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80年代初耿瑩打算辭職下海做生意，父親耿飚疑惑：你連十塊錢都不會數，怎么創業呢？
1981年初春的一個清晨，北京的風仍透著寒意。耿瑩推開父親書房的門，攥著剛寫好的辭職申請，輕聲卻堅定：“我想到南方試試。”耿飚抬眼，皺紋里全是驚詫，“你連10塊錢都數不清，還敢談做生意？”這一句像沉悶的鼓點，敲響了耿瑩人生又一次轉彎的序曲。
說起膽量，耿瑩并不缺。1940年代，她還是保育院里哭聲最大的娃，卻在戰火驟起的夜里，被警衛員小劉塞進戰壕獨自待了五個小時。耿飚當時命令部隊繼續行軍，不許因私情回頭找孩子。小劉違令折返，把沉睡的耿瑩扛上馬。“部隊不能為我一個人冒險。”這是耿飚后來給女兒的解釋，也是耿瑩最早學到的“規矩”。
規矩之外，還有骨子里的中國味。中學那年，她花了半個月飯錢攢下一個袖珍油畫箱。耿飚一腳踹飛，轉身丟來一摞《封神演義》《聊齋志異》。不學鋼琴、不畫油畫，先把自家文化啃透——父親的標準無人可講價。幾年后，耿瑩跟著國畫家王叔暉練枝葉皴法，腰酸腿麻，卻真被傳統筆墨折服。
高中畢業，她本可借父親關系調進條件優渥的院校，卻選擇北方最苦的地質學校。野外風沙吹裂嘴角，手指縫貼著白膠布繼續測線，一干就是10年。那個年代，全國工業化起步，勘探隊每找到一處資源，城市就能多冒一股煙囪。耿瑩在隊里留下的唯一“奢侈品”是一張常年風吹雨淋仍看得清的地形圖。
轉入制藥廠后，她把白大褂當戰袍，從粉塵里抬頭就是藥典，再抬頭已是1979年考進北京中醫學院。可是兩年后，南方的交通變得擁擠、攤位開始熱鬧，改革開放的風把她吹得心癢。她遞上辭呈，準備南下珠海。耿飚擔憂女兒被市場迷了眼，仍放手讓她闖：“摔一跤也好，記住疼。”
珠海的太陽熾烈，耿瑩在人海間推銷塑料小風扇，連價碼都得邊算邊寫。第一次數錢數到糊涂，差點把20元當成200元找零。她自嘲“10塊錢都數不清”的預言竟準了。更讓她措手不及的是，中央很快下文，干部子弟不得經商。公司只好草草收場，貨物清倉。“賠了點錢，也買了教訓。”她在給父親的信里如此寫道。
短暫的商業啟蒙未能澆滅闖勁。1986年，她揣著幾千美元飛赴洛杉磯，全靠擺攤起家。英語蹩腳，就用手比劃，加中文諧音。深夜生意慘淡，她開車上山，對著夜空大吼，把心里的悶氣連同山風一起扔下山谷。熬過三年，交際圈意外擴展到布朗等老朋友，得以替美國客戶畫人物肖像。那幅借鑒宋人筆意的《李清照小像》賣出2.7萬美元，讓耿瑩第一次體會到市場與藝術交融的滋味。
2003年，她回國探望病中的耿飚，與李特特、薄熙瑩等幾位老友小聚。席間，幾個人一拍即合：文物、古村、老戲班正悄然消逝，不能等。于是耿瑩挑了頭，四處奔走，四年后，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獲批。手續繁瑣，跑一個章排一上午是常態，可她認定“來都來了，怕啥”。
2004年冬天，她踏進貴州關嶺的山坳，看見農戶把二疊紀海百合化石當作柴火墊腳石，一時鼻酸，掏出隨身僅有的1200元買下幾塊石頭。回到北京，她請專家鑒定，拍胸脯說：“要是沒人管，我再去搬。”往后兩年，基金會持續籌資，地方政府也跟進，關嶺化石群國家地質公園終于掛牌。那天，正是耿飚逝世三周年，她在山腳默念：“爸，我沒有辜負你。”
如今83歲的耿瑩依舊忙。籌辦非遺展、修復古戲臺、給年輕人講述延安保育院的故事，她幾乎把每天時間分成兩半——上午盯項目，下午畫水墨。據說有人勸她休息，她笑著反問：“我才干到哪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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