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沒有犯錯，資本為何在逃離？| 蔚言大義

傅蔚岡/文

過去幾個月，騰訊的股價一直讓人看不懂。

從2026年初639港元的高點，到4月底跌至472港元附近，跌幅超過25%。這期間，騰訊并沒有發生什么顯而易見的壞消息：游戲收入穩健，廣告業務復蘇，微信的月活用戶依然穩居10億以上。財報一份比一份亮眼，股價卻一路向下。分析師給出的解釋五花八門，但總有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說的都對，卻又沒說到根子上。

直到我看到一位朋友發來的手機截圖后，突然有了一個新的思考角度。

截圖是iPhone的電池使用記錄，當天兩款App的數據并排放在一起：微信，屏幕活躍2小時1分鐘，耗電50%；Claude，屏幕活躍2小時11分鐘，耗電26%，使用時長幾乎相當。朋友附了一句話：“我現在用Claude的時間比微信還多了。”

這張截圖當然說明不了什么宏觀問題，但提供了一個觀察視角：在一個具體用戶的一天里，一款AI應用正在與微信分庭抗禮。不是抖音，不是微博，不是任何一個過去15年曾經挑戰過微信的產品，而是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應用。

資本市場定價的，正是這種結構性的不安。騰訊的問題不是今天賺多少錢，而是用戶的時間正在向一個微信從未真正防守過的方向流動。要理解這意味著什么，我們需要從一個更基礎的命題出發：在信息過剩的時代，真正稀缺的資源是什么？

注意力作為稀缺資源

1971年，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一篇常被引用卻常被誤讀的論文中寫道：信息的豐富必然導致注意力的匱乏。他的邏輯簡潔有力：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因此，信息越豐富，注意力越稀缺。這個洞見在互聯網誕生之前就已提出，卻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才真正找到它全部的歷史重量。

1997年，邁克爾·戈德哈伯（Michael Goldhaber）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注意力經濟”的概念：在信息時代，注意力本身就是貨幣。誰能捕獲用戶的注意力，誰就能將其變現——無論是通過廣告、訂閱，還是數據。互聯網平臺的商業模式，本質上都是注意力的貨幣化。

這一框架為理解微信的競爭史提供了第一把鑰匙。過去15年，微信面對的每一次競爭，表面上是產品功能的角力，實質上都是注意力份額的重新分配：運營商失去的是用戶在短信上花費的時間與金錢；微博失去的是用戶在公開廣場消磨的閑散時光；抖音爭奪的是用戶在等待、通勤、睡前那些碎片化的感官時間。

但注意力并非同質的。赫伯特·西蒙本人是認知科學家，他深知人類的認知資源存在層級——淺層的感知注意力與深層的思考性注意力，在質量上截然不同。這個區分在AI時代變得至關重要，我們后面會回到這一點。

從短信殺手到國民操作系統

要理解微信的競爭史，必須先理解它當年的橫空出世有多么凌厲。

2011年微信上線時，中國移動通信市場正處于運營商的黃金時代。短信是日常溝通的主干道，彩信是社交媒體的雛形，飛信是中國移動試圖構建封閉生態的失敗嘗試。微信用一個極簡的即時通訊工具，顛覆了這套秩序。它依托QQ的用戶基礎快速起量，用“搖一搖”“附近的人”“朋友圈”三板斧，將一個通訊工具改造成了社交平臺。

這場對運營商的降維打擊，用時不到三年。

隨后微信面臨的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對手，是同類即時通訊產品。陌陌2011年上線，主打陌生人社交，一度在用戶增長上頗為兇猛。米聊是小米的同期產品，雷軍當年親自站臺，被視為微信最危險的早期對手。但無論是陌陌還是米聊，都沒能突破微信已經形成的網絡效應壁壘。

網絡效應是一種極為殘酷的競爭機制。經濟學家卡爾·夏皮羅（Carl Shapiro）和哈爾·范里安（Hal Varian）在1999年的《信息規則》中系統闡述了這一機制的運作邏輯：當產品的價值隨用戶數量增長而非線性增長時，先發者形成的用戶基礎本身就構成進入壁壘。

更關鍵的是，通訊類產品面臨的是“雙邊鎖定”：你不僅需要說服用戶換平臺，還需要同時說服他們所有的聯系人。這種協調成本，在實踐中幾乎等同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米聊最終于2019年停止服務；陌陌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間，但始終未能威脅微信的核心地位。

第二波挑戰來自內容平臺。微博的崛起曾讓外界一度以為社交媒體的主戰場在公開廣場，而不是私信空間。微信朋友圈2012年上線，相當程度上是對微博的一次策略性回應——用“半封閉”的好友圈子，對抗微博的公開廣播邏輯。結果證明這個判斷極為正確。朋友圈的親密感和信息質量，比微博的信息洪流更適合中國主流用戶的社交習慣。微博此后逐漸轉型為明星、媒體的公域平臺，與微信形成差異化共存，而非正面廝殺。

第三波挑戰來自短視頻。抖音2016年上線，快手稍早。這是微信遭遇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時間分流危機。短視頻不爭通訊，不爭社交關系鏈，它直接爭奪的是用戶在手機屏幕前發呆的每一分鐘。抖音的算法推薦機制極為精準，它實際上是注意力經濟邏輯的極致工程化：用強化學習算法持續優化“每分鐘注意力捕獲率”，讓用戶在毫無預期的情況下刷上一小時。

平臺經濟學家讓·梯若爾（Jean Tirole）的雙邊市場理論在這里有一個有趣的應用：微信和抖音實際上爭奪的是同一批用戶的兩面——作為內容消費者的用戶，以及作為通訊節點的用戶。抖音只挑戰了前者，沒有也無法挑戰后者。這解釋了為什么微信在短視頻時代雖有失守，卻并未動搖根基。

微信的應對是視頻號。2020年上線，發展遲緩，但在張小龍持續的戰略押注下，視頻號的日活和時長數據逐年提升。到2024年，視頻號已經是中國短視頻領域不可忽視的第三極。微信這一次的反應不能說是失敗，但也絕算不上大獲全勝。抖音的時長優勢至今未被完全動搖。

AI出現之前，微信輸過嗎？

坦率地說，在AI之前，微信從未在根本意義上輸過任何一場競爭。

它對運營商是全勝。對早期即時通訊對手是全勝。對微博是戰略性不敗（兩者分流，但微信的核心社交功能無可撼動）。對短視頻是局部失守，用戶花在抖音上的時間確實被侵蝕，但微信依賴的不是娛樂時長，而是不可替代的通訊基礎設施地位。

這才是微信真正的護城河：它不是一個你喜歡用的App，它是一個你不得不用的App。

工作群在微信里，收款碼是微信支付，父母聯系用微信，學校通知用微信。訂外賣、掛號、查公積金，都可能通過微信小程序。微信早已不是一個通訊工具，它是中國數字生活的底層操作系統。

這里有一個值得辨析的理論概念：轉換成本。經濟學家區分兩種轉換成本——一種是功能性的，即換一個產品需要重新學習和適應的成本；另一種是關系性的，即換一個平臺意味著與現有社會網絡斷聯的成本。微信的護城河以第二種為主。用戶用微信，很多時候不是因為微信最好，而是因為社會關系網絡已經在實踐中在那里，離開的代價不是失去一個工具，而是失去一套社會連接。

大衛·伊萬斯（David Evans）和理查德·施馬倫塞（Richard Schmalensee）在研究平臺競爭時曾指出，這種關系性鎖定一旦形成，幾乎只有兩種方式可以突破：要么整個社會網絡集體遷移（極難），要么出現一種根本不需要遷移舊關系的新需求場景（可能）。

AI，恰好提供了第二種可能。

AI：第一個真正改變時間結構的挑戰者

回到赫伯特·西蒙對注意力的層級劃分。過去，微信的所有競爭對手爭奪的都是用戶的淺層注意力——娛樂時間、碎片化瀏覽時間、社交閑聊時間。這些時間可以被抖音分走，可以被游戲占據，但微信的“剛需通訊時間”始終牢不可破。

AI助手的出現，第一次觸動了一種不同性質的時間：深層注意力時間。

當用戶打開DeepSeek、Claude或GPT，他們在做什么？寫文章、查資料、分析數據、處理法律文件、學習新知識、做投資研究。這些場景的共同特征是，用戶處于主動的認知投入狀態，而不是被動的感官消費狀態。這是赫伯特·西蒙意義上的“思考性注意力”，其稀缺程度和價值密度，遠高于刷朋友圈的碎片時間。

從電池截圖來看，一個用戶在一天之內花了2小時11分鐘與Claude交互，超過了他在微信上的活躍時長。這不是娛樂替代，這是工作流替代。工作流卻是微信從未真正爭奪過的領地。

騰訊當然意識到了這個威脅。混元大模型已經上線，微信內部也在探索AI功能的集成路徑。但這里有一個根本性張力：微信的產品哲學是“用完即走”。張小龍在多個場合強調，好的產品不應該讓用戶沉迷，應該盡快完成任務后離開。這與AI助手希望成為用戶深度工作伴侶的產品邏輯，存在內在沖突。

產品哲學的沖突之外還有一個更直接的現實：混元的實際表現乏善可陳。

在全球AI競賽最激烈的2024至2025年，OpenAI、Anthropic、Google、Meta乃至中國本土的深度求索（DeepSeek）都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迭代，能力曲線陡峭上揚。混元始終不溫不火，在國內主流評測中鮮少出現在第一梯隊，在國際上幾乎沒有存在感。

這對于一家擁有海量用戶數據、充裕資金和頂尖工程師的公司而言，是一個令市場困惑的結果。騰訊不是輸在資源上，更可能輸在優先級和組織文化上：一個以社交和游戲為基因的公司，在需要“all in”基礎模型研發的時代，能否調動足夠的戰略意志，仍是一個開放問題。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AI助手的競爭不是功能競爭，而是認知信任的競爭。經濟學中有“經驗品”（experience good）的概念——消費之前無法判斷質量，只能用后才知道好壞。

AI助手在這方面更進一步：它是高度個性化的經驗品，用得越久，上下文越深，它對你的理解越精準，替換成本也越高。這種粘性一旦形成，其機制與微信當年建立的社交關系鏈粘性如出一轍，但綁定的不是用戶的社會關系，而是認知習慣和工作記憶。

騰訊面臨的處境有點像2011年的中國移動——不是產品不好，不是資源不足，而是新的競爭維度被定義了，而定義者不是你。

時間的終局

回到最初的問題：時間去哪兒了？

赫伯特·西蒙的命題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得到了充分驗證：注意力確實是最稀缺的資源，過去15年，微信贏得了一場又一場的注意力戰爭。它先是從運營商手里搶走了通訊時間，然后用朋友圈守住了社交時間，再用小程序和支付鎖定了服務時間。微信構建了一個幾乎全天候覆蓋中國用戶數字生活的超級平臺。

但注意力的層級結構決定了這場戰爭從未真正結束。

AI助手的崛起，代表著一種新的時間消費范式——不是娛樂式的淺層注意力消費，而是工具式的深層注意力投入。用戶在AI上花的每一分鐘，都是在主動完成一件事：寫作、研究、分析、學習。這種時間的價值密度遠高于刷朋友圈或看視頻號。這種高價值時間恰恰是微信此前從未真正守護過的領地。

夏皮羅和瓦里安在《信息規則》中有一個預言式的判斷：在信息經濟中，鎖定效應（lock-in）是持久競爭優勢的核心來源，但鎖定的基礎可以隨技術范式的變遷而位移。微信鎖定的是社會關系；抖音鎖定的是感官習慣；AI鎖定的將是認知習慣和工作記憶。這三種鎖定針對的是人類注意力系統的不同層次，彼此之間并不存在簡單的替代關系。

騰訊不是沒有能力應戰：資金、數據、用戶基礎一樣不缺。但它面臨的挑戰是產品哲學層面的：微信的偉大，在于它知道自己是什么，也知道自己不是什么。而AI助手的崛起正在重新畫定“什么是數字生活的核心”，如果答案從“社交”變成了“思考與工作”，微信的產品定位就需要一次艱難的自我重構，而這種重構沒有任何先例可循。

股價反映的或許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市場并不擔心騰訊今天賺多少錢，而是擔心在用戶注意力的下一次層級遷移中，微信站在哪里？

這個問題，一張電池截圖說不清楚。但它問得很對。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免責聲明：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供參考、交流，不構成任何建議。

傅蔚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