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1994年7月12日，傍晚六點二十分。
漢東省西南部山區的盤山公路像一條灰色的帶子纏繞在墨綠色的山體上。太陽已經沉到西邊山脊后面，天空還剩最后一片暗紅色的霞光。
沙正陽坐在轎車后排，手里拿著一份文件。文件抬頭寫著“關于青石崖礦區綜合治理的初步意見”，下面蓋著縣政法委的紅章。這份材料他修改了三次，明天要在全縣政法工作會議上作專題匯報。
司機老周透過擋風玻璃看著前面的路，眉頭微微皺起。
前面大約兩百米處，一輛黃色的清障工程車以不到三十碼的速度行駛著。那車的后廂裝著些生銹的鐵架，在彎道上晃晃悠悠的。老周踩了踩油門想超過去，可每次他打轉向燈準備變道，前車就跟著往路中間靠一點，剛好擋住去路。
“這開法有點怪。”老周到縣政法委開了八年車，跑這條路少說也有幾百趟，“沙書記，您看前面那車。”
沙正陽從文件上抬起頭。他四十五歲，頭發梳得整齊，鬢角有些白。他瞇起眼睛看了看前方那輛清障車，又看了看后視鏡。
后面是空蕩蕩的山路，沒有別的車。
“不著急，”沙正陽說，“天還沒黑，慢慢開。”
副駕駛坐著的小王是政法委新來的干事，剛畢業兩年。他轉過頭說：“沙書記，青石崖那個礦區的事，趙副省長昨天還打電話到縣委問進度。”
“我知道。”沙正陽的聲音很平靜，“所以這份材料要慎重。”
車里安靜下來，只有發動機的嗡嗡聲。山路轉過一個急彎，懸崖在右側出現，深不見底。老周握方向盤的手緊了緊。
這時清障車突然減速，幾乎要停下來了。
老周不得不踩剎車。他按了按喇叭，前車沒有反應。就在他準備下車查看時，清障車又突然加速往前開去。
“這司機喝多了吧？”小王嘀咕道。
沙正陽沒有說話。他把文件放進公文包，拉上拉鏈，然后把包放在身邊座位上。他的動作很慢，像是每一個動作都要想清楚。
接下來的十分鐘里，那輛清障車就這樣時快時慢，始終擋在前面。天色漸漸暗了，老周打開了車燈。黃色的光柱切開暮色，照亮前方路面。
“沙書記，”老周說，“要不我們停下來等等？讓那車先走遠？”
沙正陽看了看手表，六點三十五分。他想了想，說：“行，靠邊停一下。”
老周打方向盤，把車停到路邊一處稍微寬些的路肩上。三個人在車里等著，看著那輛清障車慢慢消失在前面轉彎處。
“走了。”小王說。
老周重新啟動，掛擋，車又開上路面。轉過彎，前面是大約五百米的直道，那輛清障車就在前方一百多米處，速度正常了。
“總算正常了。”老周松了口氣。
沙正陽從車窗望出去。遠山的輪廓在暮色中變得模糊，山谷里已經起了薄霧。他想起陳巖石昨天在電話里說的話：“正陽，青石崖的事，能放就放一放，別太較真。”
他當時在電話這頭沉默了幾秒，說：“陳叔，有些事不是較不較真的問題。”
“我知道你的脾氣，”陳巖石在電話那頭嘆了口氣，“但趙立春現在是常務副省長，明年很可能就扶正了。他在省里經營了這么多年，你一個人，擰不過大腿。”
“我沒想擰過大腿，”沙正陽說，“我只想把該做的事做了。”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最后陳巖石說：“注意安全。開車小心。”
現在沙正陽坐在這輛車里，想起陳巖石最后那句話，心里忽然有些異樣。他抬起頭，正要說什么——
后方傳來刺耳的引擎轟鳴。
那聲音來得太突然，像是從地底下鉆出來的。老周還沒反應過來，右側后視鏡里就沖出一輛深藍色的卡車。沒有車牌，車頭前保險杠是歪的。
卡車沒有減速，直直地撞向轎車的右后方。
撞擊的巨響在山谷里回蕩。轎車失控，向右沖去，撞斷路邊的護欄。車身在懸崖邊懸停了一瞬，然后翻滾著墜了下去。
火光在墜落過程中就燃起來了。橘紅色的火焰在越來越暗的天色中格外刺眼。
那輛卡車在撞擊點停了大約十秒鐘。駕駛室的門開了，一個穿深色夾克的男人下車，走到懸崖邊往下看了看。火光映亮了他的臉，很普通的長相，大約四十歲。他看了一會兒，轉身回到卡車里，倒車，掉頭，沿著來路開走了。
整個過程不到兩分鐘。
那輛黃色的清障車在前面五百米處的彎道停了下來。司機也下了車，是個年輕人。他跑到懸崖邊，看著下面的火光，站了大概半分鐘，然后跑回清障車，開車離開了。
山谷里只剩下汽車燃燒的噼啪聲，和越來越濃的煙。
2014年9月15日，下午三點。
漢東省委大院一號樓，三樓的小會議室里坐著七個人。這是沙瑞金到任后的第一次省委常委會碰頭會，不記錄，不形成紀要。
沙瑞金坐在主位，面前放著一個黑色的筆記本，一支鋼筆。他五十三歲，頭發烏黑，梳得整齊，額頭上有些淺紋。他穿著白襯衫，沒打領帶，袖口卷到小臂中間。
“基本情況就是這樣，”坐在他對面的高育良說，“漢東這幾年經濟增速一直保持在百分之八以上，但結構性問題也很突出。沙書記您從臨省來，應該有所了解。”
高育良說話時臉上帶著溫和的笑，但眼睛一直看著沙瑞金。他在觀察，在判斷。
沙瑞金點點頭，沒說話。他翻開筆記本，里面是空白的。這個動作讓在座的其他幾個人都注意到了——新來的省委書記第一次開會，筆記本是空的。
“育良同志說得對，”沙瑞金終于開口，聲音不高，但很清晰，“我來之前看了些材料，漢東的GDP總量在全國排第六，人均排第八，成績很大。”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在座的每一個人。
“但中央派我來，不是來總結成績的。”他說。
會議室里安靜下來。窗外的梧桐樹被風吹動，葉子沙沙響。
沙瑞金合上筆記本：“今天先到這兒吧。我初來乍到，還要多熟悉情況。各位有事的可以先去忙。”
常委們陸續起身。高育良走過來和沙瑞金握手：“沙書記，晚上省委在招待所安排了個便飯，您看——”
“好，”沙瑞金說，“我會準時到。”
高育良走了。田國富留了下來，他是省紀委書記，和沙瑞金在中央黨校同期學習過。等其他人都出去了，田國富關上門，走回來坐下。
“老沙，”田國富換了稱呼，“漢東這潭水，比你想的深。”
沙瑞金從桌上的煙盒里抽出一支煙，遞給田國富，自己也點了一支。煙霧在兩人之間緩緩升起。
“多深？”沙瑞金問。
田國富吸了口煙，沉默了一會兒：“趙立春在漢東當了十一年省委書記，從1994年到2005年。這十一年里，他從副省長到省長，再到書記。他走的時候，漢東各級領導班子，三分之一是他提起來的。”
“包括高育良？”
“高育良是趙立春的秘書出身，”田國富說，“趙立春當副省長時，他是辦公廳綜合處副處長。趙立春當省長，他調到省政府研究室。趙立春當書記，他下到呂州當市長，三年后提市委書記，又三年，進省委常委。”
沙瑞金靜靜聽著。這些情況他來之前就知道，但從田國富嘴里說出來，感覺不一樣。
“李達康呢？”他問。
“李達康不一樣，”田國富說，“他也是趙立春提起來的，但和趙家走得不算近。這個人，一心想做事，有時候不太講究方法。趙立春喜歡他，是因為他能出政績。但趙瑞龍——趙立春那個兒子——不太喜歡李達康，覺得他不聽話。”
沙瑞金把煙按滅在煙灰缸里：“趙瑞龍在漢東的生意，做到多大了？”
田國富看了看門口，壓低聲音：“明面上的，山水集團，房地產、酒店、旅游。暗地里的，有人說礦業、金融都有涉足。但沒證據。”
“你查過？”
“查過，”田國富說，“查不動。每次有點線索，上面就有人打招呼。我在紀委干了二十三年，沒見過這樣的。”
沙瑞金沒說話。他看著窗外，省委大院里的銀杏樹已經開始黃了，再過一個月，就是滿樹金黃。
“老田，”他說，“我這次來，中央給我的任務很明確：整頓漢東的吏治。但整頓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讓漢東的政治生態清朗起來。”
“我明白，”田國富說，“但趙立春現在人在北京，是副國級。動他，不容易。”
“我沒說要動趙立春，”沙瑞金說，“但漢東的事，總得有人管。”
田國富看著他，想從他的話里聽出別的意思，但沙瑞金的臉上什么表情都沒有。
晚上六點半，省委招待所的小餐廳。圓桌上坐了八個人，除了沙瑞金和田國富，還有高育良、李達康，以及其他幾個省委常委。
菜上得很簡單，四菜一湯，沒上酒。這是沙瑞金要求的。
吃飯時大家聊的都是工作。高育良說了些呂州的情況，李達康說了京州的發展規劃。沙瑞金聽著，偶爾問一兩個問題。
飯吃到一半，李達康忽然說：“沙書記，您這次來漢東，家里人沒跟著一起來？”
“我一個人來的，”沙瑞金說，“愛人在臨省工作，暫時不過來。”
“孩子呢？”
“女兒在北京讀研。”沙瑞金說。
高育良接話：“沙書記的孩子肯定很優秀。您愛人是做什么工作的？”
“在大學教書，”沙瑞金說，“教歷史的。”
“歷史好，”高育良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沙瑞金笑了笑，沒接話。他夾了一筷子青菜，慢慢吃著。
飯后，沙瑞金回到省委給他安排的住處，是一棟二層小樓，在省委大院深處。房子有些年頭了，但維護得很好。客廳的茶幾上放著一部紅色電話，是內線。
他洗了個澡，換上家居服，坐在沙發上。窗外很安靜，偶爾有車經過的聲音。
手機響了，是陳巖石。
沙瑞金接起來：“陳叔。”
“到了？”陳巖石的聲音有些沙啞，他年紀大了，身體不太好。
“到了，上午到的。”
“見著人了？”
“見了，晚上一起吃了飯。”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沙瑞金能聽見陳巖石有些粗重的呼吸聲。
“小金子，”陳巖石說，“漢東和你以前待的地方不一樣。你要小心。”
“我知道。”沙瑞金說。
“你不知道，”陳巖石說，“有些事，我瞞了你很多年。”
沙瑞金坐直了身體。他握著手機，手指有些緊。
“您說。”
“你父親，”陳巖石說，“不是出車禍死的。”
客廳里的掛鐘滴答滴答走著。沙瑞金看著窗外，夜色濃重，遠處有零星的燈光。
“那他是怎么死的？”沙瑞金問，聲音很平靜。
“我不知道，”陳巖石說，“我只知道，那不是意外。當年的事，有很多疑點。我查了二十年，沒查清楚。但我確定，不是意外。”
“為什么現在告訴我？”
“因為你現在在漢東，”陳巖石說，“因為趙立春在漢東經營了十幾年。因為有些事，你可能會碰到。”
沙瑞金站起來，走到窗前。玻璃上映出他的臉，平靜的，看不出情緒。
“陳叔，”他說，“您查了二十年，查到了什么？”
“查到了一些碎片，”陳巖石說，“拼不起來。但我能感覺到，那些碎片都指向同一個人。”
“趙立春？”
電話那頭又沉默了。這次沉默更久。
“小金子，”陳巖石終于說，“如果有一天，你發現了一些事，別急著下結論。先保護好自己。你父親，做事太認真，有時候會看不到危險。”
“我記住了。”沙瑞金說。
掛了電話，沙瑞金在窗前站了很久。他想起養父的樣子，那個倔強的老人，為了一個真相，寫了二十年的舉報信。他以前不懂，現在忽然有些明白了。
手機又響了，是一條短信，陌生號碼。
“沙書記，歡迎來漢東。有些事，過去了就讓它過去吧。往前看，對大家都好。”
沙瑞金看著那條短信，看了大概一分鐘，然后刪掉了。
他回到沙發坐下，打開公文包，拿出一個舊筆記本。那是他養父陳巖石給他的，里面記著一些零碎的東西，人名，日期，事件。字跡很亂，有些頁被撕掉了。
沙瑞金翻到最后一頁，那里用紅筆寫了一行字：“1994.7.12，沙正陽，青石崖。”
他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合上筆記本。
窗外，一輛車駛過，車燈的光掃過窗戶，在墻上留下移動的光斑，然后消失。
第二天一早，沙瑞金到辦公室時是七點半。秘書小劉已經來了，正在整理文件。
“沙書記，早。”小劉三十出頭，戴眼鏡，看起來很干練。他是省委辦公廳安排的，沙瑞金還沒決定用不用他。
“早。”沙瑞金說，“今天什么安排？”
“上午九點，聽取省政府關于前三季度經濟形勢的匯報。十一點，會見央企考察團。下午兩點半，省委中心組學習。四點，約了田國富書記談事。”小劉流利地報出日程。
沙瑞金點點頭，走進里間辦公室。辦公桌很大，上面已經收拾干凈，只有一部電話，一個筆筒，一摞待閱文件。
他坐下來，先看了幾份文件。都是常規工作，沒什么特別的。看完后，他按下內線電話。
“小劉，你進來一下。”
小劉推門進來：“沙書記。”
“省檔案館在哪兒？”沙瑞金問。
“在解放路，離省委大概二十分鐘車程。”小劉說，“您要查資料？”
“嗯，”沙瑞金說，“我想看一些歷史檔案。1994年前后的，關于交通事故的。”
小劉愣了一下：“交通事故？”
“對，”沙瑞金說，“重大交通事故。你聯系一下檔案館，我今天下午學習結束后過去。”
“好的，我馬上聯系。”小劉說，但站著沒動。
“還有事？”沙瑞金抬起頭。
“沙書記，”小劉猶豫了一下，“1994年的檔案，可能不全。那時候很多材料還沒電子化，紙質檔案保存條件也有限，有些可能找不到了。”
“能找多少找多少。”沙瑞金說。
小劉點點頭，出去了。
沙瑞金繼續看文件。但他發現自己很難集中注意力，那些字在眼前跳，看不進去。他放下文件，走到窗前。
省委大院里的銀杏葉在晨光中泛著金黃。幾個工作人員匆匆走過，手里拿著文件袋。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有些刻意。
上午的會開得很順利。省政府匯報經濟形勢，數字很好看，增長穩定，結構優化。沙瑞金聽了，問了幾個問題，沒多說什么。
會見央企考察團時，對方提出想在漢東投資幾個大項目。沙瑞金表示歡迎，說會安排專人和他們對接。
中午在食堂吃飯，高育良端著盤子坐過來。
“沙書記，吃得慣嗎？”高育良問。
“挺好，”沙瑞金說，“食堂的菜比招待所實在。”
高育良笑了：“那是，咱們食堂大師傅是特級的，以前在京西賓館干過。”
兩人低頭吃飯。吃到一半，高育良忽然說：“沙書記，聽說您上午讓小劉去調檔案了？”
沙瑞金夾菜的手頓了頓，然后繼續夾菜：“嗯，想看看漢東以前的一些情況。”
“看交通事故的？”高育良問得很自然，像是隨口一問。
沙瑞金抬起頭，看著高育良。高育良臉上帶著笑，眼神很平和。
“對，”沙瑞金說，“我在臨省分管過政法，對交通事故處理有些研究。想看看漢東這邊以前的做法，借鑒一下。”
“哦，”高育良點點頭，“是該看看。不過1994年，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時候處理事故，和現在不一樣。條件有限，很多程序不規范。”
“所以才要看看，”沙瑞金說，“知道過去怎么做的，才知道現在該怎么改進。”
“是，”高育良說，“是這個理。”
吃完飯，高育良先走了。沙瑞金慢慢喝湯，心里想，自己調檔案的事，高育良怎么知道得這么快？
下午的學習結束后，沙瑞金坐車去檔案館。小劉坐在副駕駛，一路上沒怎么說話。
檔案館是一棟老樓，五層，灰色外墻。館長已經在門口等著了，是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姓王。
“沙書記，歡迎歡迎。”王館長很熱情，“您要的檔案，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在二樓查閱室。”
查閱室很大，靠墻是一排排檔案柜，中間是幾張長條桌。桌上已經擺著十幾個檔案盒，紙質的，有些已經發黃了。
“這是1994年到1996年，全省重大交通事故的檔案，”王館長說，“一共十七起。每起事故一個盒子。您要看哪個，我幫您找。”
“我先自己看看，”沙瑞金說，“你忙你的，不用陪著我。”
王館長有些猶豫，但看沙瑞金態度堅決，只好說：“那行，我就在隔壁辦公室，有事您叫我。”
王館長出去了，小劉也跟著出去了，帶上了門。
沙瑞金在桌前坐下。他先看了看檔案盒的標簽，按時間順序排的。1994年有六起，1995年五起，1996年六起。
他先打開1994年的第一個盒子。里面是交通事故認定書、現場照片、詢問筆錄、鑒定報告。一起客車墜崖事故，死了二十三個人。材料很全，沒什么特別的。
第二個盒子，第三個盒子，都是這樣。
打開第四個盒子時，沙瑞金的手停了一下。標簽上寫著：“1994.7.12，青石崖重大交通事故”。
他打開盒子。里面只有三份材料：一份事故報告，兩頁紙；一份死亡證明復印件；一份撫恤金發放記錄。沒有現場照片，沒有詢問筆錄，沒有鑒定報告。
事故報告上寫著：1994年7月12日18時40分許，在省道S307線青石崖路段，一輛轎車墜崖起火，車內三人死亡。初步認定，駕駛員操作不當，致車輛失控墜崖。死者：沙正陽（男，45歲，縣政法委書記）、周建華（男，38歲，駕駛員）、王建國（男，26歲，干事）。
報告最后有處理意見：按因公殉職處理，發放撫恤金。
整份報告簡單得過分，像是急著要結案。
沙瑞金拿起死亡證明復印件。上面有醫院蓋章，死亡原因：全身多發性骨折合并燒傷。開具日期是1994年7月13日。
他盯著那份證明看了很久，然后放回去，拿出撫恤金發放記錄。上面寫著沙正陽的撫恤金金額，家屬簽字欄是空白的。
“家屬沒來領？”沙瑞金自言自語。
他繼續翻盒子，想找其他材料，但沒有了。就這么三份。
沙瑞金站起來，走到門口，拉開門。王館長就在隔壁，聽到聲音馬上出來了。
“沙書記，看完了？”
“這個案子，”沙瑞金指著青石崖事故的盒子，“就這些材料？”
王館長走過來，看了看盒子里的東西：“我看看……對，就這些。”
“為什么這么少？”沙瑞金問，“其他事故都有現場照片、詢問筆錄，這個怎么沒有？”
“這個……”王館長有些為難，“時間太久了，我也不是很清楚。可能是當時就沒做那么細，也可能是后來遺失了。”
“誰經手的這個案子？”沙瑞金問。
“我查一下。”王館長回到辦公室，打開電腦，查了一會兒，回來說：“當時是省公安廳交警總隊處理的。經辦人……叫杜仲生，已經退休很多年了。”
“杜仲生，”沙瑞金重復了一遍這個名字，“有聯系方式嗎？”
“沒有，”王館長搖頭，“退休人員的聯系方式，我們這兒不掌握。得問公安廳。”
沙瑞金點點頭，沒再說什么。他回到查閱室，把那份事故報告又看了一遍。報告上有幾個人的簽名，其中一個簽在“審核”欄，名字是：趙立春。
那是趙立春的筆跡，沙瑞金認識。二十年前，趙立春是分管公安、司法的副省長。
沙瑞金合上檔案盒，在桌前坐了很久。窗外天色漸漸暗了，查閱室里的燈自動亮了，白色的光有些刺眼。
小劉輕輕推門進來：“沙書記，快六點了。回去嗎？”
“回去。”沙瑞金站起來。
他把檔案盒放回原處，整理好。王館長送他到門口，車已經等在那兒了。
回省委的路上，沙瑞金一直看著窗外。街燈一盞盞亮起來，下班的車流堵在路上，紅色的剎車燈連成一片。
“小劉，”沙瑞金忽然說，“你幫我查個人。杜仲生，以前省公安廳交警總隊的，1994年左右處理過青石崖的交通事故。查查他現在的下落。”
小劉從副駕駛轉過頭：“好的，我明天就去查。”
“低調點查，”沙瑞金說，“別驚動太多人。”
“明白。”
車繼續往前開。沙瑞金閉上眼睛，腦子里是那份只有三頁紙的檔案。一個縣政法委書記車禍死亡，就留下這么點材料，這不正常。
手機震動了一下，是陳巖石發來的短信：“查到什么了？”
沙瑞金回：“還在查。”
過了一會兒，陳巖石又發來一條：“小心。”
沙瑞金看著那兩個字，打了回復，又刪掉了。他把手機放回口袋，繼續看著窗外。
夜色完全籠罩了這座城市。
三天后，小劉給了沙瑞金一份報告，只有一頁紙。
“杜仲生，男，1946年生，原漢東省公安廳交警總隊事故處理科科長，2001年退休。退休后不久移民加拿大，之后就沒有記錄了。”小劉說。
沙瑞金看著那份報告：“就這些？”
“就這些，”小劉說，“我問了公安廳離退休干部處，他們說杜仲生退休后就出國了，和國內沒什么聯系。有個老同志說，杜仲生退休前處理過不少大案，但具體哪些案子，他不記得了。”
“他家里人呢？”
“他愛人十年前去世了，有個兒子，也在國外，具體在哪兒不清楚。”小劉說，“沙書記，您為什么對這個人這么感興趣？”
沙瑞金把報告放在桌上：“隨便問問。好了，你去忙吧。”
小劉出去了。沙瑞金坐在椅子里，看著那份報告。移民加拿大，和國內沒聯系——這聽起來很合理，但太合理了，反而讓人懷疑。
他拿起電話，撥了個號碼。響了五聲，那邊接了。
“老田，是我。”沙瑞金說。
“沙書記，什么事？”田國富的聲音。
“幫我查個人，要悄悄的。”沙瑞金說，“杜仲生，原公安廳交警總隊的，2001年退休，說移民加拿大了。你找人查查出入境記錄，看他到底出沒出去，什么時候出去的，出去之后有沒有回來過。”
田國富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這個人，和什么有關？”
“和二十年前的一起交通事故有關。”沙瑞金說。
“青石崖那個？”
沙瑞金沒說話。田國富明白了。
“行，我來查。”田國富說，“不過需要點時間。而且這事，如果真有人動了手腳，查起來可能會有阻力。”
“我知道，”沙瑞金說，“你小心點。”
掛了電話，沙瑞金走到窗前。今天天氣不好，陰天，云層很厚，像是要下雨。省委大院里的樹在風里搖晃，葉子落了一地。
下午，沙瑞金去了京州市委。李達康在辦公室等他，兩人談京州的城市規劃。談了一個多小時，正事談完了，李達康忽然說：“沙書記，有句話，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你說。”沙瑞金看著他。
“您來漢東，是帶著任務來的，這我們都知道。”李達康說，“但漢東的情況復雜，有些事，急不得。”
“比如呢？”
“比如趙家的事。”李達康說得很直接，“趙瑞龍在漢東的生意，牽涉很廣。您要動他，會碰到很多人的利益。”
“你覺得我該怎么做？”沙瑞金問。
“我不知道，”李達康說，“但我建議您，先從外圍入手。趙瑞龍的那些項目，很多都有問題。環保、土地、招投標，一查一個準。等把他那些爪牙清理了，再動他本人，阻力會小很多。”
沙瑞金點點頭。李達康這番話，是真心為他考慮。
“達康同志，”沙瑞金說，“你在京州干了這么多年，覺得漢東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李達康想了想：“不是腐敗。腐敗哪里都有。漢東最大的問題，是有些人把公權力當成了私產，父子相傳，門生故吏遍地。一個項目，從審批到建設，到運營，全是一家人。別人插不進手，也不敢插手。”
“你試過插手嗎？”
“試過，”李達康說，“碰了一鼻子灰。后來我想通了，有些事，得等。等時機，等條件。”
“現在時機到了嗎？”沙瑞金問。
李達康看著他：“那要看您了。”
從京州市委出來，沙瑞金沒坐車，一個人沿著馬路走。秘書和司機開車跟在后面，保持一段距離。
街上人很多，下班時間，車流人流混在一起。沙瑞金慢慢走著，看著兩邊的店鋪。賣小吃的，賣衣服的，修手機的，熱熱鬧鬧。這是最普通的生活，也是很多人努力想要維護的生活。
手機響了，是田國富。
“老沙，查到了。”田國富的聲音壓得很低，“杜仲生確實在2002年辦了移民手續，去了加拿大。但他在2008年回來了。”
“回來了？”
“對，入境記錄顯示，2008年3月17日，他從溫哥華飛回北京。之后就沒有出境記錄了。”
“他現在在哪兒？”
“這就是奇怪的地方，”田國富說，“他人境后，就消失了。沒有住宿記錄，沒有乘車記錄，就像人間蒸發了一樣。我查了他原來的身份證，2009年就到期了，沒換新。醫保、社保，從2008年之后就停了。”
沙瑞金停下腳步：“一個活人，不可能就這么消失。”
“除非他不想被人找到。”田國富說。
“繼續查，”沙瑞金說，“查他國內的親戚，朋友，查他2008年為什么回來。生病了？探親？總有原因。”
“好，”田國富說，“還有，我查了青石崖事故的原始檔案。檔案顯示，事故發生后，現場勘查和詢問筆錄是做了的，但那些材料后來被提走了。”
“誰提走的？”
“提檔單上簽的字是趙立春。”田國富說，“時間是1994年7月20日，事故發生后第八天。提檔理由是‘案情需要，統一歸檔’。”
“歸檔到哪兒了？”
“沒說，”田國富說，“就寫了個‘上級機關’。我問了當年管檔案的人，他說記不清了，可能是省里，也可能是中央。但他說了一句話，我覺得有意思。”
“什么話？”
“他說，趙副省長親自來提的檔案，這在以前從來沒有過。”田國富說。
沙瑞金握著手機，站在人行道上。一個騎電動車的人按著喇叭從他身邊過去，他讓了讓。
“老田，”他說，“這事你先別跟別人說。”
“我明白。”
掛了電話，沙瑞金繼續往前走。天開始下雨了，很小的雨絲，落在臉上涼涼的。他沒打傘，就這么走著。
杜仲生回來了，但消失了。檔案被趙立春提走了。一起交通事故，為什么需要副省長親自提檔案？
這些問題在腦子里盤旋，沒有答案。
回到辦公室，天已經黑了。沙瑞金打開燈，坐在桌前。他從抽屜里拿出那個舊筆記本，翻到有“杜仲生”名字的那一頁。陳巖石在名字下面畫了線，旁邊寫了個問號。
沙瑞金拿起筆，在問號后面又加了個問號。
這時，內線電話響了。是門衛打來的。
“沙書記，有位叫陳巖石的老人要找您，他說是您父親。”
沙瑞金愣了一下：“讓他進來。”
幾分鐘后，陳巖石拄著拐杖走進來。他比上次見時又老了些，背更彎了，但眼睛還是亮的。
“陳叔，您怎么來了？”沙瑞金扶他坐下。
“我來看看你。”陳巖石說，喘了口氣，“順便給你帶點東西。”
他從隨身帶的布包里拿出一個牛皮紙袋，遞給沙瑞金。
“這是什么？”
“你看看。”陳巖石說。
沙瑞金打開紙袋，里面是幾張照片，已經發黃了。照片上是一個男人，三十多歲，穿著舊式的中山裝，站在一座山前。男人長得很端正，眉眼和沙瑞金有幾分像。
“這是……”沙瑞金抬起頭。
“你父親，”陳巖石說，“沙正陽。這是他去青石崖之前拍的，應該是1994年春天。”
沙瑞金看著照片。這是他第一次看到親生父親的樣子。一個陌生人，但血液里流著一樣的血。
“他是什么樣的人？”沙瑞金問。
“正直，”陳巖石說，“太正直了。有時候正直得讓人擔心。他在縣里當政法委書記，管著公檢法，很多人給他送東西，他一樣沒收過。他說，收了人家的東西，說話就不硬氣了。”
沙瑞金又看了看照片，小心地放回紙袋。
“還有這個，”陳巖石從包里又拿出一個小本子，很舊，塑料封皮都裂了，“這是你父親的工作筆記。我從他辦公室整理遺物時留下的，一直沒給你。現在，該給你了。”
沙瑞金接過本子，翻開。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字，記著工作安排，會議記錄，還有一些零碎的想法。字跡很工整，一筆一劃。
他翻到最后一頁，停下了。
最后一頁寫著一行字，很潦草，像是匆匆寫下的：“青石崖礦區，趙批的項目，有問題。環評造假，土地違規。要查。”
下面還有一行小字：“有人警告我，別碰。但我是黨員，該碰的就得碰。”
日期是1994年7月11日。車禍前一天。
沙瑞金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合上本子，抬起頭。
“陳叔，您早就知道？”
“我知道他要查趙立春，”陳巖石說，“但我不知道他查到了什么。他出事前一天晚上給我打過電話，說發現了很重要的事，要當面跟我說。但第二天，他就出事了。”
“您覺得，他的死和趙立春有關？”
陳巖石沉默了很久。雨下大了，敲在窗戶上，啪啪響。
“我不知道，”老人終于說，“我沒有證據。但我知道，你父親不是那種不小心的人。他開車很穩，那條路他走過很多次。而且，他那天本來可以不去的。”
“什么意思？”
“那天是星期天，”陳巖石說，“他本來在家休息。下午三點，縣委辦公室打電話，說省里有個緊急會議，要他馬上去市里。他接了電話就走了，再沒回來。”
“什么緊急會議？”
“我后來問了，那天省里根本沒有會。”陳巖石說，“電話是假的。”
辦公室里很安靜，只有雨聲。沙瑞金看著父親的照片，看著那本筆記，腦子里那些零碎的線索開始慢慢拼湊。
假電話。車禍。失蹤的檔案。消失的證人。
這一切，都指向一個人。
“小金子，”陳巖石說，“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我要提醒你，趙立春不是一般人。他在漢東經營了十幾年，現在又是副國級。你要動他，很難。”
“我知道。”沙瑞金說。
“而且，”陳巖石看著他，“你查的不僅是趙立春，還是你父親的死。這不一樣。公是公，私是私，你不能讓私情影響公事。”
“我明白。”沙瑞金說。
陳巖石站起來，走到窗前，看著外面的雨。
“你父親死的那年，你才十歲。”他說，“我答應過他，要把你養大，讓你平平安安的。現在你當了省委書記，我該高興，但又怕。這個位置，太高，也太危險。”
沙瑞金也站起來，走到陳巖石身邊。
“陳叔，”他說，“我走到今天，不是只為了當官。有些事，總得有人做。我父親沒做完的，我得接著做。”
陳巖石轉過頭，看著他。老人的眼睛有些濕潤。
“你長大了，”他說，“和你父親一樣倔。”
陳巖石走了，沙瑞金一個人在辦公室待到很晚。他把父親的照片貼在筆記本的扉頁，把工作筆記一頁頁看完。里面記錄的都是日常工作，只有最后那幾頁，提到了青石崖，提到了趙立春。
晚上十點，田國富又打來電話。
“老沙，又查到點東西。”田國富說，“杜仲生2008年回來，是因為得了癌癥。肺癌晚期。他在加拿大的治療費用太高，負擔不起，就回來了。”
“他現在在哪兒治病？”
“這就是問題，”田國富說，“他沒在任何一家正規醫院登記。但我打聽到，他可能在一個私人診所，那種不用身份證的地方。有人在天主教堂附近見過他，很瘦，坐著輪椅。”
“哪個天主教堂？”
“市二院對面那個，老城區。”田國富說。
沙瑞金記下了地址。掛掉電話后，他走到窗前。雨停了，街燈映在濕漉漉的路面上，一片片的亮光。
他想起陳巖石的話，想起父親筆記上的字，想起那份只有三頁紙的檔案。
然后他做了個決定。
他要見杜仲生。
兩天后的下午，沙瑞金一個人去了老城區。他沒帶秘書，沒帶司機，穿了件普通的夾克，看起來像個普通的中年人。
市二院對面的天主教堂是棟老建筑，紅磚墻，尖頂，有些年頭了。教堂旁邊是條小巷子，兩邊是低矮的平房，有些已經拆了，剩下些殘垣斷壁。
沙瑞金走進巷子。地上有積水，他小心地避開。幾個老人坐在門口曬太陽，看著他走過。
巷子盡頭有間小診所，門面很舊，招牌上寫著“李醫生診所”。沙瑞金推門進去，里面很暗，有股消毒水的味道。
一個穿白大褂的中年女人從里屋出來：“看病？”
“我找個人，”沙瑞金說，“杜仲生。”
女人的表情變了變：“你找他干什么？”
“我是他親戚，”沙瑞金說，“聽說他病了，來看看他。”
女人上下打量他：“什么親戚？”
“遠房表親，”沙瑞金說，“很多年沒聯系了。”
女人猶豫了一下，說：“他不在。”
“我知道他在，”沙瑞金說，“我是真心來看他的。他病得重，需要人照顧。”
女人盯著他看了幾秒，轉身朝里屋喊：“老杜，有人找。”
里屋傳來咳嗽聲，很劇烈，咳了很久才停。然后一個沙啞的聲音說：“誰啊？”
“說是你表親。”女人說。
里面沉默了一會兒，然后說：“讓他進來吧。”
女人讓開身，沙瑞金走進去。里屋更暗，只有一盞小燈。靠墻有張床，床上靠著個人，瘦得脫了形，眼睛深陷，但眼神很亮。
“你是？”杜仲生問。
沙瑞金搬了把椅子，在床邊坐下：“我叫沙瑞金。”
杜仲生盯著他看了幾秒，忽然笑了，笑得很艱難：“沙書記，您怎么找到這兒來了？”
“我想找，就能找到。”沙瑞金說。
杜仲生不笑了，他慢慢坐直身體，這個簡單的動作讓他喘了好一會兒。
“您是為了那件事來的吧？”他說。
“哪件事？”
“青石崖，”杜仲生說，“1994年7月12日，青石崖車禍。您父親的事。”
沙瑞金沒說話，默認了。
杜仲生嘆了口氣，又是一陣咳嗽。沙瑞金倒了杯水遞給他，他接過來，手抖得厲害。
“我等了二十年，”杜仲生說，“等了二十年，終于有人來問了。”
“當年發生了什么？”沙瑞金問。
杜仲生喝了口水，緩了緩，說：“那天不是我值班，但事故太大，死了個縣領導，隊里就把我叫去了。我到現場時，天已經黑了，車還在燒。消防隊滅了火，我們從崖底把尸體抬上來。三個人，都燒焦了，看不出樣子。”
“然后呢？”
“然后就是勘查現場，”杜仲生說，“路上有剎車痕，不深，說明車沒怎么剎住。護欄被撞斷了，斷口很整齊，是一次性撞斷的。現場有兩條車痕，一條是轎車的，一條是卡車的。但卡車痕在撞車點之前就消失了，像是卡車沒停，直接開走了。”
“卡車？”沙瑞金問，“事故報告里沒說有卡車。”
“因為后來改了，”杜仲生說，“最初的現場勘查記錄是有卡車痕的，但最后的事故報告里刪了。上面說，要統一口徑，就是單方事故，司機操作不當。”
“誰讓改的？”
杜仲生看著他，不說話。
“趙立春？”沙瑞金問。
杜仲生還是不說話，但眼神說明了一切。
“繼續。”沙瑞金說。
“我們勘查完現場，把尸體運回縣醫院。第二天做尸檢，三個人都是墜崖致死，燒傷是死后造成的。這個沒疑問。”杜仲生說，“疑問在別的地方。”
“什么地方？”
“第一，轎車的右后側有撞擊痕，不是擦撞，是正面撞擊。法醫在撞擊點提取到一點藍色漆片，不是轎車自己的漆。第二，我們在現場找到一個卡車后視鏡的碎片，離撞車點有二十多米遠，像是撞飛出去的。”
杜仲生停了一下，喘了口氣：“這兩點，都說明當時有另一輛車。那輛車撞了轎車，把轎車撞下懸崖。但事故報告里，這些都沒提。”
“證據呢？”沙瑞金問，“漆片，后視鏡碎片，這些證據在哪？”
“交了，”杜仲生說，“上面來人，把所有的物證，所有的筆錄，所有的照片，全部收走了。說是要統一處理。”
“上面是誰？”
“省公安廳的人，拿著趙副省長的條子。”杜仲生說。
沙瑞金沉默了。他看著眼前這個老人，這個被疾病折磨得只剩一把骨頭的老人，心里涌起一種復雜的情緒。
“你為什么沒說話？”他問，“當時你是事故處理科科長，你知道真相，為什么不說話？”
杜仲生笑了，笑得很苦：“沙書記，您覺得，我能說什么？趙立春當時是常務副省長，分管政法。他一句話，就能讓我這個科長當不成。而且，他答應我，只要我閉嘴，就讓我兒子進公安局。”
“你兒子進了？”
“進了，”杜仲生說，“現在在交警支隊，副隊長。他什么都不知道，以為是自己考上的。”
杜仲生又咳嗽起來，這次咳得更厲害，臉都憋紅了。沙瑞金幫他拍背，感覺他瘦得硌手。
咳完了，杜仲生靠在墻上，閉著眼睛，胸口劇烈起伏。
“您父親是個好人，”他忽然說，“我去過他家，很簡樸，沒什么像樣的家具。他老婆，也就是您母親，很早就去世了，他一個人帶著您。我去的時候，您還小，在院子里玩。他跟我說，老杜，這案子你好好查，該怎么就怎么，別管是誰。”
杜仲生睜開眼睛，看著沙瑞金：“我當時答應了。但我沒做到。我對不起他。”
“后來呢？”沙瑞金問，“你為什么出國了？”
“我害怕，”杜仲生說，“趙立春當了省長，又當了書記，權力越來越大。我知道的事太多，他不可能放心。2001年我退休，第二年他就安排我出國，說是讓我享福，其實是讓我消失。我去了加拿大，呆了六年，但一直睡不好，總覺得有人盯著我。2008年，我查出了肺癌，就想回來，死也要死在家里。”
“那你為什么躲在這兒？”
“因為我知道，我回來，有人不放心。”杜仲生說，“我回國的第二天，就有人找到我住的旅館，說要給我錢，讓我別亂說話。我沒要錢，換了地方，躲到這兒來了。李醫生是我遠房親戚，答應收留我。”
沙瑞金看著這個老人，這個被恐懼折磨了二十年的老人。他想說些什么，但說不出口。
“沙書記，”杜仲生忽然抓住他的手，手很瘦，但很有力，“您父親的車禍，不是意外。是謀殺。有人不想讓他查青石崖的事，就制造了車禍。開卡車的人叫馬志勇，是趙立春的司機。那輛清障車，是省路橋公司的，那天不該出現在那條路上。”
“馬志勇在哪？”沙瑞金問。
“死了，”杜仲生說，“車禍后半年，他也出了車禍，說是酒駕，撞樹上了。送到醫院，治了三個月，死了。也是‘意外’。”
沙瑞金感覺一股涼氣從后背升起。
“你有證據嗎？”他問。
杜仲生松開手，從枕頭底下摸出一個小塑料袋，里面裝著幾張發黃的紙。
“這是當年的現場勘查筆錄復印件，我偷偷留了一份。”他說，“還有這個，是那輛清障車的調度單復印件。你看這兒，簽字的是趙立春。”
沙瑞金接過塑料袋，打開。筆錄上清楚寫著“發現藍色漆片”、“發現卡車后視鏡碎片”。調度單上，趙立春的簽字很清晰。
“這些東西，你為什么還留著？”沙瑞金問。
“我怕，”杜仲生說，“我怕他們最后連我也滅口。留點東西，萬一我死了，還有人知道真相。”
沙瑞金把復印件小心地收好。他看著杜仲生，說：“你放心，這些東西，我會保管好。你安心養病，需要什么，跟我說。”
杜仲生搖搖頭：“我什么都不要了。我活不了多久了，醫生說，最多還有兩個月。我只想求您一件事。”
“你說。”
“如果我死了，別讓我兒子知道這些事。”杜仲生說，“他是個好警察，什么都不知道。讓他平平安安的，行嗎？”
沙瑞金點點頭：“我答應你。”
杜仲生松了口氣，整個人癱在枕頭上，像是用完了最后的力氣。
沙瑞金站起來，準備離開。走到門口，杜仲生忽然叫住他。
“沙書記。”
沙瑞金回過頭。
“您父親臨死前，手里攥著個東西，”杜仲生說，“我們把他從車里抬出來時，他右手握得很緊。我掰開看，是個紐扣，黑色的，像是從誰衣服上扯下來的。那個紐扣，也被上面來的人收走了。”
“什么樣的紐扣？”
“黑色的，金屬的，上面有個鷹的標志。”杜仲生說，“我后來查過，那是某個牌子的西裝扣子，很貴，一般人穿不起。”
沙瑞金記住了。他點點頭，走出了診所。
外面的陽光很好，照在臉上暖洋洋的。但沙瑞金覺得冷，從里到外的冷。
他走到巷子口，拿出手機，想給田國富打電話。但號碼撥到一半，他停住了。
他想起杜仲生的話，想起那些消失的證據，想起那枚紐扣。
然后他刪掉了號碼，收起手機，慢慢朝大路走去。
從診所回來的第二天，沙瑞金像往常一樣上班。他處理文件，開會，聽匯報，一切正常。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有什么東西不一樣了。
中午吃飯時，高育良又坐過來。這次他沒繞彎子，直接問：“沙書記，聽說您這兩天在查一些舊事？”
沙瑞金夾了口菜，慢慢嚼著：“什么舊事？”
“二十多年前的一些交通事故，”高育良說，“下面有人跟我說，您在調檔案，還打聽一些退休老同志的下落。我就在想，您剛來漢東，千頭萬緒，怎么有工夫關心這些陳年舊事？”
“育良同志覺得我不該關心？”沙瑞金反問。
“不是不該，”高育良笑了，“是覺得有點意外。您要了解漢東的情況，應該從當下入手。那些老黃歷，翻出來也沒什么意思。”
“有意思沒意思，得翻過才知道。”沙瑞金說。
高育良臉上的笑容淡了點。他放下筷子，擦了擦嘴。
“沙書記，有些話，我不知道該不該說。”他說。
“你說。”
“漢東這地方，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您在這兒做書記，下面有無數雙眼睛看著。您查舊事，有人就會想，您到底想查什么？是就事論事，還是項莊舞劍？”高育良說得很慢，每個字都說得很清楚。
沙瑞金也放下筷子，看著高育良。
“育良同志覺得，我想查什么？”
“我不知道，”高育良說，“但我知道，趙立春同志在漢東工作多年，經手過很多事，處理過很多人。有些事，當時看是對的，現在看可能有問題。有些人，當時處理了，現在看可能處理重了。這都是歷史條件限制，不能全怪到個人頭上。”
“你是說，我應該對歷史問題網開一面？”
“我是說，要辯證地看問題。”高育良說，“一個人，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做了特定的事，有他的局限性。我們現在回頭看，可以總結教訓，但沒必要揪著不放。畢竟，人都是要往前看的。”
沙瑞金沒說話。他端起茶杯，喝了口水。
“育良同志，”他說，“我來漢東，是中央的決定。我要做什么，也是中央的指示。歷史問題要不要查，怎么查，我心里有數。你做好你的工作，其他的，不用操心。”
這話說得很重。高育良的臉色變了變，但很快恢復正常。
“是，沙書記說得對。”他說，“我也是為工作考慮，多說了兩句。您別往心里去。”
吃完飯，高育良先走了。沙瑞金一個人在食堂坐了會兒，然后回到辦公室。
下午，田國富來了，臉色不太好看。
“老沙，有點麻煩。”他一進門就說。
“怎么了？”
“杜仲生不見了。”田國富說。
沙瑞金抬起頭：“什么時候的事？”
“就今天上午，”田國富說，“我派人去那個診所，想暗中保護他。結果人去了，診所關門了，李醫生說她早上來，杜仲生就不在了，東西都收拾走了，留了張紙條，說去外地治病。”
“紙條呢？”
“在這兒。”田國富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紙條，放在桌上。
紙條上寫著：“李醫生，謝謝你這段時間的照顧。我兒子接我去北京治病，走得急，沒來得及跟你道別。診費放在枕頭下面了。杜仲生。”
字跡很潦草，但確實是杜仲生的筆跡。
“他兒子接的？”沙瑞金問。
“我問了，他兒子根本不知道他在那兒。”田國富說，“我給他兒子打電話，他兒子說，他爸半年沒跟他聯系了，根本不知道他回國了。”
沙瑞金拿起紙條，仔細看了看。紙條是普通的便簽紙，字是用圓珠筆寫的。沒什么特別。
“監控呢？”他問，“診所附近應該有監控。”
“查了，”田國富說，“巷子口的監控壞了三個月了，一直沒修。周圍的商鋪監控，昨晚到今天早上，沒拍到杜仲生出去。他就像憑空消失了。”
沙瑞金放下紙條，走到窗前。街上車來車往，一切如常。
“老田，”他說，“你覺得，他會去哪兒？”
“兩種可能，”田國富說，“第一，他自己躲起來了，怕我們找到他。第二，有人把他帶走了。”
“你覺得哪種可能性大？”
田國富沉默了幾秒：“第二種。他自己病成那樣，能躲到哪兒去？而且，紙條上說兒子接他，明顯是假的。這說明，帶走他的人不想讓人知道是他帶走的。”
沙瑞金點點頭。他也這么想。
“誰帶走的？”他問。
“不知道，”田國富說，“但能在我們眼皮底下把人帶走，還不留痕跡，這個人，不簡單。”
沙瑞金沒說話。他看著窗外，心里在想，杜仲生會說出多少？他把那些復印件給了自己，會不會也給了別人？或者說，他還有別的證據，沒拿出來？
“繼續找，”沙瑞金說，“活要見人，死要見尸。”
“明白。”田國富說。
田國富走了。沙瑞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想著杜仲生說的話，想著那枚紐扣，想著那輛清障車。
他想起父親筆記上那句話：“有人警告我，別碰。但我是黨員，該碰的就得碰。”
現在，警告也傳到他這里了。
晚上，沙瑞金沒回住處，在辦公室待到很晚。他拿出杜仲生給的復印件，一頁頁地看。現場勘查筆錄很詳細，記錄了每一個細節。調度單也很清楚，時間、車號、司機，還有趙立春的簽字。
證據很充分，但還不夠。這些只能證明趙立春調用了那輛車，不能證明他策劃了車禍。就像杜仲生說的，開卡車的是馬志勇，但馬志勇死了，死無對證。
沙瑞金拿起電話，打給陳巖石。
“陳叔，我爸出事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
陳巖石在電話那頭想了想：“他穿的是西裝，灰色的，我給他買的。怎么了？”
“西裝扣子是什么樣子的？”
“扣子？”陳巖石想了想，“就是普通的扣子，灰色的，沒什么特別的。你問這個干什么？”
“沒什么，”沙瑞金說，“隨便問問。”
掛了電話，沙瑞金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
灰色的西裝，灰色的扣子。但杜仲生說，父親手里攥著的扣子是黑色的，上面有鷹的標志。
那不是父親的扣子。
那是兇手的扣子。
沙瑞金睜開眼睛，拿出紙筆，寫下一行字：黑色金屬扣，鷹標志，西裝。
然后他打電話給秘書小劉。
“小劉，幫我查個事。1994年前后，漢東省領導，或者企業家，有沒有人喜歡穿一個牌子的西裝，扣子是黑色的，上面有鷹的標志。對，很貴的牌子。你悄悄查，不要聲張。”
“好的，沙書記。”
放下電話，沙瑞金走到窗邊。夜色已深，街上沒什么人了。遠處的高樓上還有零星的燈光，像是黑暗中睜著的眼睛。
他看著這座陌生的城市，想著父親曾經也在這里工作，生活，最后死在這里。
然后他輕輕說：“爸，我會查清楚的。”
杜仲生失蹤后的第三天，沙瑞金去了趟北京。名義上是去開個會，實際上他想見一個人。
這個人叫劉偉，是他以前的同學，現在在中央紀委工作。劉偉和他在中央黨校同過學，關系不錯，可以信任。
兩人約在一家茶館的包間。劉偉到得早，已經泡好了茶。
“老沙，稀客啊。”劉偉和他握手，“聽說你去漢東了，怎么樣，還適應嗎？”
“還行，”沙瑞金坐下，“就是壓力大。”
“漢東那地方，是壓力大。”劉偉給他倒茶，“趙立春經營了十幾年，盤根錯節。你這次去，是帶著任務去的吧？”
沙瑞金點點頭，沒多說。
兩人喝了會兒茶，聊了聊以前的事。然后沙瑞金說：“老劉，我想請你幫個忙。”
“你說。”
“幫我查個人，”沙瑞金說，“趙立春。”
劉偉手里的茶杯頓了一下。他看著沙瑞金，表情嚴肅起來。
“老沙，這可不是小事。”他說。
“我知道，”沙瑞金說，“所以來找你。”
“你想查什么？”
“查他1994年前后的情況，”沙瑞金說，“那段時間他在漢東，是常務副省長。我想知道他經手過哪些項目，接觸過哪些人，特別是和青石崖礦區有關的。”
劉偉沉默了一會兒，說：“老沙，你跟我說實話，你查趙立春，是公事還是私事？”
“有區別嗎？”
“有，”劉偉說，“如果是公事，是組織程序，你要走正規渠道，打報告，批了才能查。如果是私事……”他沒說下去。
沙瑞金喝了口茶，茶有些苦。
“我父親，1994年在漢東出車禍死了，”他說，“當時說是意外。但我現在懷疑，不是意外。”
劉偉沒說話，等他說下去。
“我查到一些線索，”沙瑞金說，“那場車禍，可能和趙立春有關。他當時分管政法，親自過問了這個案子，把所有的證據都提走了。現在，關鍵的證人也失蹤了。”
“證人？”
“當年處理事故的交警，”沙瑞金說，“他給了我一些復印件，證明趙立春調用過事故現場的一輛清障車。但三天前，這個人不見了。”
劉偉的表情越來越凝重。他放下茶杯，在房間里踱了幾步。
“老沙，”他說，“趙立春現在是副國級，你要動他，得有鐵證。而且，得有上面的支持。”
“我知道，”沙瑞金說，“所以我需要你的幫助。你在中央紀委，能看到很多我看不到的材料。幫我查查，趙立春在漢東那些年，有沒有什么問題。特別是經濟問題，生活作風問題，什么都行。只要有一個突破口，我就能順藤摸瓜。”
劉偉走到窗前，看著外面，很久沒說話。然后他轉過身，說：“材料我可以幫你查，但我需要時間。而且，這事不能急，得慢慢來。趙立春在位置上這么多年，關系網很深，你一動他，就會牽一發而動全身。”
“我明白。”沙瑞金說。
“還有，”劉偉走回來，坐下，壓低聲音，“你在漢東，要小心。趙立春雖然人在北京，但漢東到處都是他的人。你查他的事，他肯定已經知道了。接下來，他會有動作。”
“什么動作？”
“不知道，”劉偉說，“但無非幾種：拉攏你，威脅你，或者，讓你知難而退。你要做好準備。”
沙瑞金點點頭。他從包里拿出一個信封，推給劉偉。
“這是什么？”
“復印件，”沙瑞金說，“杜仲生給我的。你幫我保管，如果我這邊出什么事，這些東西，你得讓它見光。”
劉偉看著信封，沒接。
“老沙，你別嚇我。”他說。
“不是嚇你，”沙瑞金說，“是預防萬一。漢東的情況，比我預想的復雜。我有種感覺，我已經碰到一些不該碰的東西了。”
劉偉盯著他看了幾秒，然后接過信封，收進包里。
“我幫你保管，”他說，“但你得答應我，一定要小心。有什么事，及時聯系我。”
“好。”沙瑞金說。
從北京回來，沙瑞金直接回了辦公室。小劉在等他，臉色不太好。
“沙書記，您可回來了。”小劉說。
“怎么了？”
“下午省委開了個會，您不在，高育良副書記主持的。會上討論了省紀委近期的工作，田國富書記被點名批評了。”小劉說。
“為什么？”
“說省紀委辦案不力，該查的案子拖著不查，不該查的亂查。還說要整頓紀委的工作作風，要‘聚焦主業，服務大局’。”小劉說得很小心，但意思很清楚。
沙瑞金坐下來，問：“誰點的名？”
“好幾個常委都發言了，”小劉說，“但帶頭的，是政法委的王書記。他說，紀委現在有些同志，不把心思放在正事上，整天翻舊賬，查陳年老案，影響團結，影響工作。”
“田國富怎么說？”
“田書記沒怎么說話，就說會認真研究大家的意見。”小劉說。
沙瑞金明白了。這是敲山震虎。動不了他，就動他身邊的人。田國富是他的得力助手，敲打田國富，就是敲打他。
“還有，”小劉接著說，“您讓我查的那個西裝扣子，我查了。”
“怎么樣？”
“那個鷹的標志，是一個意大利牌子的。那個牌子在九十年代進入中國，很貴，一套西裝要好幾萬。當時在漢東，穿這個牌子的人不多。”小劉說。
“有哪些人？”
“我查了當年的資料，能確定的有三個，”小劉說，“一個是做房地產的老板，叫劉生，現在還在漢東，但生意做得不大了。一個是香港來的投資商，姓陳，1996年就回香港了。還有一個……”
小劉停住了。
“還有一個是誰？”
“是趙立春，”小劉的聲音更低了，“當時他是常務副省長，經常穿這個牌子的西裝。有照片為證，1994年省里開兩會，他穿的就是這個牌子的西裝，扣子是黑色的，鷹標志。”
沙瑞金感覺心跳快了一拍。他盡量讓自己保持平靜。
“照片呢？”
“在這兒。”小劉拿出一個文件夾，里面是幾張老照片的復印件。
照片是黑白的，但很清晰。趙立春在主席臺上講話，穿著西裝，系著領帶。放大看，袖扣確實是黑色的，上面有個鷹的圖案。
和杜仲生描述的一樣。
“這些照片哪來的？”沙瑞金問。
“從省報的資料庫里找的，”小劉說，“我找了個朋友，偷偷復印的。”
沙瑞金看著照片，看了很久。照片上的趙立春還很年輕，頭發烏黑，意氣風發。誰能想到，這個人在二十年前，可能策劃了一起謀殺。
“小劉，”沙瑞金說，“這事，到此為止。你不要再查了，也不要跟任何人說。”
“我明白。”小劉說。
小劉出去了。沙瑞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看著那些照片。
證據又多了一條。但還遠遠不夠。
他需要更直接的證據，需要證人，需要證言。但現在，杜仲生失蹤了，馬志勇死了，當年的物證被提走了。一切又回到了起點。
不，不是起點。至少他現在知道，方向是對的。
電話響了，是田國富。
“老沙，你回來了？”田國富的聲音聽起來很疲憊。
“剛回來，”沙瑞金說，“聽說你挨批評了。”
“小事，”田國富說，“他們也就說說，不敢把我怎么樣。倒是你，要小心。我聽說，趙瑞龍最近在活動，見了不少人。”
“見誰？”
“省里的，市里的，都有。”田國富說，“他那個山水集團，最近在談一個大項目，需要省里批。他到處找人打招呼，說是要請你吃飯。”
“請我吃飯？”
“對，請了好幾次了，我都幫你擋了。”田國富說，“但擋得了一時，擋不了一世。他是趙立春的兒子，你剛來漢東，不見他，說不過去。”
沙瑞金想了想，說：“你安排一下，我見他。”
“你真要見？”
“見，”沙瑞金說，“不見，怎么知道他想干什么。”
“好，我來安排。”田國富說。
掛了電話，沙瑞金走到窗前。天已經黑了，城市的燈光一片片亮起來。他想起父親筆記上最后那句話：“有人警告我，別碰。但我是黨員，該碰的就得碰。”
現在，輪到他了。
見面的地方是趙瑞龍定的，在山水集團旗下的一家會所，叫“云水閣”。地方很隱蔽，在郊區的一個湖邊，獨門獨院，門口有保安。
沙瑞金是下班后直接過去的，沒帶秘書，只帶了司機。到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會所里很安靜，只有幾盞燈亮著。
趙瑞龍在門口等，看見沙瑞金下車，馬上迎上來。
“沙書記，歡迎歡迎。”他伸出手，很熱情。
沙瑞金和他握了握手。趙瑞龍四十多歲，微胖，穿著很講究，手腕上戴著一塊名表。他笑起來很客氣，但眼睛里沒什么溫度。
“趙總，久仰。”沙瑞金說。
“哪里哪里，沙書記能來，是給我面子。”趙瑞龍說著，把沙瑞金讓進去。
會所里面裝修得很豪華，但不過分。墻上掛著些字畫，看起來都是真跡。服務員穿著旗袍，走路很輕，說話也很輕。
兩人進了包間，里面已經擺好了菜，很精致，但不多。趙瑞龍讓服務員都出去，親自給沙瑞金倒茶。
“沙書記，先喝杯茶，這是今年的新茶，朋友從福建帶來的，不錯。”趙瑞龍說。
沙瑞金接過茶杯，聞了聞，確實很香。
“趙總找我來，不只是喝茶吧？”他開門見山。
趙瑞龍笑了：“沙書記是爽快人。那我也就不繞彎子了。今天請沙書記來，主要是兩件事。第一，歡迎沙書記來漢東工作。漢東是個好地方，沙書記一定能大展宏圖。第二，我聽說沙書記最近在查一些舊事，我父親很關心，讓我來問問，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幫忙的。”
“你父親？”沙瑞金問。
“對，趙立春，您應該認識。”趙瑞龍說，“他老人家雖然在北京，但一直很關心漢東的發展。聽說您來了，特意讓我來拜訪您。”
“替我謝謝趙老關心，”沙瑞金說，“我初來乍到，很多事不熟悉，還需要多學習。”
“沙書記太謙虛了，”趙瑞龍說，“您在臨省的成績，我們都有所耳聞。這次來漢東，肯定是要有一番作為的。我父親說了，有什么需要，盡管開口。他在漢東工作多年，還是有些老關系的。”
這話說得很客氣，但意思很明白：趙立春在漢東根基很深，你沙瑞金要想做事，最好跟他合作。
沙瑞金喝了口茶，沒接話。
趙瑞龍也不急，慢慢吃著菜，聊些閑話。聊漢東的天氣，聊經濟發展，聊城市規劃。他說話很得體，很有分寸，一看就是在場面上混久了的人。
吃到一半，趙瑞龍忽然說：“沙書記，聽說您父親也是漢東人？”
沙瑞金放下筷子，看著他：“趙總對我家的事很了解？”
“不敢，”趙瑞龍說，“只是聽家父提起過。他說，您父親當年在漢東工作過，是個好干部，可惜英年早逝。家父一直很惋惜。”
“趙老認識我父親？”
“認識，”趙瑞龍說，“家父說，當年您父親在縣里工作，很能干。他本來很看好您父親，想重點培養的。可惜，出了意外。”
沙瑞金感覺心跳快了一拍。他盡量讓自己保持平靜。
“什么意外？”
“車禍，”趙瑞龍說，“聽說是在山區，路不好走，車掉下懸崖了。家父當時很痛心，還專門指示要妥善處理后事，照顧好家屬。”
沙瑞金看著趙瑞龍。趙瑞龍的表情很自然，像是在說一件很平常的事。
“趙老費心了，”沙瑞金說，“可惜我父親走得太早，沒能為漢東多做貢獻。”
“是啊，”趙瑞龍嘆了口氣，“所以家父常說，要珍惜人才。像您這樣的年輕干部，更是要保護好，培養好。漢東的未來，還得靠您們。”
這話里有話。沙瑞金聽出來了，但他沒接茬。
飯后，趙瑞龍送沙瑞金出門。到門口時，他忽然說：“沙書記，有句話，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你說。”
“漢東這地方，說復雜也復雜，說簡單也簡單。”趙瑞龍說，“關鍵是要看清楚，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有些人，有些事，過去了就讓它過去，對大家都好。您說呢？”
沙瑞金看著趙瑞龍，看了幾秒，然后點點頭：“趙總說得對。我記住了。”
“那就好，”趙瑞龍笑了，“沙書記，以后常來。這里雖然簡陋，但菜還不錯。您工作忙，也要注意身體。”
回去的路上，沙瑞金一直在想趙瑞龍的話。那些話表面上都很客氣，很關心，但每句都在傳遞一個信息：別碰過去的事。
車開到省委大院，沙瑞金沒下車，讓司機繞著院子轉了一圈。他需要時間思考。
趙瑞龍今天的表現，說明趙家已經知道他查父親車禍的事了。他們不直接阻止，而是通過這種方式提醒他，讓他知難而退。
這不是威脅，是警告。溫柔的警告。
但沙瑞金不打算退。他從來不是會退的人。
他想起父親筆記上那句話：“該碰的就得碰。”
那就碰碰看。
第二天，沙瑞金召開省委常委會，討論全省政法系統的整頓工作。他在會上提出，要對過去二十年的重大案件進行復查，特別是那些有疑點的案件，要重新審查，還事實以真相。
高育良第一個反對。
“沙書記，我理解您的想法，”高育良說，“但政法系統的整頓，應該著眼于現在和未來。過去的案子，時間久遠，證據難找，證人難尋，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去查，效果不一定好。而且，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猜測和議論。”
“什么叫不必要的猜測和議論？”沙瑞金問。
“就是……”高育良斟酌著用詞，“就是會讓一些人覺得，我們現在查舊案，是不是要否定過去的工作？是不是要追究某些同志的責任？這樣不利于團結，也不利于工作。”
“育良同志的意思是，過去的事，錯了就錯了，不用糾正？”沙瑞金問。
“我不是這個意思，”高育良說，“我的意思是，要歷史地看問題。當時的條件有限，有些案子處理得不夠完美，可以理解。我們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做好當前的工作，而不是翻舊賬。”
“如果舊賬里有冤情呢？”沙瑞金問，“如果舊賬里有人命呢？也不查嗎？”
會議室里安靜下來。所有人都看著沙瑞金和高育良。
高育良的臉色不太好看。他沉默了幾秒，說：“沙書記，我不是反對復查，我是說，要慎重。政法系統的案子，牽一發而動全身。如果真要復查，我建議先選幾個典型的、爭議不大的案子試點，效果好再推廣。不要一下子全面鋪開，那樣影響太大。”
“我同意育良同志的意見，”政法委王書記說，“政法工作專業性強，還是要尊重專業部門的意見。省高院、省檢察院那邊，我也溝通了，他們覺得全面復查的條件還不成熟。”
“那什么時候成熟？”沙瑞金問。
沒人回答。
沙瑞金看著在座的人，一個個看過去。有的人低著頭，有的人看著他，但眼神閃爍。
“這樣吧，”沙瑞金說，“既然大家有不同意見，那我們舉手表決。同意對重大案件進行復查的，請舉手。”
他先舉起了手。
田國富第二個舉手。
然后是李達康。李達康舉得很慢，但很堅定。
其他常委互相看了看，沒有人再舉手。
七個人的常委會，三個人同意，四個人沒表態。沒通過。
沙瑞金放下手，說：“好，那就按多數同志的意見辦。但這個事，我認為有必要，我會在合適的時機再提。散會。”
他第一個站起來，走出了會議室。
回到辦公室，沙瑞金關上門，站在窗前。陽光很好，但他心里發冷。
他以為會有更多人支持他，但只有田國富和李達康。其他人，要么是趙家的人，要么是不想惹事。
這還只是開始。如果真要查趙立春，遇到的阻力會更大。
電話響了，是陳巖石。
“小金子，我聽說你今天在會上碰釘子了？”陳巖石問。
“您的消息真靈通。”沙瑞金說。
“漢東就這么大，一點風吹草動，大家都知道了。”陳巖石說，“我早就說過，趙立春在漢東經營了十幾年，不是那么好動的。”
“我知道，”沙瑞金說，“但我得試試。”
“你打算怎么試？”
“從青石崖開始，”沙瑞金說，“我父親是在那里出的事，我就從那里查起。那個礦區，當年到底有什么問題？”
陳巖石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說：“青石崖礦區，是趙立春一手推動的項目。1993年立項，1994年開始建設，投了很多錢。但你父親在審計時發現，這個項目的環評報告是假的，土地手續也不全。他寫了報告，要求暫停項目，重新審查。報告交上去的第二天，他就出事了。”
“報告交到哪兒了？”
“省紀委，還有省政府。”陳巖石說，“但都石沉大海。后來項目還是上馬了，但開采了沒幾年，就出了事，礦難，死了十幾個人。礦就關了，一直荒到現在。”
“礦難的事，有人負責嗎？”
“礦主跑了，抓了幾個下面的負責人，判了幾年，就完了。”陳巖石說，“趙立春當時已經是省長了，這個事，沒影響到他。”
沙瑞金記下了。青石崖，礦難，環評造假。這些事，如果能查清楚，也許就能打開突破口。
“陳叔，當年那些資料，還有嗎？”
“應該有，但不知道在哪兒。”陳巖石說，“你父親出事后，他辦公室的東西都被封存了。我去要過，他們說是工作資料，不能給我。后來就不了了之了。”
“誰封存的？”
“縣委辦公室，”陳巖石說，“但我知道，是省里下的指示。”
又是省里。沙瑞金明白了，趙立春把所有的線索都掐斷了。物證，人證，資料，能銷毀的都銷毀了，能封存的都封存了。
但這反而說明，他真的有問題。如果沒問題，為什么要這么做？
“小金子，”陳巖石說，“你要查，我不攔你。但你要小心。趙立春不是一般人，他在漢東的勢力，比你想的大。你一動，他肯定會反擊。”
“我知道，”沙瑞金說，“我會小心的。”
掛了電話，沙瑞金在辦公室里踱步。他需要一個新的突破口，一個趙立春想不到的突破口。
他想起了杜仲生說的那枚紐扣。黑色的，有鷹標志的西裝扣。
如果那枚紐扣還在，如果能找到它，也許就能成為關鍵證據。
但紐扣在哪里？杜仲生說被上面來的人收走了。上面來的人，肯定是趙立春派去的。那紐扣現在應該在趙立春手里，或者已經被銷毀了。
還有一種可能：紐扣還在，但在某個不起眼的地方，被人遺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