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對中國的理解，從李白、杜甫降維到只有衛星圖像和軍力報告

5月1日，哈佛大學特級教授、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辭世。

他的離去，連同此前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2019年去世）、傅高義（Ezra Vogel，2020年去世）、史景遷（Jonathan Spence，2021年去世）等大師的相繼謝世，標志著美國老一輩“知華派”學者黃金時代的徹底落幕。

這一代人曾深刻塑造了西方對中國的認知，時至今日，他們編寫的一些有關中國的書籍，像《劍橋中國文學史》、《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哈佛中國史》、《鄧小平時代》等，仍然擺在不少中國學者和普通讀者的書桌上。

然而，隨著這些泰斗的告別，美國對華認知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斷層，甚至有陷入混亂與無知的危險。這些跡象已經顯露在華盛頓目前對華的戰略上。

美國老一輩學者的最大共性，在于對中國抱有深厚的人文關懷與歷史縱深感。無論是宇文所安筆下的唐詩與古典文學，史景遷以小說筆法還原的微觀歷史，傅高義對鄧小平時代的宏大敘事，還是馬若德對中國現代政治史的精細梳理，他們都精通中文，扎根于中國的歷史、文學和基層社會去理解這個國家，而非僅僅從華盛頓的政治與戰略視角審視中國。

宇文所安曾將中國古詩的翻譯形容為“在另一種語言中重塑靈魂”，這正是老一代學者的使命：他們是中美之間真正的“翻譯者”，試圖在跨文化交流中還原真實的中國靈魂。

然而，當前的美國對華研究正面臨急劇的轉向。

正如羅西·萊文（Rosie Levine）在《外交學者》（The Diplomat）發表的報告中所指出的，美國正面臨“中國問題專家嚴重短缺”的局面。

隨著人文底蘊深厚的老一代學者凋零，美國學術界和政策圈對華研究呈現出嚴重的“安全化”傾向。未來的美國中國專家，可能更多是出身于國防、情報和國際關系領域的“硬安全”分析師。

當美國對中國的理解，從李白、杜甫和地方縣志，降維到只有衛星圖像、半導體供應鏈和軍力報告時，其認知必然變得扁平、刻板且充滿敵意。一個豐富立體的“文明”正在被強行窄化為單一的“威脅”。

除了認知維度的窄化，新一代美國學者正陷入嚴重的“實地經驗赤字”。

老一輩學者即便在冷戰時期的艱難環境里，也千方百計地深入中國進行田野調查。而如今，受地緣政治緊張以及對美國安全審查（Security Clearance）的恐懼影響，大量年輕學者不敢去中國，或只敢研究毫無敏感風險的課題。

萊文在報告中明確指出，許多年輕學者擔心赴華實地調研，會成為日后進入美國政府或私營部門工作的“污點”。

這種脫離實際的后果是致命的：未來的美國決策者和智庫學者對中國的判斷，將完全依賴網絡上的二手資料、過濾后的媒體報道或意識形態預設。

靠“機翻”和刻板印象去制定針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政策，無疑是極其危險的。

與此同時，日益收緊的政治氛圍正在美國國內制造寒蟬效應。過去，老一輩知華派敢于在華盛頓發出不同的聲音，為中美理性接觸提供辯護。但在當前的學術審查與政治高壓下，客觀理性的中國研究空間受到嚴重擠壓。

為了獲得聯邦研究資金或順利進入政策圈，年輕一代往往不得不表現出更為強硬的對華姿態。這種氛圍正在將華盛頓的政策圈變成一個密不透風的“回音室”——所有人都在強化彼此的偏見和防范心理。

今天，已經很難再有人能像傅高義那樣，寫出試圖讓美國人真正理解對方國家演變邏輯的巨著。

缺乏真知灼見的對抗，往往比對抗本身更可怕。

萊文在報告中發出了最核心的警告：知識就是力量，如果美國失去了真正懂中國歷史沿革與內部政治邏輯的專家，美國在處理臺海問題、南海危機或經貿摩擦時，就會聽不懂中國傳遞的微妙信號，也無法準確評估中國社會的真實情緒與戰略底線。

這種認知上的斷裂與無知，最終將導致災難性的“重大戰略誤判”。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老一代學術泰斗們曾用畢生精力搭建起中美之間理解與溝通的橋梁。如今，隨著他們的離去，這座橋梁正在老化、斷裂，而新生代的建造者卻在猜忌與壁壘中寥寥無幾。

這不僅是美國學術界的巨大損失，更是動蕩時代下全球安全格局的深層隱患。面對一個逐漸失去“知己知彼”能力的守成大國，未來的中美互動將不可避免地增添更多盲目與兇險。

倘若美國不能重新將中國問題專業知識視為不可或缺的國家戰略資源，其外交與安全政策必將在這場大國博弈中迷失方向。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