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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頓公園大道的沃爾多夫酒店。這座具有藝術風格裝飾的摩天樓自1931年開業以來,就是紐約權力游戲的舞臺。赫伯特·胡佛在這里起草過演講,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在這里度過晚年,英國女王每次訪美都要在此下榻。
但對唐納德·特朗普來說,沃爾多夫的意義更直接:它的宴會廳和會議室是紐約地產界簽署最大交易的地方。
此刻,他正坐在三樓一間鑲著胡桃木護墻板的會議室里,面前是一張足以坐下二十人的長桌。長桌的另一端,坐著五個從費城趕來的男人。為首的是約翰·H·安德森,賓州中央鐵路公司的高級副總裁。他五十七歲,頭發灰白。在他兩邊,坐著公司的財務總監、法律顧問、不動產部經理,以及一位年輕的助理律師。
唐納德這邊只有他和集團的律師歐文·L·沃克斯曼兩個人。沃克斯曼六十多歲,曾為父親弗雷德·特朗普服務了二十多年,處理過數千份租約和合同。但此刻,這位老律師的眉頭緊鎖。他不太喜歡目前的局勢——五個對二個,對面還坐著一位明顯不想交朋友的高級副總裁。
桌上,唐納德帶來的效果圖卷筒放在中間,埃迪·巴雷特的設計圖卷在里面。
“特朗普先生,”安德森開口了,聲音低沉,帶著費城口音里那種特有的鼻腔共鳴,“我們不是來喝茶的。公司在今年六月申請了破產保護,你知道。法官給了我們十八個月的時間來重組資產。西區的那一百英畝鐵路站場,是我們手里最值錢的不動產之一。我們需要現金,而且現在就需要。”
他從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翻開,推過桌面。“6200萬美元,這是我們對那塊地的估值。付款條件:2000萬首期款,在區劃變更之前支付。剩下的4200萬在土地過戶時結清。”
唐納德沒有看那份文件。他已經從科恩那里拿到了賓州中央鐵路的資產負債表——或者說,他們在破產申請中向法庭提交的那份。數字他早就背下來了。
“安德森先生,”他說,“2000萬首期款,在區劃變更之前支付。這意味著我的錢要放在一個尚未獲得任何政府批準的土地上,可能一放就是兩年,這筆錢不會產生任何回報。與此同時,我還要支付法律費用、咨詢費用、公關費用,去推動那個區劃變更。”
安德森面無表情。“那是你的風險。”
“不,”唐納德身體前傾,把雙手放在桌面上,手指交叉,“那是我們共同的風險。但如果換一種結構,我們可以把風險變成機會。”他側頭看了一眼沃克斯曼,老律師微微點頭。
唐納德從自己的文件袋里抽出一張紙,那是他親手寫的提案要點。“我的方案是:500萬美元不可退還的定金,換取對西區鐵路站場的獨家開發權,期限十八個月。在這十八個月里,我負責推動區劃變更、完成所有必要的審批、與社區委員會談判、獲得建筑許可。一旦所有審批通過,我支付剩下的5700萬。如果十八個月后審批失敗,你們保留500萬定金,土地重新回到市場。”
會議室里安靜了。財務總監摘下眼鏡開始擦拭,法律顧問把鋼筆放在筆記本旁邊,發出輕輕的一聲響。
年輕的助理律師忍不住開口了:“特朗普先生,500萬連我們估值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而且獨家開發權意味著這十八個月里我們不能接觸其他買家。如果審批失敗,我們不僅損失了時間,還損失了市場機會。”
唐納德轉向他,微笑。“你叫什么名字?”
“邁克爾·斯坦利,先生。”
“斯坦利先生,你是律師,你應該知道:一塊沒有開發許可的鐵路站場,在市場上的價值是多少?不是6200萬,是它作為一塊廢棄工業用地的價值——大概每平方英尺兩三美元,折合不到2000萬。你們在估值中放進去的那4000多萬溢價,是基于‘如果它能被開發’這個假設。而我在做的事情——推動區劃變更、做效果圖、跑市政廳——恰恰是在把這個假設變成現實。否則你們的溢價不可能實現。”
安德森舉起一只手,制止了年輕律師的進一步反駁。他看著唐納德,目光里有了一種新的東西——不是尊重,而是測量,像是在計算對手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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