮羊角山古窯址出土了大量紫砂陶殘器。經過考古人員鑒定，這座古窯的年代被鎖定于北宋時期。其出土的壺身、壺流、壺蓋等殘片，泥色紫紅，質地相對粗糙，手工痕跡明顯，且因未用匣缽裝燒，常有火疵現象。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早期紫砂器已采用泥片鑲接法成型，壺流、壺把采用穿洞捏塞法粘接，外觀與1966年江蘇南京吳經墓出土的提梁壺輪廓一致，由此證明紫砂壺早在千年前就已成型。

當時的紫砂壺形制質樸，與尋常陶器相比未顯殊異。然而，文人的詩心與茶盞早已相遇。北宋大文豪歐陽修在《和梅公儀嘗茶》中吟出“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瀟灑有余清”，便以“紫甌”之名，將其納入品茗唱和的雅事之中。詩人梅堯臣亦在謝茶詩里寫道：“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華。”詩句中“紫泥新品”一詞，被后世視作關于紫砂茶器最早的詩意記載——一抹紫泥，仿佛能煥發春茶的生命，在茶湯中蕩漾出盎然生機。可見，紫砂壺早在宋代就已悄然浸潤文人的生活意趣。

紫砂壺真正走向成熟乃至蔚然成體系，則在明代。瀹茶法講究以水引出茶之本味，所得茶湯韻致清雅，因而在沖泡的瞬息之間，水量的多寡、出湯的緩急，皆需要精準的把握。明代茶學家許次紓曾在《茶疏》中這樣形容：“一壺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鮮美，再則甘醇，三巡意欲盡矣。”此中深意，讓人不禁想到《紅樓夢》中妙玉“一杯為品”的講究——二者皆指向茶之真味，不在多飲，而在靜心細品；不在量多，而在韻深。正是出于對每一口茶湯的細致體會，明代茶人格外追求茶器的小巧。唯有容量合宜的小壺小盞，方能使茶湯濃淡得宜，也讓品飲的過程更貼合專注而細膩的味覺體驗。由此，茶器的演變自然走向了“小而精”的方向。

而紫砂壺之所以能成為這種精致茶事的理想載體，不僅在于其形制小巧，更得益于其獨特的材質與工藝。除了具備雙氣孔結構的“呼吸術”，紫砂壺內外均不施釉，這既保留了陶土質樸的觸感，也避免了釉料對茶湯的可能性干擾，經高溫燒制后，呈現出沉穩的紫、溫潤的紅或雅致的米黃，色澤豐富。明代文人文震亨在《長物志》中直言：“茶壺以砂者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許次紓也稱：“蓋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無土氣耳。隨手所作，頗極精之。”所謂“無土氣”，即不染異味，能充分呈現茶之本味。可以說，紫砂壺正是在茶文化蓬勃發展的環境中孕育而生，其材質特性又恰與當時人們追求茶味純粹、體驗專注的旨趣深度契合，進而也推動了茶文化向著更趨內化的方向繼續演進。

古代文人崇尚飲茶，因其與茶文化所推崇的柔靜淡泊之氣韻相契合。文人講求中庸含蓄的處世之道，思想上融貫儒、釋、道精神，而紫砂壺則以其溫潤質樸、古雅自然的審美特征，與文人的返璞歸真等精神追求及茶文化的內在意蘊一脈相承。這種精神上的共鳴，成為三者共同發展與深化的文化根基。

更重要的是，隨著紫砂壺在文人生活中的日漸盛行，他們開始主動參與到茶壺的創作之中，從器型設計到書畫篆刻，逐步將個人的才情、美學理念融入其中，從而極大豐富了紫砂壺的藝術形式與文化內涵，使其不僅是茶器，更成為承載文人精神的重要載體。

明末周高起《陽羨茗壺系》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聞之陶家云：僧閑靜有致，習與陶缸甕者處，摶其細土，加以澄練，捏筑為胎，規而圓之，刳使中空，踵傳口柄蓋的，附陶穴燒成，人遂傳用。”這位佚名的金沙寺僧，被視為文獻中最早系統制作紫砂壺的人。而真正讓紫砂壺名揚天下的，是一位名叫供春的書童。

《陽羨茗壺系》記載：“供春，學憲吳頤山公青衣也。頤山讀書金沙寺中，供春于給役之暇，竊仿老僧心匠，亦淘細土摶胚，茶匙穴中，指掠內外，指螺文隱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現節腠，視以辨真……世以其孫龔姓，亦書為龔春。”

供春本姓龔，亦稱“龔春”，被后世奉為紫砂鼻祖，是明代正德、嘉靖年間著名陶工，江蘇宜興人。供春本為學使吳頤山的書童，正德年間，吳頤山在金沙寺讀書，供春侍奉左右。寺中有一老僧，善制陶器。供春聰穎好奇，常于課余暗中觀察老僧制壺。他見僧人將細膩陶土加以澄練，手捏成胎，心中暗記。一日，供春見寺內一棵古銀杏樹樹干上結滿樹癭，疙疙瘩瘩、古樸可愛，便靈機一動，偷偷取來老僧洗手后沉淀在缸底的細泥，模仿樹癭形態，以茶匙為工具，手指反復捏按，竟制成一把壺身布滿天然癭瘤肌理的茶壺。這便是大名鼎鼎的“供春壺”。此壺一出，觀者無不嘆其“栗色暗暗，如古金鐵，敦厚周正，極造型之美”，稱之為“壺中逸品”。吳梅鼎在《陽羨茗壺賦》中贊道：“彼新奇兮萬變，師造化兮元功。信陶壺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從此，供春與“供春壺”名揚天下。盡管帶有傳說色彩，這個故事卻依然生動地揭示了紫砂壺源于觀察自然、師法造化的本質。

（王寧）

詳見《中國食品報》(2026年5月8日6版)

排版、美編：劉瞳旭

審核：歐陽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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