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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王輝耀
CCG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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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苗綠
CCG秘書長
2026年5月1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時隔九年再次訪華。外界的目光往往容易聚焦于那些立竿見影的短期交易——從烏克蘭到中東地緣危機的可能合作,抑或是在關稅、飛機和農產品上的討價還價。然而,拋開這些表層博弈,此次元首會晤具有一個更為深遠的時代意義:它標志著中美這兩個深度交織的大國,正跨越“脫鉤斷鏈”與“去風險”的喧囂,步履維艱卻又不可逆轉地走向一種“管控下的共存(managed coexistence)”與“管控下的相互依存(managed interdependence)”的新常態。建立起能夠穩定競爭、同時為全球性挑戰創造合作空間的全新機制,將是塑造中美未來十年格局的破局之鑰。
事實上,這種走向務實回調的潛流,在元首會晤真正成行之前便已在兩國的政策界與智庫圈悄然涌動。2026年上半年,全球化智庫(CCG)緊扣兩國高層互動的積極脈搏,先后開展了兩次極具廣度與深度的赴美交流與調研,以實際行動在動蕩的國際局勢中搭建起二軌外交的橋梁。
2月9日至11日,我們率先開啟了“開春美國行”。作為元首通話后首批訪美的中國智庫,我們代表團在短短三天內跨越洛杉磯、圣地亞哥和舊金山,以此回應兩國高層釋放的積極合作信號。在此期間,CCG專家深入美國西海岸的戰略、學術與工商界腹地,圍繞中國“十五五”規劃、全球經濟秩序演變及中美關系走向等核心議題,與當地智庫、媒體及國際組織展開了高頻度對話,推動了思想與政策層面的多維互動。
緊接著在2026年4月,我們的調研訪問進一步向美國政治與金融的核心地帶延伸。我們遠赴紐約與華盛頓,開展了為期十天的深度調研。在這場深度穿梭于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美國傳統基金會,以及Semafor世界經濟峰會與IMF/世界銀行春季年會的行程中,我們得以進入高規格的閉門交鋒現場。在思想的多元激蕩中,我們近距離、全方位地觸摸到了當前美國對華政策的最真實“溫度”。
再結合2026年5月此次特朗普訪華當前中美關系正在出現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變化:盡管戰略競爭仍將長期存在,雙方也不可能簡單回到過去的“全面接觸”時代,但“脫鉤斷鏈”的極端敘事已顯露出明顯局限,以經貿利益、危機管控和務實合作為導向的再接觸正在悄然抬頭。如何抓住這一難得的政策窗口,推動中美從“無序競爭”走向“可管理的相互依存”,不僅關乎兩國關系能否企穩回暖,也將深刻影響全球和平、安全與繁榮的前景。
一、地方州政府與聯邦層面的溫差:美國西部展現出濃厚的對華合作興趣
華盛頓的對華政策語境中,充斥著冷峻的“大國競爭”和高度政治化的“去風險”論調,但在跨越美洲大陸來到西海岸時,這種政治溫差顯而易見 。2026年2月上旬,在兩國高層釋放積極信號后的敏感窗口期,我們深入洛杉磯、圣地亞哥和舊金山等西海岸核心城市,展開了為期約一周的高強度對話。在那里的智庫、地方政要和工商界人士口中,最常見的關鍵詞并非“脫鉤”,而是“務實”、“增長”與“可預期性” 。
在西海岸的調研中,我們強烈感受到地方政府與基層社會對對華合作有著極強的內生動力。這種動力并非源于抽象的意識形態,而是基于實打實的經濟賬。西海岸各州深知,無論是洛杉磯港的吞吐量、舊金山灣區的科技協同,還是圣地亞哥的生物制藥研究,都與中國的產業鏈和消費市場深度綁定。當地官員與企業家更關注的是如何通過合作來對沖通脹壓力、創造本地就業機會以及推動“十五五”規劃背景下的新型經貿互動 。這種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實用主義,與聯邦層面偶爾表現出的“泛安全化”狂熱形成了鮮明對比 。
特別是在氣候變化和綠色能源領域,加州等地方政府表現出了極高的合作熱誠。這種合作不僅僅是政策層面的口頭聲明,更體現在雙向投資和技術應用的微觀細節中。這種基于共同利益的次國家級(sub-national)合作,實際上構成了中美關系最堅韌的底層支撐 。當華盛頓的外交關系因高層政治博弈而陷入僵局時,西海岸這種蓬勃的民間與地方活力,往往能起到一種“戰略減震器”的作用,防止雙邊關系在極端政治氣候中徹底失控 。
這種溫差也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真相:中美經貿與社會的交織早已滲透進雙方的社會肌理,而非簡單的政治指令所能完全剝離。在鷹派聲音占據媒體頭條的當下,西海岸這種基于現實利益的合作沖動,正是維系全球化韌性、防范“永久性動蕩”的重要穩定錨 。通過這種深入基層的二軌外交,我們得以在政治迷霧中捕捉到那股渴望回歸常識與理性的暗流 。
二、穿越政治迷霧:“最不鷹派”的白宮與務實回歸的暗流
那么,在美國政治中心的東海岸如何呢?如果我們僅僅通過美國國會的聽證會或西方媒體的頭條來觀察2026年的中美關系,滿耳皆是“脫鉤斷鏈”與陣營對抗的嘈雜。然而,當CCG深入紐約與華盛頓的核心政策圈,與那些真正參與對華政策制定的“操盤手”進行閉門溝通時,我們卻清晰地捕捉到了一種從“情緒宣泄”向“務實交易”微調的暗流。
這種微調的源頭,恰恰來自于對本屆美國最高決策層的重新認知。在華盛頓交流期間,美國學者、智庫高層及商界精英向我們反復提及一個極具顛覆性的觀點:特朗普本人是當前美國政治中對華立場最不鷹派的人物。《華爾街日報》在2026年4月10日的報道中援引內部人士的話稱,在其團隊中,特朗普反而常被視為“房間里對華最不鷹派的聲音(the least hawkish voice in the room)” 。CCG在此次華盛頓之行中,與多位核心幕僚的交流也反復印證了這一判斷 。與上一屆政府熱衷于聯合盟友進行意識形態圍剿不同,當前白宮的底層邏輯高度聚焦于美國本土的經濟表現與現實利益。
一個極為值得玩味的細節出現在4月14日晚的Semafor世界經濟峰會上。 作為一場匯聚了超過500位全球企業首席執行官、美國商務部長、能源部長等政商巨頭的頂級盛會 ,特朗普專門為峰會錄制了視頻講話 。令人深思的是,整場發言中,他幾乎沒有著墨于伊朗等地緣政治危機或大國意識形態博弈,而是將核心完全聚焦于GDP、增長、工資、就業和企業發展等“成績單式”的經濟敘事 。這種意在動員企業界支持的表態,清晰地折射出其執政重心的內顧傾向上。
我們感受到,許多美國保守派核心人士與華爾街精英們持有相近的戰略預判:特朗普本屆任期,尤其是未來兩三年,很可能構成中美關系一個極為少見的“窗口期” 。 若錯過這一階段,一旦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下一屆政府上臺,或者任由當前整體偏強硬的美國國會徹底主導對華政策,中美關系將面臨難以挽回的破壞 。因此,緊抓當前的現實窗口,推動中美在具體議題上達成交易與妥協,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
三、從盲目遏制走向機制化接觸:重塑經貿與安全的底線邏輯
在美調研期間,我們深切感受到美國政商高層對華博弈的底層邏輯正在發生深刻重塑。在經貿與科技這一競爭最激烈的“深水區”,我們察覺到一種呼喚建立“可預期機制”的聲音正重回主流視野。過去幾年,泛安全化邏輯對全球供應鏈的擾動及對美國產業界的反噬,使得美方務實派開始重新定義“接觸”——這種接觸不再是重回過去的全面融合,而是通過制度化的方式,將雙邊打交道的過程變得更可持續且具可預期性。
在與美方前貿易官員及資深專家的交流中,我們觀察到一個極具風向標意義的動向:美方正在內部醞釀并討論建立類似“貿易委員會”與“投資委員會”的全新溝通機制。我們感受到,美方務實派認為中美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已無法徹底脫鉤,與其在原則性表態上拉鋸,不如通過固定機制將彼此“互有需求”的產品(如農產品、能源及非敏感科技部件)放到臺面上逐項推進。這種思路的核心在于:通過機制化溝通,在確認安全邊界的前提下實現利益最大化,從而讓資本與市場的理性緩慢回歸。
這種務實的“交易型”特質在財金與科技領域尤為明顯。在一些高規格的閉門場合,我們捕捉到美方經濟官員在強調競爭的同時,已不再回避中國在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的產業競爭力,甚至流露出希望在金融空間形成某種互利“安排(deal)”的思維。在科技競爭上,美方展現出的觀點也趨于理性,更多強調“承認差距、加大自身投入”的競爭觀,而非一味訴諸單邊限制。我們感知到,泛安全化的狂熱正在美方決策圈內部經歷新一輪的博弈與降溫。
如果說經貿領域是在摸索合作的“上限”,那么在安全與戰略領域,我們則感受到美方有著強烈的焦慮去確認“不沖突的下限”。在戰略互信嚴重不足的背景下,美方戰略界對建立安全“護欄”表現出迫切需求,希望在戰略預警、危機管控及通報機制上開展更務實的討論。
我們發現,美方傾向于將芬太尼共治等非傳統安全議題視為突破口,試圖通過這些具備現實合作需求的具體事項,轉化為雙方共同認領的合作成果,從而在整體緊張的關系中形成象征性的正面進展。而在臺灣問題等核心敏感議題上,我們仍能感受到美方內部認知的復雜性與模糊處理的傾向,這進一步印證了通過二軌外交傳遞戰略關切、減少誤判的極端重要性。
綜合這些密集且深刻的表態,我們感受到一種明顯的趨勢:中美正從“無序競爭”轉向確認底線后的“機制化接觸”。在官方渠道承壓的背景下,通過二軌交流傳遞的這些務實信號,正成為夯實大國博弈“穩定錨”的關鍵力量。中美關系的未來,或許就隱藏在這些試圖將競爭關進“機制籠子”的努力之中。
四、從“脫鉤敘事”走向“可管理的相互依存”:對特朗普訪華的機制化展望
基于2026年上半年兩次赴美交流與調研,我們愈發感受到,當前中美關系正在出現一種值得重視的務實回調。無論是在美國西海岸的工商與學術界,還是在紐約、華盛頓的政策圈與戰略界,盡管對華競爭仍是主導性背景,但“全面脫鉤”“以壓促變”的極端敘事正在顯露局限。中美經貿聯系、產業鏈嵌入和全球議題上的相互依存,遠比政治口號更具韌性。雙方都無法迫使對方屈服,也都難以承受關系持續失控所帶來的外溢風險。正是在這一背景下,2026年5月特朗普訪華的意義,或許不只在于達成若干具體交易,更在于能否推動兩國從“無序競爭”邁向一種更加現實的“可管理的相互依存”。
所謂“可管理的相互依存”,并不意味著中美重回過去的全面接觸時代,也不意味著科技、產業、安全和地緣政治分歧會自然消失,而是承認競爭將長期存在,同時通過制度化安排為競爭設置邊界、為合作保留空間。此次訪問若能在經貿、投資、安全和危機管控等領域推動新的機制建設,將具有超出一時成果的戰略意義。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雙方可考慮建立雙邊貿易委員會與雙邊投資委員會:前者可聚焦農產品、能源、航空航天及其他非敏感領域的互利貿易,明確供需重點,減少經貿摩擦的反復升級;后者則可圍繞投資準入、就業創造與安全審查邊界開展溝通,避免“國家安全”概念被無限泛化,將每一個商業問題都推向政治對抗。
更重要的是,機制建設不應止步于經貿領域。元首外交長期以來都是中美關系的重要穩定器,特朗普此訪也應成為恢復和拓展常態化溝通渠道的契機。雙方有必要在軍事安全、危機預防、芬太尼及其前體化學品管控、人工智能治理等議題上保持對話。特別是人工智能,已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產業競爭與全球治理的關鍵變量。中美未必會在技術路線和監管理念上完全一致,但兩個最重要的科技大國若缺乏對AI風險的溝通,全球將面臨更高的不確定性。避免人工智能領域出現失控的軍備競賽,應成為未來高層議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此同時,穩定中美關系也需要夯實社會與外交基礎。學生、學者、企業界和普通民眾之間的交流,不應成為政治互疑的犧牲品。恢復教育、人文和商務往來,有助于為兩國關系保留必要的社會韌性。免簽待遇的爭取與外交基礎設施的恢復,也可成為此次訪問值得關注的具體成果。作為七國集團中目前唯一尚未獲得中國單方面免簽待遇的國家,美國是否能夠在此訪期間迎來簽證便利化的新突破,值得期待。與此同時,雙方也可考慮重新審視2020年相繼關閉的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和美國駐成都總領館問題,逐步恢復支撐雙邊交往的基本外交網絡,為中美關系重回更加正常、更加功能化的軌道創造條件。此外,臺灣問題仍將是中美關系中最敏感、最容易引發誤判的議題。在歷屆美國政府均表示“不支持臺獨”的基礎上,美方若能進一步明確反對“臺獨”分裂行徑,并支持兩岸關系朝著和平統一的方向發展,將為中美關系企穩提供極為重要的政治保障,也將向“臺獨”勢力釋放美國不會支持其制造分裂與對抗的明確信號。
放眼全球,推動中美關系走向“可管理的相互依存”,也不僅是雙邊需要,更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當前中東局勢動蕩、霍爾木茲海峽風險上升、烏克蘭危機延宕,全球能源、金融與安全秩序承壓。中美在許多問題上不可能完全一致,但至少應保持溝通、在可能處開展協調,避免雙邊競爭進一步放大全球危機。由此來看,特朗普訪華未必需要制造戲劇性突破,其更深層的價值,在于釋放一個信號:中美雙方愿意在競爭中尋求穩定,在分歧中重建機制,在相互依存的現實基礎上,為全球和平與發展承擔更大責任。
五、結語
我們在美國訪問時,見到了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教授。這位在美國主流學界與政策界具有深厚影響力的學者坦言,盡管他知道中方可能對其前幾年的某些公開表述存在不同看法,但他依然極其渴望能夠繼續推動中美之間的學術交流與相互理解,并表達了今年5月底赴華訪問交流的迫切意愿。他近期將研究視野轉向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歷史,這種研究重心的選擇,折射出美國理性學者在逆風中渴求“重新認識中國”、恢復學術紐帶的真實努力。與此同時,帶領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走過無數風雨的斯蒂芬·歐倫斯(Stephen Orlins)主席即將榮休,這種新老交替的陣痛與期待,預示著中美交往的歷史車輪正翻開新的一頁。
這些在加州、華盛頓與紐約捕捉到的學術潛流與民間溫情,正是特朗普此次訪華所能依托的現實社會基礎。在此次元首會晤的背景下,我們要看的不僅是短期的交易性成果,更是其如何將這些民間的務實期待轉化為長久的“制度化架構”。
縱觀2026年上半年兩次赴美調研,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確信民間外交與二軌交流的千鈞分量。在官方高層接觸受制于政治氛圍、國內壓力與制度摩擦的階段,中美兩國之間更容易滋生信息繭房與戰略誤判。然而,在雙邊關系的堅冰之下,務實、理性、渴望解決問題的潛流從未干涸。它們未必總能出現在聚光燈下,卻構成了兩國關系不至于徹底失控的重要緩沖帶。
在這個破壞與重構并行、競爭與合作交織的十字路口,中國的作用,就是要在這個日益分裂的世界中持續搭建橋梁。面對美國新一屆政府可能提供的短暫“務實之窗”,我們既不能對系統性的對華遏制抱有幻想,也不能因一時的政治喧囂而放棄接觸的努力。“不畏浮云遮望眼”,越是在不確定性上升的時代,越需要以更大的戰略定力推動溝通、增進理解、減少誤判;越是在大國競爭加劇的背景下,越需要為合作保留空間,為和平積累條件。中美關系不會輕易回到過去,但也不應被推向不可挽回的對抗。真正重要的,是在風浪之中守住接觸,在分歧之中尋找共識,在變局之中為世界留下一條通向穩定與合作的道路。(作者:王輝耀,CCG創始人;苗綠,CCG秘書長)
CCG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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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 施普林格·自然集團
● 編著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中國與全球化”系列叢書(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由CCG主任王輝耀博士、秘書長苗綠博士主編,旨在匯聚全球多元視角,探討與中國及全球化相關的問題,剖析中國崛起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并闡述中國在全球治理、全球經濟、全球發展及全球安全領域所扮演的角色。該叢書首次匯集了來自中國及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具有高度影響力的全球意見領袖、前政要、大使、知名學者和智庫專家、跨國公司CEO以及外國商會代表的觀點,打造一個平衡的全球視角。自2021年迄今,該叢書已出版11部,電子書下載量累計超過663萬次,在海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和廣泛討論。為方便廣大讀者閱讀,該叢書主要以“公開獲取”的方式出版,讀者可以在出版方Springer網站上免費下載幾乎全部書籍。
● 圖書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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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作者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21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變遷與理論發展,從技術與人本等新的視角觀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總結了后疫情時代新型全球化具備的特征,然后對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歷史與現實進行了全面總結,用數據與事實說明,中國正在從全球化的受益者發展為反哺者,正在通過自身發展推動全球化進程,并嘗試承擔起更多國際責任,為全球治理創新貢獻方案。作者對全球化發展的理論和文獻做了梳理,回顧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國的發展歷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本書從第四章開始,兩位作者對中國推動全球化實現包容性和公平性發展的路徑進行了探索,通過發揮中國的優勢和特點,讓中國為全球化發展注入新動力。作者基于長期的研究以及與國內國際、官產學各界有影響力重要人士的對話交流等,對中國的全球化發展路徑及全球治理創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國推動全球化發展的三大支柱與七大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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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作者 | 王輝耀
圖書介紹
本書深度剖析了中國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變與抉擇,及其對全球未來的影響。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顧了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歷程,展示了中國從一個封閉的農業國家逐步轉型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過程。書中詳細探討了中國在貿易、投資、跨國企業崛起等方面的角色變遷,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紐帶在這一進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討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崛起及其對全球治理的影響。作者分析了中國在多極化世界中的地位變化,風云激蕩中的中國外交,中美關系的復雜性,以及中國在崛起的、更加一體化的亞洲中的角色。同時,還討論了中歐關系的發展與挑戰。第三部分審視了多邊主義面臨的挑戰和改革。書中探討了如何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尋找自由貿易的發展方向,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通過這些討論,展示出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積極參與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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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編著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對話世界:理解新時代的全球化》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發展史”回顧了全球化的歷程,從古代貿易到現代經濟轉型,探討了全球化的起源與演變。通過與耶魯大學教授瓦萊麗·韓森、《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的對話,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層次發展。第二部分“彌合全球不平等與赤字”探討了全球化帶來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巴黎和平論壇主席帕斯卡爾·拉米、亞洲協會副所長溫迪·卡特勒等嘉賓,分享了他們對全球經濟不平等、貿易體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權力轉移與大國關系》分析了21世紀的權力轉移和大國關系,特別是中美關系的復雜性。通過與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軟實力之父”約瑟夫·奈、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桑頓等專家的對話,討論了大國競爭、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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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編著 | 王輝耀
圖書介紹
作為海內外決策層和廣大公眾理解中美關系時廣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將成為未來幾十年對全球秩序有決定性影響的問題。在與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的對話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關系和中美地緣政治競爭、中國崛起、美國外交政策、美蘇關系、全球地緣政治、核武器、朝鮮問題、新冠疫情及影響等議題進行了深入闡述;全面、系統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對“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經濟、金融、科技、軍事、外交等多個方面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和競爭的看法;深入而透徹地分析了中美雙方實力的變化,以及發生戰爭的風險;坦誠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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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作者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我向世界說中國》是由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和秘書長苗綠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國對外敘事及話語權重塑”問題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據悉,該書講述了全球化智庫近年來立足芒克辯論會、慕尼黑安全會議、巴黎和平論壇、達沃斯論壇等知名國際舞臺,與各國政商學界知名人士暢談國際時局與未來趨勢,回應各方對于中國的關切和質疑,詮釋中國的發展模式,降低外界對中國的誤解,通過多層次、多主體、多元化、多渠道國際交流及傳播,以全球視野講述時代中國,積極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的生動故事。同時,本書立足國際形勢變化和全球傳播新格局,針對中國應當如何開展對外交流和傳播工作、如何創新外宣方式講好中國故事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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