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臨終前出現回光返照，求主治醫生救他，死時一只眼睛未閉合

溥儀臨終前回光返照，懇請主治醫生挽救生命，去世時竟一只眼睛未能閉合？

1967年5月的一天清晨，北師大西側那處小院剛被樹梢灑下的陽光喚醒，院里的人卻突然倒在花圃旁。李淑賢聞聲趕來，看見丈夫臉色鐵青，呼吸急促，只聽他含糊地說了句：“快……去請孟大夫。”那聲音微弱，卻透著一種不肯服輸的勁頭。

醫生尚未抵達，溥杰扶著哥哥坐在藤椅上，握著他的手。溥儀睜開眼，努力定神，卻還是咳了好幾下。“我還得干活呢，”他低聲嘟囔，目光越過院墻，似在打量還沒長高的菜苗。很少有人會想到，這位面容憔悴的老人，半個多世紀前坐過龍椅，接受過萬國使節的山呼萬歲。

記憶最深的一幕，還是1908年底那場倉促的深夜迎駕。年僅3歲的愛新覺羅·溥儀被抱進太和殿，稚氣未脫的臉對著空蕩的大殿嗚嗚直哭，太監用糖豆哄他，命運卻不給時間讓他適應。三年后，辛亥革命爆發，清帝退位詔書落定，大清成為過去式，這位小皇帝瞬間從“萬歲”變成“遜位”。天翻地覆，只用了一紙文告。

權力雖失，符號卻還在。北洋軍閥與列強爭相把溥儀當作籌碼，裊裊升起的龍旗時收時展。他被勸進，又被逐出，1924年夜里倉惶離開紫禁城。十幾年后，日本人把他請到長春，冠以“滿洲國皇帝”之名，宮殿換成了偽裝成帝室的傴僂木樓，堂上旗幟卻是太陽旗。對外，他是“康德天皇”；對內，是日軍隨意支使的牌位。那段歲月，他握著印璽，卻聽不見百姓的呼聲，更無力阻止祖國的碎裂。

1945年夏末，關東群山回響炮聲。蘇軍渡過烏蘇里江后，偽滿洲國崩散。溥儀帶著倉皇的行裝登機，企圖南逃，卻在牡丹江被押上列車。橫跨西伯利亞的漫長軌跡，將這位曾經的主子送進遠東戰犯收容所。對鏡剃掉象征皇權的發髻那一刻，他才發現自己的頭顱并沒有想象中那般金貴。

1950年被押解回國時，長春街頭響起的不是迎駕鑼鼓，而是審判戰犯的口號。新中國剛剛成立，中央決定對戰犯實行“管教與改造并重”，并不簡單清算。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大墻里，溥儀第一次領到鋤頭。他學著軍代表的樣子站隊、報數、寫檢查。起初手上磨出血泡，他暗暗叫苦，久而久之也能把地犁得筆直。夜深人靜，他在燈下滯筆良久，寫下《我的前半生》開頭幾行字，想弄明白自己到底走錯在哪一步。

1959年大赦令下，溥儀被特赦，恢復公民身份。走出高墻那天，他抬頭看天空，有那么一瞬竟恍惚自己又回到承德避暑山莊的次日清晨，只是再沒有侍衛喊“萬歲”。北京植物園成了新崗位，他穿上灰色工作服，跟工友一起扛鋤頭，一邊配合技術員移栽木槿，一邊琢磨筆下的回憶錄。午休時，他愛拿出隨身小鏡子看看指縫里的泥，“過去被伺候慣了，如今自己動手，能睡得踏實。”工友們哈哈一笑，倒也不覺突兀。

幾年后，他與李淑賢登記結婚。那是一場沒有鑾駕、卻有鄰里道賀的婚禮。院里擺了幾張八仙桌，簡單幾盤花生瓜子。有人湊趣問：“皇上還吃得慣這口嗎？”他拍拍鼓得微微發脹的肚子，反問對方同樣一句，全桌哄堂。身份光環被勞動磨去，留下的只是一個普通老人的幽默。

然而身體并未與心情同步。1966年末，體檢報告上的“尿毒癥”三個字像鐵釘一樣扎在白紙黑字中。透析技術當時尚不普及，他只能靠中西醫結合勉力支撐。前任主治孟大夫常來囑咐飲食：“少鹽，少油，少勞累。”可他往往一笑置之，仍拄著小鏟子在土里忙活。那片屬于自家的小菜園，是他對“重新活一次”的最好證明。

就這樣撐到了1967年春。四月底，別人見他蹬著舊自行車在東單菜市場排隊買油鹽，還能閑聊北京的天氣。沒人想到，僅隔十幾天，他就會在病床前迎來命運的最后一幕。那天夜里，呼吸機剛裝上，他突然睜大右眼，像要看清什么。“我還想把書寫完，別讓我走。”話音未落，手指卻已失了力道。李淑賢緊握著他的掌心，淚水止不住往下掉。醫生搶救，藥劑、注射、按壓，一切都照流程進行，只是病灶已悄然擴散。

半小時后，監測儀停止了波動。左眼安靜闔上，右眼卻微張著，燈影里折射出一點亮光，仿佛仍在追索那只沒有親手完成的稿件，也像在打量他尚未徹底告別的世界。旁人輕輕撫上眼瞼，它卻在指尖下微顫良久，才勉強合攏。

消息傳出，社會反應平靜。北京街頭的報紙售賣亭在角落里貼了一張訃告，人們匆匆瞥一眼，繼續趕路。二十世紀中國的巨大車輪早已滾滾向前，末代皇帝的離去，并未掀起波瀾。可院墻內那一畦菜地里，依舊留下了他拄著小鏟、彎腰除草的腳印，連同那本停在“未完待續”的手稿，一并見證了權力巔峰到平凡日常的漫長滑坡。

那只來不及合上的眼睛，像一頁未翻盡的史書，提醒后人：時代易幟之際，沒有人能躲在權杖后面全身而退；也沒有人能在新秩序里輕松歸位。溥儀的生死，為風起云涌的二十世紀中國，劃下一筆冷靜而復雜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